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創新進展「驚人」，美國議員和專家擔心未來中國或將技術力量「武器化」
文/voa薛小山
拜登政府星期五(9月20日)宣佈將向美國公司提供超過30億美元的獎勵資金，以促進用於電動汽車的先進電池和其他材料的國內生產，這是持續推動降低中國在電動汽車和其他電子產品電池生產中的全球主導地位的一部分。但美國智庫的一項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在核電、機器人和電動汽車等先進產業的崛起正在加速。美國專家建議，美國政府必須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強大、自覺的作用才能在這場「吾贏彼輸」的競爭中抗衡中國。
白宮經濟顧問賴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說：「今天的獎勵項目使我們更接近實現行政當局的目標，也就是在美國建立電池和關鍵礦物的端到端供應鏈，從採礦到加工再到製造和回收，這對於減少中國在這一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至關重要。」
華盛頓智庫資訊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 星期三(9月18日)在國會山發佈一份歷經20個月、關於中國在10個高科技行業創新能力的調查報告結果發現，儘管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趕上世界創新領導者，但正在取得極其迅速的進步，而且在未來10到20年，中國很可能在大多數先進行業中達到或非常接近全球創新前沿。
報告顯示，中國在核能方面領先；在電動汽車與電池方面與全球水準持平；在機器人、顯示技術、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領域接近領先；但在化工、機床、半導體和生物技術方面則相對落後。除了半導體領域因出口管制而進展受阻，中國在其他領域的進展速度「驚人」。報告警告說，如果不採取措施應對中國政府主導的創新浪潮，美國及其盟友將很快將被迫追趕中國。
ITIF主席和創始人、報告作者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中國的創新速度令他驚訝。「他們現在的創新速度不是每小時20英里，而是100英里。他們投入了如此多的工作、努力、資金、科學家和（研究）中心……。」
報告警告說，「幾十年後，我們可能會身處一個中國對美國實施出口管制的世界」，「除非美國的技術經濟政策發生變化，接受‘國家權力資本主義’，否則美國不太可能在眾多先進產業中保持與中國的競爭地位」。
站在美國的肩膀上的中國創新
報告資料顯示, 2023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和在建的核電站數量超過了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在大規模部署第四代核反應爐方面可能比美國領先10到15年；中國生產了全球62%的電動汽車和77%的電動汽車電池；2024年，全球大部分新晶片製造能力將建在中國；從2017年到2021年，中國的新臨床藥物試驗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等等。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星期三在該報告的簡報會上發表演講指出，這些統計資料應該對全球各國敲響警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明，任何依賴或開放的大門，都會在中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被武器化。這不是猜測：這是我們已經見過無數次的劇本。」他說。
穆勒納爾說，中共利用美國提供的技術工具，構建了新的監控鏈條，不僅束縛中國人民, 還試圖將這些鎖鏈延伸到全球，包括美國本土。中共將經濟視為政治的延伸，通過消除競爭來贏得勝利。合資和投資公司是中國企業消滅美國企業而不是與美國企業合作的工具。他說：「列寧曾說過：‘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用來絞死他們的繩索’, 中國共產黨深刻領會了列寧的觀點。」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裡克·斯威策（Rick Switzer）在簡報會上指出，中國今天所處的創新地位並不完全是靠偷竊得來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和外國公司和大學合作，通過在國外學習的學生或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員工等合法手段獲取的。
他說，約70%的來自大陸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專業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後最終進入了中國公司和國有實驗室工作。比如全美最好的喬治亞理工學院的材料科學專案為中國培養的新教授和實驗室研究人員的數量達到為美國培養的八倍之多。
「能夠從通過我們系統的應屆畢業生和博士後中回收創新的抗體，是中國保持創新活力並成為‘快速追隨者、同行甚至行業領導者’的關鍵要素之一。」斯威策說。
斯威策告訴美國之音，美國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幫助中國建立創新體系，包括美中的大學合作可以追溯到八九十年代， 幫助中國建立了衛星學校、培訓教授、建立研究所，比如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説明中國完善同行評審流程。
「美國政府介入並幫助支持中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因此，中國一直站在美國的肩膀上。我們是導師，教他們如何從頭開始建立創新體系，但中國越來越不需要我們。中國把我們從駕駛座上移走，自己坐上去。現在我們有點像是坐在副駕駛座上，幫點小忙，但他們很快就會把我們踢出車外。中國真的很快就能真的自己進行創新了。」斯威策說。
斯威策指出，美國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與中國的合作發表的論文比與其他任何國家的合作都要多。「美國和中國(的科學工業綜合體)完全交織在一起，但中國從中受益最多。因此，現在的大趨勢是，中國繼續不受約束地獲取美國的創新能力，以推動自身的創新體系。」他說。
阿特金森指出，中國最初的知識注入通常來自歐美外企或大學，雖然這些年來，這種注入相對下降了。不過，他指出，如果起初沒有外國公司的技術扶持，中國很容易就會比現在落後10年。「比如華為，如果沒有與歐洲、日本和美國的電信設備公司建立合資企業，這家電信公司可能就不會存在。一位中國官員曾經說過，這些公司偉大的老師，教我們如何建立華為。」
靠政府興奮劑維持生存的「噴火龍」
ITIF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共快速的創新進步還源於中共決心在眾多先進行業中佔據全球市場主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 2006年就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15 年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發佈了《中國製造 2025》計畫，隨後⼜出台了《「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和許多針對單個技術和行業的具體行動計畫。隨著美中關係不斷惡化，習近平近年來大力強調「雙迴圈」、「新質生產力」等概念，以降低對外依存度，實現自主創新。
報告說，與美國模式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國模式基於不同的目標–在獲得優勢的同時削弱競爭對手的優勢–從而導致中國企業形成良性迴圈，而讓競爭對手形成惡性循環。
「習近平的領導⾸先關注的是最大化(中國的)全球技術經濟權力，包括通過一系列掠奪性的重商主義政策，主要重點是發展中國經濟，但犧牲了全球其他經濟體，尤其是西方技術領導力量。」 阿特金森寫道。
他比喻說，「中國更像二十年前的亞洲四小龍（香港、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只不過，中國不再是老虎，而是靠政府提供的興奮劑維持生存的噴火龍。」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斯威策表示，美國在基礎科學方面仍然很優秀，問題在於如何將其轉化為真正的產品和服務。他說，中國政府所做的就是控制市場准入，同時補貼中國公司在國外市場的競爭力，儘管美國無需複製這一點，但需要制定政策來解決這個挑戰。
「如果你不像中國那樣考慮市場。國內市場是為了支援和培育你的創新企業，國外市場是為了競爭。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允許中國特別是北京制定工業政策，這些政策往往保護他們的國內市場，而我們卻讓美國的市場開放競爭。」他說。
阿特金森說，中國不關心生產力，而是專注於獲得權力。「中國的目標是主宰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高科技產業。中國的國家投資率是美國的兩倍，這是其體系的一個特點，而不是一個缺陷。」
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特別競爭研究專案高級總監麗莎·托賓(Liza Tobin)也在簡報會上指出，「中共並不是為了利潤、生產力或消費者福利而進行優化，而是為了權力而優化的。美國越早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出調整，就越好。中國可以創新，這將對美國的繁榮有著巨大的影響。」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說，中共的劇本反映了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差異。「對美國人來說，經濟增長和創新是改善所有參與者福祉的途徑。對於中共來說，經濟增長和創新是在海內外增加黨的權力的工具。」
他舉例說，中國的企業家得到政府支持和補貼，外國競爭者則成為智慧財產權盜竊和經濟戰的目標。「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和外國公司可能會被當作臨時工具使用，在習近平構建的這個體系中，他們沒有長期的位置。只有這樣的企業家和美國輸，中共才能贏。」
中共或將科技創新「武器化」, 台海戰爭中鉗制美國?
ITIF的報告指出，如果中國成功成為全球創新的領導者，全球科技經濟力量的中心將發生轉移，潛在後果包括：中國將不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和其他貿易工具的影響，其軍事能力和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將增強。與此同時，美國的技術生產基礎將繼續削弱，美元的價值將大幅下跌，或者美國的貿易赤字將擴大。
阿特金森告訴美國之音，中共將經濟、貿易和技術視為爭奪主導地位的戰場, 旨在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他說，如果中國能夠獲得創新優勢，美國出口管制的杠杆力將變為零。
「如果中國不喜歡我們做的事情，他們可以說，中國不再出口這些產品。如果我們在這些產品上依賴中國，我們到時候該怎麼辦？現在中國在很多情況下更依賴我們。但如果我們在八九成的事情上依賴他們，中國就有權控制我們。」他說。
目前，中國在大批量生產尖端邏輯半導體晶片方面落後全球領先者約五年，台灣則生產了全球90%的先進半導體晶片。美國情報官員透露，習近平命令解放軍在2027年之前具備武力侵台的能力。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斯威策指出，在潛在的台海戰爭中，中國對於一些產品的禁運意味著美國的作戰工業基礎將無法運轉，甚至整個美國工業生態系統的崩潰。
「我們現在需要的武器系統，很多實際上都是在中國的印刷電路板和傳統晶片上運行的。台灣、韓國和中國占驅動我們戰爭機器的許多關鍵微電子技術的80%。在台灣戰爭中，台灣不再向我們供應，韓國也不太可能，而中國是對手。屆時，整個美國軍事工業基地都停止運作，這些是我們在全球化世界中面臨的真正問題。我們製造出的依賴不僅僅是對中國的依賴，還有對對於中國家門口的那些國家的依賴，中國的軍隊和軍事能力幾乎可以立即從全球供應鏈中撤出，這會讓我們處於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困境中。 」他說。
美國陸軍退役少將約翰·費拉裡（John Ferrari）六月份也警告說，中共製造商已深植於美國國防系統，「如果我們與中國開戰，而中國停止提供零部件，我們將無法製造所需的飛機和武器。」
阿特金森回顧歷史指出，自獨立戰爭後的二百多年來，美國每次都在戰爭爆發時以壓倒性的生產力作出回應，但今天，美國終於遇到能夠在生產力上超越它的對手–中國。他還寫道，不幸的是，美國很可能到中國入侵台灣時，才會真正進入技術經濟的戰爭狀態。
「吾贏彼輸」，發明具有美國特色的中國模式
美國商務部上星期四宣佈了新一輪涉及量子計算和先進晶片製造工具的出口管制措施，以保護美國的技術優勢。2023年8月，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美國在中國敏感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斯威策認為，目前美國政府採取的「小院高牆」的防守政策還遠遠不夠，亟需一套積極扶持關鍵產業的產業政策。
「除非我們制定一項全面的產業政策，專注於市場、市場准入和保護特定行業市場。我們必須擁有這些特定市場才能擁有經濟安全，才能讓我們的軍事工業綜合體正常運轉。如果我們不創造這些市場，那麼無論多少投資都無法產生長期可行的企業。這些企業將永遠不得不在全球範圍內採購，將永遠在與中國的補貼戰中失敗。 」他說。
曾在拜登政府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對外關係委員會（CFR）「中國戰略倡議」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星期三的簡報會上說，美國政府可以在幫助美國保持工業競爭力方面發揮更多作用。他建議，美國作出結構性的變革，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和中國競爭的方式。不能只是在邊緣上修修補補，零散地推出激勵計畫和稅收抵免。
「美國有很多優勢。我們只是缺乏政治意願。」杜如松說，而中共向來以地緣政治角度看待技術和產能，前進的動力是實現富強和擺脫百年國恥。
「如果我們不齊心協力，美國的最終結果就會陷入去工業化的局面，專注于大宗商品、逃稅、房地產和旅遊業，而不是工業。我想任何人都不希望如此，但這就是大勢所趨。如果你看看我們的出口概況，你會發現我們越來越像巴西，而不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他說。
阿特金森表示，對抗中國體制需要採取「國家權力資本主義」(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的模式, 美國政府必須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強大、自覺的作用。「就好像眾所周知，美國不應該像中國一樣，但我們應該接受中國模式，但要有美國特色。」他說。
穆勒納爾議員說，美國必須同時打好進攻和防守–出口和資本外流限制是戰勝中國共產黨的必要條件，通過將這些工具與美國自身創新的投資相結合，美國就可以取得勝利。
「我們的競爭，如同與蘇聯的競爭，不僅是美中兩國之間的較量，更是兩種未來的對抗。唯有吾贏彼輸，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得以延續。」 穆勒納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