專訪徐友漁 / 從哲學家到北京囚徒：我對這種人生很滿意
文/voa陳小平
著名中國哲學家徐友漁1980年代以來在學術界備受尊重，他後來從學術象牙塔走上街頭，參與六四，零八憲章，出書記錄中國員警國家狀況等活動，活躍於中國公知領域。2014年， 他因為參加一場在私宅中舉行的六四25周年紀念會，被北京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的罪名監禁一個月。作為學者，徐友漁獲得中國最高哲學榮譽金嶽霖學術獎；作為公知，他得到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紀念基金會人權獎。他自己認為參與民主和社會運動所獲得的獎章更加可貴，因為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政治制度。在《縱深視角》的採訪中，徐友漁首度完整闡述了自己對中國的關懷如何影響他理論和實踐的追求，以及他對於中國員警國家的親身經歷與執著。
代價高昂的北京六四25周年紀念研討會
中國哲學家徐友漁、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和崔衛平2014年5月3日舉辦了一場六四25周年紀念會。清華大學教授秦暉、郭于華、六四難屬張先玲等15人參與，賀衛方等4人提交了書面發言。會議結束的當晚還公開發佈了新聞通告。兩天之後，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訊、拘押了其中5名與會者，包括郝建、北京人權律師浦志強、原北京語言大學教師胡石根、自由作家劉荻和徐友漁。浦志強處罰最重，他被判刑並失去律師工作，而徐友漁則失去人身自由一個月。
「正當大家為研討會的成功召開而額手稱慶之際，突然之間風雲突變」，徐友漁在2024年出版的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說，「我們為六四紀念研討會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徐友漁告訴美國之音，他在2009年六四20周年時也曾舉辦討論會，當時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而且規模更大，但是當時「沒有受到太大的懲罰」，而25周年紀念研討會卻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只能說明中國的形勢日益嚴峻，人權每況愈下。
《紐約時報》2014年的報導說：「政府今年在六四紀念日之前採取的策略也堪稱格外嚴厲。。。令中國法律活動人士、自由知識份子和外國記者不寒而慄。」
書齋哲學家如何變成民主人士？
徐友漁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他1994年出版《「哥白尼式」的革命》，隔年就獲中國哲學界最高榮譽「金嶽霖學術獎」。1996年與人合著的《語言與哲學》在當代漢語語言哲學領域有重要影響。 中國《南方人物》週刊評價徐友漁是當時中國學界闡釋西方理論最重要的學者之一，是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理論家胡平先生稱徐友漁寫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專著。
不過，中國的輿論對徐友漁的學術研究也有批評。復旦大學教授張志林曾在《二十一世紀》發表對《語言與哲學》的書評，他認為這本書的「一大粗漏」是「忽視哲學方法的清理」，中國左派雲集的烏有之鄉網站還專門開闢了《徐友漁評析》，批判「徐友漁的謬論」。
為什麼一位成果斐然的哲學家和中國思想史專家會成為2014年北京拘捕的少數人之一？徐友漁告訴《縱深視角》，他從書齋思考哲學問題變成北京囚徒的關鍵因素是89年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對我重新思考我的生活方向跟意義有很大的影響。」他說,，六四當天，他在廣場待了一整晚。
徐友漁在回憶錄中說，他是六四夜中共屠殺的見證人。當夜，他與妻子為死難者製作了直徑半米的大花紙，並公開懸掛在人潮湧動的北京新街口鬧市區；他搶在官方封鎖醫院之前，與一些朋友以尋找失去親人的名義，前後查找了10家醫院的官方死亡簿，統計大屠殺受害人名單。
他說，在六四期間，他參加了無數的遊行，他帶著照相機上街，紀錄和瞭解發生在北京的各種重大事件。例如，他陪同當時在北京採訪的香港記者蔡詠枚參加了首都新聞工作者在魯迅博物館的聚會，還紀錄了他去廣場探望北京鋼鐵學院學生並與他們對話的場景等。
當徐友漁2014年獲得帕爾梅紀念基金會人權獎及7.5萬美金後，他與妻子決定將獎金全數捐給了丁子霖領導的「天安門母親」。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推薦人
徐友漁告訴美國之音，六四事件之後他開始更多地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並與劉曉波等人見面。他在回憶錄中說，2004年他跟劉曉波的第一次「正式見面」「完全不是一般性地認識交友，而是要開啟一趟破冰之旅。」 他領銜與劉曉波等人發表了六四15周年的公開呼籲。2008年，他參與了《零八憲章》的內容討論修改，更是重要簽名人之一。劉曉波被捕後，他兩度領銜發表公開信營救劉曉波。鮮為人知的是，他是劉曉波諾獎推薦人。2010年，他是《公民承諾》倡議書和中國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鑒於扮演「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的角色，徐友漁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週刊選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之一。2014年，總部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奧洛夫·帕爾梅紀念基金會將人權獎授予徐友漁，以表彰他「長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和「為中國的和平民主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
徐友漁告訴美國之音，作為知名學者關心社會問題多，發言多，影響也就增加。在組織、參與關於人權、 政治犯等問題的呼籲書起草簽名之後，大約從2006年開始，員警開始進入他的日常生活，並監視他的這些民主活動。2014年他最終因為參與六四25周年紀念會被拘留一個月。不過，徐友漁提及他並不害怕員警並堅持國家公權力不應當進入個人私領域，一貫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態。
一生學問終極答案：中國問題根子就是政治制度？
走出中共監獄後， 徐友漁2015年11月至2017年在紐約新學院任駐院學者並為新學院開設中國文革系列講座。回顧自己學術和民主運動的經歷，78歲的徐友漁表示，對中國的關懷一直是他人生選擇的主要考慮。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時專攻分析哲學，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問題在於人的思維方式、整個思想文化層有問題。他後來又從分析哲學改為政治哲學。
他對美國之音解釋說，這是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烈的政治關懷、人文精神關懷和公共關懷。「六四」之後，基於自己的學術優勢與實力，最終「找到了一個適中的位置」後決定「轉一個半彎」，這既能照顧到哲學追求，同時又對中國的政治發展表示關切。他自己總結說：我追求的是自己人生的意義最大化，我實現了我自己的計算和計畫。我現在對自己人生感到滿意。
從數學到分析哲學，再到政治哲學，中國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徐友漁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每個方面的問題都值得投入整個力量和生命，但「最根本問題是在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問題不解決了，另外的努力都是事倍功半的。」
在接受《波士頓書評》採訪時，目前客居紐約的徐友漁說, 「在中國，爭取變革現實的呼聲不絕於耳，爭取變革現實的行動和活動層出不窮。我想，從長遠看，我們是不必絕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