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哈佛大學教授懷默霆： 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正被削弱中
文/RFA喬琴恩
哈佛大學社會學榮譽退休教授懷默霆（Martin Whyte）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聯合主任羅斯高（Scott Rozelle ）等人合作，探究中國人民在經歷新冠疫情、房地產危機和青年高失業率等問題下，對未來是否仍和上世紀初期一樣那麼樂觀。
該研究將2023年的民調與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結果進行比較發現，態度發生顯著轉變，2023 年的受訪者，越來越多地將貧窮與富裕，歸因於機會不平等結構性因素，而不是個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的差異。儘管這種趨勢並未直接威脅政治穩定，但它表明，中國領導人在動員公民應對未來挑戰時，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懷疑和批評聲音。
記者：習近平呼籲中國人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你認為中國人會接受並繼續這樣下去嗎？
懷默霆：不會的。我認為人們想要政府做更多，而不是僅僅告訴他們要吃苦、努力工作，以及不要大驚小怪。
記者：您認為，無論社會情緒悲觀與否，都不會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嗎？
懷默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但這還不足以導致其被推翻。
過去普遍認為，黨和國家在管理社會方面做得很好、很成功，且中國人民從中受益。但現在，我認為，如果有新的運動或政策，人們更可能持懷疑甚至批評的態度。
習近平提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找辦法讓女性多生孩子，顯然在中國引起嘲諷。尤其是年輕人和女性認為相當荒謬，覺得習近平完全脱離現實。他究竟在想什麼？中國社會的現狀並不支持生育三個孩子的情況。
因此，我認為合法性並不是非有即無的，而是有高有低。
我認為，習近平的領導現在合法性較低，是因為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時處置不當，導致人們遭遇殘酷的經歷，以及房地產業危機等其他因素。多年來，房地產業似乎是提升家庭收入的主要動力，但結果卻激勵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建造遠超過實際需求的住房。隨着人口縮減……黨和國家的能力何在，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再以習近平之前的中國高等教育政策為例，江澤民時期，中國決定大幅進行高校擴招。這並不是市場驅動，而是由黨推動的。官員們認為，未來需要更多高素質的人才，因此迅速擴大招生規模。但現在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大學畢業生數量過多，包括來自1998年後快速建立、質量卻不高的三、四流大學。因此，許多年輕人擁有大學學歷，卻難以找到工作。
因此，青年失業問題很大程度源於這樣一個現實：許多年輕人原以為能夠找到高薪且富有生產力的工作，但現在卻面臨諸多困難。
記者：通過觀察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和其對蘇聯的研究成果，您認為他是否對共產黨的合法性作出了錯誤的假設？
懷默霆：我無法深入習近平的大腦，探究他的動機。但我一直覺得，尤其是習近平，以及一些早期領導人如江澤民對法輪功的反應，總是害怕失去控制。在我看來，這種偏執在習近平上台時並沒有必要。
換句話説，我認為人們當時相當包容、積極，並願意創新和投資，與蘇聯的情況截然不同。蘇聯在最後幾年經歷了相當大幅度的經濟和政治停滯。但在中國，儘管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國家仍在往前邁進，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教育，越來越多中國遊客出國旅行。
2013年，我最後一次從哈佛大學學術休假，非常幸運地在義大利佛羅倫薩度過這段時光。
我記得我不斷遇到中國遊客。我妻子也會説中文，我們和坐在旁邊餐桌上的一些年輕中國人聊了起來。他們來自上海，在警局工作。我的妻子對那些價格高達幾千美元的意大利皮包不感興趣，但中國遊客卻排隊購買這些奢侈品。
因此，我認為習近平本應更加自信。
很明顯，我不是習近平的支持者。我認為他為了加強控制和強調安全所做的許多事情，最終將適得其反。認為可以通過打壓、收緊控制、讓人們陷入政治麻煩、以及恐嚇知識分子等方式，而不損害社會進步的能力，這在我看來是非常有問題的。
自2019年夏天以來，我還沒有去過中國。上一次是在新冠疫情前，我參加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辦的會議。當時一位年輕女性被指派陪同我，我提到了一些最近在《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她説：「我希望我能讀到那些。」
顯然，中國人非常聰明。許多人使用VPN來繞過防火牆，獲取大量信息。儘管如此，認為可以試圖完全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而不損害中國與其他社會競爭以及持續進步的能力，這在我看來是非常有問題的。
記者：我們是否可以將中國現在的狀況與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蘇聯進行比較，當時蘇聯經濟陷入停滯，人們變得非常悲觀？
懷默霆：我認為這説法有些牽強。我認為人們的確更加悲觀，但中國經濟仍有許多比舊蘇聯更具活力的領域。
蘇聯的經濟非常依賴國家計劃，官僚體系僵化。相比之下，中國有更活躍的私營部門，並且在全球經濟中的參與度更高。因此，我不認為兩者相近。不過，一個普遍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仍然主要在私營部門和外資部門。
習近平希望調整這種平衡，或聲稱支持私營部門，鼓勵外資等。然而，他明顯更為重視與國家相關的產業。因此，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像蘇聯那樣嚴峻和停滯不前。
不過，我認為如果習近平不那麼偏執、不專注於控制，也不那麼害怕中國走上蘇聯的道路而分崩離析，那將會更好。
越來越多地將貧窮與富裕，歸因於機會不平等結構性因素，而不是個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的差異。儘管這種趨勢並未直接威脅政治穩定，但它表明，中國領導人在動員公民應對未來挑戰時，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懷疑和批評聲音。
記者：在其他社會，當執政政權表現如此無能時，人們會抗議、推翻政權或通過選舉進行淘汰。正如您所説，您認為這不會真的結束中共的統治。那麼這種勢頭將走向何方？是什麼讓您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懷默霆：偶爾有傳聞説人們對習近平及其一些舉措感到不滿。但習近平非常擅長將自己置於中心，防止競爭關係的出現。
我認為從底層發起抗議以威脅系統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可能誤判。 1989年，我就沒有預見到那些抗議活動有多接近動搖黨的控制。
所以，誰知道呢？現在的情況與1989年非常不同，習近平在建立安全系統和控制結構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我很難想象會有來自底層的變化能夠改變現有的體制。
記者：研究的民調顯示，儘管人們不再那麼樂觀，對未來感到悲觀的人數比例卻沒那麼低。這是為什麼呢？
懷默霆：很多中國人，因為許多條件得到改善，所以對（黨）仍然存有些許感激之情，並對未來有些樂觀。
在這些調查中，我們會給出一個陳述，並詢問受訪者「強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還是「強烈不同意」。 （例如我們問）基於當前的國內形勢，像你這樣的人仍然有很大的機會提高生活水平。你如何看待這一陳述？在2014年，62.1%的人同意或強烈同意這一陳述。到2023年，只有28%的人強烈同意。那麼，有多少人不同意或強烈不同意呢？在2014年，只有18%的人不同意這一陳述，而這比例（在2023年）稍微上升到21%。所以，現在27.7%的人同意仍然有很多機會，但21.3%的人不同意。
因此，情況並沒像多數人想得那樣完全轉向消極。
還有其他非常相似的陳述。 （例如）：在我們國家，努力總是會得到回報。 2014年，62.3%的人同意這一觀點，而這個比例下降到28.3%。不同意的人數則從16.4%上升到31.3%。在這種情況下，不認為辛勤工作總是會得到回報的人的比例，比贊同的稍微多一些。
因此，悲觀情緒有所增加，但並不是説80%的中國公民完全悲觀和消極。
我早期調查的結果當中，一個顯着的特點是，樂觀程度和認為當前不平等的現象相對合理，讓人們取得成功的感覺，這遠高於其他國家。
然而，現在發生的情況是，中國的樂觀情緒有所減弱。但是，如果你問美國人，他們認為五年後自己的家庭狀況會更好嗎？我不知道答案會是什麼，但或許仍然不如中國，2023年調查中只有47%的人表示樂觀。
因此，中國不再像我早期調查的那樣對當前不平等現象有極高的樂觀和接受度，這與2000年代初人們的擔憂相牴觸。那時人們擔心中國人會對社會不公感到越來越憤怒，實則多數中國人對生活顯着改善感到相當欣慰和樂觀。
王豐今年出版的新書《中國繁榮簡史》，詳細記錄了飲食、服裝、住房、教育、出國旅行等方面的變化；總結了相較於毛澤東時代末期，人民生活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改善。
數十年來不斷提升的繁榮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基於業績的合法性。我的感覺是，儘管黨非常樂於把此成就歸功於自己，但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放下了干預，讓中國人民的才華和雄心得以展現，從而擺脱前一個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束縛。儘管如此，這仍然意味着大多數人至少會對黨給予一定的肯定，因為是黨允許甚至鼓勵這一切的發生。
記者：您的研究提到，經濟放緩改變中國人對不平等的看法。與此同時，中國人民的社會自由也在減少。還有其他因素可能導致「社會火山型」的抗議爆發嗎？
懷默霆：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們並不預測社會動盪。這可能是因為習近平在加強有效控制的安全系統方面非常成功。
我在2019年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時，走在街上感到非常壓抑。我只去了北京，，沒有去其他地方，但我經常看到穿着卡其色制服的人進行安全巡邏，還有一些穿藍色警服和黑色保安服的人……。這一切讓我感覺非常壓抑和高度控制。
在北京的一些主要十字路口，設有天橋以免交通阻塞。安保人員攜帶槍支站在這些天橋上，我不太明白他們是要確保人們不從上往下扔石頭到車輛上還是什麼的。我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但這一切讓我感到有些壓抑。
我猜想中國仍然有很多抗議活動，人們抱怨工資、污染和其他許多問題。但至於推翻黨的那種「社會火山型」抗議？我並不認為會發生。
儘管如此，我們還沒有討論中國的其他問題，那些使得中國越來越難恢復高經濟增長的問題。
其中一個當然是人口快速老齡化。中國最近承諾提高退休年齡，但進展緩慢且幅度很小，因為這一措施非常不受歡迎—從原本60歲領取養老金，現在卻要等到63歲。法國、俄羅斯等國家也曾嘗試這樣做，結果引發大規模抗議。
儘管如此，在中國，你會聽到一些觀點，比如中國將發展銀髮經濟，以及會有越來越多新創公司滿足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口需求。雖然這説法有一定道理，但整體上仍然是失衡的。
又或者，過去十多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一直在減少。因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越來越少，退休人數卻在不斷增加，需要養老金、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支持。所有這些都需要大量資源，而這些資源又無法用於投資新技術、改善年輕人的教育等方面。
因此，中國面臨着所有這些嚴重的挑戰。如果人們對未來感到悲觀，並且認為社會運作不夠公平，那麼他們對政府要做的事情的接受度就會降低。我認為，這種接受度是中國改革大部分時期的特徵，但近年卻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