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重返公眾視野(上、下)：談「1989」和她的清邁歲月

文/RFA

遠離公眾視野二十多年的中國著名記者戴晴近期在泰國清邁接受記者專訪，她回顧了1989年學運期間的被捕經歷以及為學生與中共高層對話的過程。詳細內容分為上下兩篇報導，今天播出上集。

距離泰國清邁古城十多公里的一個綠葉扶疏的「別墅棚戶」，戴晴隨剛剛退休的女兒暫住在此。七月下旬的一天，記者在作家王繼的陪同下前往。戴晴熱情迎接，她言辭幽默，聲音洪亮，無人相信她已年過八旬。

在這個有著「作家村」和「知交小聚落」美稱的31戶庭院的最東頭，是鄰居共用的書房，安靜、明亮，散發著書香。和戴晴同一社區的王繼說，書架上一排排的書，是兩年前這個取名為「聚園」的社區初建時，戴晴捐的。一行人落座，戴晴順手抽出一本《閻明複回憶錄》說：「閻明複不在了，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時候，我們有過幾次交道。去年，他剛走那陣，多少人寫懷念文章啊！我猶豫著，我經歷的一個細節，相當重大的一個細節。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寫。」

戴晴：閻明複說「學生再鬧趙紫陽就完蛋了」

八九學運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閻明複，受命與北京的大學生溝通協調，戴晴代表民間和學生，轉述中共高層的態度。

戴晴說：「閻明複他去世的時候，有一個最關鍵的事，我沒有寫。我代表民間這一方，他代表官方。然後我們兩個人談條件的時候，什麼條件學生就可以退。我說，要說‘同學們，你們做了很好，民主啊，這個那個。’ 閻明複說沒有可能，他說我可以讓趙紫陽或者李鵬去看他們。我說那看了以後說幾句吧，（閻明複說）不行，最後只能說‘同學們好’，多一個字不能說。」

戴晴接著說：「我轉身就說，那我就傳達你這個話（給學生）了。我剛一轉身，他就在後邊叫住我，他說‘你告訴他們，鬧吧你們，再鬧趙紫陽就完蛋了！’ 然後呢，我在牢裡的時候，那些員警就問我，你見閻明複啦，他說什麼了？這句話在我的記錄裡是沒有的。」

戴晴是中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曾在《光明日報》擔任記者。她以其調查性報導和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而聞名，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期因反對三峽大壩工程而引起廣泛關注。1989年天安門是戴晴人生中的重大轉折，事件後她被捕羈押半年，獲釋後，受到當局嚴厲的控制，不得接受採訪和公開發表言論，但她繼續通過寫作推動民主、人權與環保等議題。戴晴目前已離開中國，隨女兒暫時移居泰國清邁。

以下是記者和戴晴就遷居泰國的心態和選擇的生活形態所作的對話採訪：

記者：「您為什麼選擇清邁，而不選擇其它地方？」

戴晴說：「應該說選擇清邁並不是我的選擇。我從小，永遠是在大城市裡的，他們問我，你是哪兒人？我說我是中國人。比如我生在戰時的首都重慶，後來中學工作以後就在北京，一直在大城市。我非常不喜歡大城市，不喜歡那種奢華的喧鬧，我喜歡安安靜靜，有樹有草，藍天白雲。」

「作家村」31戶 戴晴是其中之一

在「作家村」內有泳池、樹木和花草，戴晴和女兒一起生活感到輕鬆又快樂。

戴晴：「我們這個聚園那時候叫‘知交小聚落’，大家三觀一致，都有共同的愛好，都喜歡看書。我們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就想請所有的國外大學只要你對中國有興趣你就過來，我們這裡這麼多人可以跟你聊天，分享我們的經歷，而且可以住在這兒。」

戴晴：「今天就安安靜靜的31棟房子。這是野夫（作家）設計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來就來了。這點錢北京人比如說北京房子五分之一都不到，對不對，就來了，但是都並沒有來住。有些呢就租出去了，租給了什麼人呢，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對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滿要帶著孩子到這來讀書，納入這個英國的那個教育體系的這批人，租給他們了，他們好幾家都是，你看那最亂最熱鬧全是小孩的就是他們。」

記者：「都是疫情前來的還是疫情以後來的？」

戴晴：「前前後後有早有晚，所以這片基本上是兩撥人，第一撥就是對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滿意，到這兒來帶孩子讀書的人，第二撥就是野夫，唐雲啊，王繼啊。我們這些人是在國內受到了政治歧視政治壓迫，回不去的人也到這來了。」

戴晴回憶胡耀邦去世前的中國

記者：「那麼歸類您屬於對中國政治不滿的人才到這裡來的，可以這麼理解嗎？」

戴晴：「不能說得這麼簡單，沒有這麼簡單，就是這樣子，就是我從89年的時候，我有一篇文章會發給你看。這個文章是，不知忘了誰約的了，就約大家都寫我的1989，寫你自己的經歷。89年胡耀邦去世之前那三個月，那時候中國的民間社會是，不能說是已經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轉型實現了，但是實際上要寬鬆得多了。我們民間能做很多事情。後來胡耀邦死了後來就58天。然後接著鎮壓，然後一直到現在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對於八九年那段歷史。曾經從事調查報導的戴晴說：「我本來是，因為畢竟是做記者的，畢竟是接觸過各方面的人士的，我就知道你們那些，我就叫柴玲，你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你以為你振臂一呼，英者雲集，你就是下面的領袖了？你不要這樣想，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就一直跟他們說，你們一直要頂著，說你讓步讓步讓步，我們學生要民主，不對的呀，（高層）已經讓步了呀，我們回去啊，我是勸和的，還把我關秦城了。」

戴晴 「三沒兩不」 概括當下生活

說到眼下狀況，戴晴以「三沒兩不」概括：「我現在總結我自己就叫‘三沒兩不’。三沒：沒有退休金、沒有社保、沒有醫保；兩不，第一我不生病，第二我不請工人，所有的事我都自己做。」

戴晴完成新作《鄧小平在1989》35周年版

平時十分低調的戴晴筆耕不輟，已經完成了《鄧小平在1989》35周年版。其新作《問史筆記》將於不久在美國出版。

在聚園的小游泳池，83歲的戴晴向我們展示了她60多年前，作為軍工游泳隊隊員之身手：連續三趟蛙泳、仰泳、自由泳之後，她說：對不起啦，「海豚式」，躍不起來啦！

連結:戴晴重返公众视野(上)：谈”1989″和她的清迈岁月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戴晴重返公眾視野(下)：談新作《問史筆記》揭露歷史謊言

文/RFA

遠離公眾視野二十多年的中國著名記者戴晴近期在泰國清邁接受記者專訪，她除了回顧1989年學運期間的經歷，還談到接下來的新書《問史筆記》，希望叩問中共黨史一些關鍵事件的來龍去脈，”將他們的謊話揭露”。

記者：您最近完成了《鄧小平在1989》35周年版，又在寫新書《問史筆記》。您可否介紹一下這本書？

戴晴：我已經到了這個年齡了，我應該是慢慢慢慢的遠離這個社會，我能做什麼就做一點什麼。你比如說他們讓我寫一個鄧小平在1989，這個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按理說不應該我承擔。但是沒有人承擔，我承擔下來了，我就叫它做未定稿，我的所有資訊都是有限的，但是我對歷史的叩問是無盡的。我那麼多問題要問，所以這本書繼續留給你們後人，叫未定稿，一點一點完成。我現在寫問史筆記。這也是我的編輯給我出的題目，就是說你覺得有什麼問題，你就問一問，然後你想辦法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出來答案什麼。

記者：您的《問史筆記》會問些什麼？

戴晴：你比如說，潘漢年（中共特工，曾任上海市長，後被打成反革命監禁至死）。潘漢年那樣的智慧，會因為毛主席說了一句話，他就拿著材料找陳毅去了，接著就成了，一下子就定了，怎麼一下子就定成了饒漱石、楊帆、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是你那故事嗎？你騙我吧，特別有意思的是，寫潘漢年那本書的作者尹琦。尹琦是公安部給他出的題目，而且給他的資料，然後我就到尹琦那兒去了，我就一個一個一個問題問他。我就把1989鄧小平那本書拿來，我說送給你這本書，他看見這本書一把就搶過來，就回到他的小屋去了就藏起來了。然後接著我就問他問題，他一個都不回答。我就說毛（毛澤東）閉幕會的時候是那麼說的嗎？閉幕會的時候31號晚上，潘漢年他在哪兒啊？第二天他能找到陳毅嗎？陳毅第二天全部有事啊！第三天……然後就問，他一個問題都不回答，最後呢？下麵我跟你說的這句話。你不要發表，我可以告訴你……。

戴晴問史：中國開國大典圖像為何有四個版本

戴晴：國慶大典版本四個版本，第一個版本當時的情況，第二個版本沒高崗了，第三個版本沒劉少奇了，第四個版本沒林伯渠了。為什麼沒有林伯渠呢？原來毛澤東1954年在杭州的時候，他住在那兒，江青接到了一封匿名信，這個匿名信就是林伯渠的夫人寫的，她叫做朱明。朱明寫了這封匿名信，以後呢這個就叫做18號案，這個柯慶施掛帥、羅瑞卿掛帥，所有的省委書記公安局長，整整折騰了多少年，破不了案，就問誰寫的？江青問誰寫的？楊帆寫的吧？誰寫的吧。抓了那麼多人，破不了案，然後呢，林伯渠死了，然後他給咱們的故事就是朱明就是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楊尚昆一看，這不就是那個筆體嗎？不就是那個匿名信嗎？於是就來問他，朱明說是我幹的，第二天她就自殺了，然後就結案了，你相信嗎？這故事。朱明那個匿名信發到杭州，發到江青手裡，別說王芳、羅瑞卿能破案，連我都破得了這個案子等等，這就叫問史筆記，很好看的問史筆記。這是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一點點，他們想說謊話來騙咱們大家的，我能知道多少，我就揭露多少。

戴晴：當記者的痛苦是總被員警跟著

記者：在中國，記者寫東西，其實很多東西知道、想寫又不能寫，這對記者來說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您感受最深了？

戴晴：我沒有痛苦。我的痛苦就是員警老跟著我，但是我絕對什麼時候我都不在我自己的作品裡邊打折扣，我沒有告訴你的是因為我不知道。我絕對不會說我知道了某人什麼某一天，絕對不會玩這個。

記者：您出來的時候，員警是不是跟你說，不能接受採訪不能怎麼樣，也立了很多的要求？

戴晴：不僅僅是我這次出來，整個這麼多年，我之所以能夠，那時候你可能不在。我是2023年就是王小佳（女兒）她正好呢那個2023年她55歲，她就趕著她過生日那天就退休了，她一退休了那麼我美國那麼多朋友那麼多那個親戚啊，弟弟妹妹侄子侄女外甥什麼一大堆，因為我覺得我也是到了我的生命的晚期了，我就要走一圈看看他們，員警居然就把我放出去了。然後我跟他的約定說，我第一不接受採訪，然後第二，我不參加激烈的社會活動，他就放我出去了。然後我到了各個大學，大家想跟我聊天，你們在美國不是有個叫做close door meeting（閉門會議），全是close door meeting，所有參加會的人不可以錄影不可以手機，不可以錄音，不可以張揚，所有的人都沒有張揚，所以等於我一圈什麼事都沒有。又回來了，到了香港又回北京，把這員警給高興的呀！他認為我履行了他這個，我是履行了，履行了，那你沒說不可以參加close door meeting等等。現在員警他們心裡非常清楚，他們頭兒來看我，到我們家，然後就說，您對我們還有什麼要求，然後你什麼可以提一提，我說我對你們就是有一個要求，很簡單，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從比如說80年代之後到現在，我哪件事做錯了？你們今天對我這樣，我哪件事錯了？他說我們也沒有研究，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記者：講講您的身體狀態，來了以後，自己的心情跟北京相比，有沒有不適應的？

戴晴：北京的它的霧霾實際上是煤和汽油和各種各樣的它的大的工業、大的工廠垃圾焚燒，它那個人口、那麼大的密集，所以它的霧霾的成分是非常複雜的，這裡邊有特別比如說有硫什麼等等。那麼清邁呢，你看看它的人口密度，你看看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燒稻草那是碳。所以呢，你就聞著有煙味兒，當然我們剛來的時候，我們就說，你燒稻草你幹嘛要燒稻草你在發展，你的建材你不要去用土用什麼了，用稻草板。

仍會瞭解中國的事 但盼輕鬆度過餘生

記者：現在您對國內的一些情況，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發展，您現在會經常去關注它們嗎？

戴晴：不關注，原則上你所謂的關注，我要知道怎麼回事，你比如說三中全會拖了那麼久，但是三中全會拋出了一個資訊，民營經濟和這個國有經濟要怎麼樣，像這些我會瞭解，但是呢，我絕對不會，比如說又走到第一線，我要指出來然後怎麼樣，批評你包子怎麼樣，絕對不會這樣了。我知道很多年輕人，很多在這個位置上的人，他們在做這些事情，我呢就是謹守我自己的角色，做我能做的事，把我這個餘生，很輕鬆的走過就完了。

連結:戴晴重返公众视野(下)：谈新作《问史笔记》揭露历史谎言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專訪戴晴：《鄧小平在1989》謎團：鄧小平或以專制結束專制？

文/voa陳小平

中國調查記者、著名作家戴晴基於自身親歷、訪問和研究撰寫的《鄧小平在1989》最近在紐約推出修訂版。戴晴在媒體上消失多年之後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獨家專訪， 她認為1989年早春時刻，中國共產黨面臨可以選擇的「兩個傳統」，即蘇聯–共產國際傳統和中國千年文化經台灣傳下來的傳統 ，如果繼承了台灣這條線的傳統，並在中國逐步推行，中國有機會可以走入世界。她說鄧小平當時考慮推動政治改革, 但是最終因為鎮壓六四學生運動戛然而止。

中共改革會向世界靠攏？

戴晴樂觀地認為1989年六四之前，鄧小平考慮中國「推進實質性改革」，她認為鄧小平 「或許得以專制手段結束專制開啟新體制的開端」。戴晴的判斷是基於汪鋒和李銳都透露，鄧小平可能將四個堅持從憲法中移除。在《鄧小平在1989》中，戴晴指出，「紅色中國，曾因執政黨的醒悟而逐日向世界靠攏」 。

戴晴說，1989年年初胡耀邦去世前 。當時中共上層的政治結構為鄧胡趙體制。只要能夠保證社會穩定一點一點往前走，中國還是有希望的。她解釋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兩個傳統」中，一個是指蘇聯-共產國際這條線傳下來的傳統 ，一個是中國千年文化-國民黨-北洋-台灣這條線傳下來的文化 ，如果繼承了台灣這條線的傳統，「毫米前進」，也許中國可以走入世界。 不過，結果是中國「走成了今天。」

戴晴在專訪中還談到，鄧小平說過中國最大的危險不是自由化 ，不讓中國轉型的還是左傾 。（注，鄧小平原話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臨死之前的夢想是讓中國逐漸變成香港和台灣。

其他中國研究學者認為戴晴對鄧小平改革的評價過於樂觀。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89民運史》作者陳小雅批判戴晴對」政治家的寬容和大度近乎溺愛 。。。不停的點‘贊’ ，並不時報以驚歎！」。吳國光教授在為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寫的《序》中，針對戴晴提出的 「毫米前進」策略提出了瓶頸問題。他說 「‘毫米推進’早晚必定觸碰到中共底線而無法延續。中國政治學者劉軍甯認為中共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經濟學家許成鋼說，極權共產黨國家轉型成功的紀錄是零。

戴晴解釋說，對於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能夠逐步改變不能盲目樂觀。她舉例說，到了十八大的時候還有一批人給習近平寫信，希望他能夠像他的父親習仲勳一樣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就是盲目樂觀。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愛徒而非忠僕

趙紫陽在回憶錄 《改革歷程》說，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 ， 曾參與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設計的吳偉曾經說，代表鄧小平政治思想最高點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對民主有」深刻的認識「，這是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上的一個講話。但到了1986年，他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已經不再是解決權力集中問題，實質就是行政改革。

戴晴告訴《縱深視角》，對鄧小平改革的誤判是在眾多鄧小平的看似矛盾決策中將其中之一當作他的真實決策。她指出，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愛徒而非忠僕，這意味他很多東西是從毛澤東學來的，例如，「共產黨說了算」這是不能改的， 「鄧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權， 分共產黨的權」。

「六四」結束了鄧小平改革？

戴晴認為六四是鄧小平有限制的改革與陳雲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同方向的惡鬥，陳雲最終獲得勝利，使得鄧小平改革結束。此外，她也認為對六四的看法反應了鄧小平和他傾力支持的趙紫陽之間，存在根本的區別。戴晴用哲學家韋伯的責任倫理和道德倫理來解釋。她說鄧小平信奉的是責任倫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他非常喜歡趙紫陽，是希望趙紫陽在一線執行他的政策。但趙紫陽信奉的是道德倫理。他認為不能只照顧到民眾的民生需求，還要肯定自由思想的需要，所以他要讓抗議學生把話說出來，反對把正規部隊調到城市裡來面對普通民眾。戴晴說，在道德倫理最深處，鄧趙是不一樣的。他們之間的分歧和衝突根源在此。

「六四」經常與「愛國民主運動」相提並論。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則提出六四並非民主主義運動，而是中國在現代化轉型期間一個最大的悲劇。15年前，戴晴在一次討論會上首次提出了這種看法。

在參與「六四」的著名知識份子中，戴晴並不是第一個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看法的人。作家蘇曉康就認為，「六四」是一次失敗的民間抗議。

在西方，前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目前在中國浙江大學任教的趙鼎新在2001年出版的《天安門的力量：國家- 社會的關係和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被同行認為是西方學者對六四歷史課題研究中最重要、有意義的研究之一。寫有《《六四：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的加拿大社會歷史學學者周傑榮（Jeremy Brown）告訴美國之音，趙鼎新「非常好地解釋了各方各面的學生運動是怎麼開始的，有什麼問題。因為學生當然犯了很多錯誤，它不是一個完善的運動。」

趙鼎新用「八九學運」來指稱「六四」，並定義其為「爆發於威權體制內部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學生們通過要求政治改革來挑戰國家，可以將此事件看成一起「失敗了的革命」。

戴晴認為，「愛國」兩字沒有爭議，但「民主運動」這四個字要商榷。 她認為民主運動應該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在個人、經濟體制和文化成熟的土壤上生長。一個民主運動需要有組織和往前推進的綱領， 而1989年的中國只有列寧主義留下的階級鬥爭和毛澤東留下的鬥爭決定一切。她說，胡耀邦下台是終結中共改革的開始，趙紫陽下台則是改革的終點，鄧小平有讓中國變成香港和台灣的夢，最後以失敗告終。後來從江澤民到習近平，中國回到了專制的老路，唯一的差別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從中獲利。

連結:专访戴晴：《邓小平在1989》谜团：邓小平或以专制结束专制？ (voachinese.com)

移居桃花源：中國文化菁英清邁訪談錄（三）從壓制到自由：中國作家王繼移居清邁作家村

文/ RFA

近年來，泰國清邁逐漸成為眾多中國知識份子、藝術家和創作者的新歸宿。在這個寧靜而充滿靈感的城市，他們找到了遠離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和社會壓制的避風港。疫情期間，獨立作家王繼成功擺脫國保和海關盤查，抵達泰國清邁，開始新的文學創作生涯。

在清邁古城的郊區，中國獨立作家王繼和妻子過著寧靜的生活。在郊外一棟獨立兩層高別墅內，王繼接受本台記者專訪時強調，到泰國生活不是他個人的選擇，而是被迫的。他說：「你生活在一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災難性的國家，對我們而言，就像監獄的這樣一個國家，你得走，不走怎麼辦呢？你看我是常年被喝茶，我的書在那兒也出不了，而且還是禁書。你看我去寄書都會被沒收的，人家也收不到的。」

數年前，王繼被重慶當局定為文藝界「異議人士」之後，行動受到限制。在新冠疫情期間，王繼因在網上留言嘲諷當局「取得新冠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遭到員警傳喚。他說：「我記得2020年2月21號，這時候出了一本書叫抗疫成功，我就很氣憤，我就寫了一段小文字發在網上。那是十點鐘左右，突然我們家門鈴響了，我太太就下意識地問我是誰。我說這肯定是員警呀，那還有別人嗎，都封城了，社區全部都封了，都關門閉戶誰會到這時候來我們家串門呢，只有員警。員警說請我到派出所喝茶，是國保。」

員警如影隨形 王繼無奈選擇出境

王繼說，另一次武漢友人約他和《武漢日記》作者方芳前往貴州旅遊，再被公安追查。王繼在石門檻一教堂接到將要前往入住的李莊客房任大爺來電，得知員警已經趕到李莊等候王繼一行。他說：「他就跟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你們不要來了，我病危住院了。我說聽你口氣不像病危的，他聲音很洪亮。我說沒關係，你住院吧，房子我安排入住，吃在街上吃。任大爺說小唐服務員辭職了，我說你把鑰匙放在街一個麵館，我去取。我吃住你都不用管了。他就著急了用四川話說，王大爺你那個還不明白喲，這時候我就知道了。此時，唐雲接到他們學校的電話，叫他每天上午九點鐘必須趕回重慶，我就接到我們老齡辦的電話。」

王繼成功出境抵達泰國

居住在重慶的王繼不滿長期受到公安騷擾，於是決定離開重慶，移居泰國。2020年3月，王繼為了避開重慶員警，他選擇了從成都機場出境。他在過關時，受到邊防人員盤查。王繼說：「我和作家野夫還排演怎麼出境，我怕萬一把我攔回去。而且決定不從重慶走，從成都走的。我太太送我還走得很悲情，很緊張。還好他（海關）也問了我十分鐘不到，他（邊檢）說，你為什麼去？我說我的孫子，這就造謠了，就開始撒謊了，從不說假話的都逼著你說假話啊，他說你不能出去啊，你這麼大年紀。我說因為封控，我兩年都沒見到我孫子了，我說我去看看他就出境了。」

王繼居住的社區現有31戶人家，他們絕大部分是來自中國。王繼和妻子對本台說，這裡氣氛輕鬆、寧靜與祥和，很適合他們居住。

王繼到泰國後專注寫作六四期間經歷

目前，王繼埋頭寫作。他將在之前已經完成的作品《八月欲望》、《九月殘陽》和《六月悲風》基礎上，再寫一部和六四有關的書。屆時這四部書的第一個數字串聯起來正好是「八九六四」。他說：「當時這個小說叫往事記錄三部曲，因為我這個年紀正好把文革10年完整度過了，而且下過鄉，當過工人，又成為了知識份子。《六月悲風》是寫知青生活，《九月殘陽》涉及到一些政治，故事圍繞毛澤東視察武鋼工人的生活。工人不是階級，在中國，工人是奴隸。」

王繼說，他受到一位友人的啟發，本來人生三部曲書名第一個字是八、六、九，但如果有一個書名首位帶「四」的：「那我就寫，但是在國內寫它是很不安全的，就是正面寫‘六四’不是涉及到‘六四’。友人說，王繼你這本書寫出來，不僅你的退休工資，你可能被追殺。我說我不在乎。我是正面（觸碰）寫‘六四’，因為我只在那兒（武漢）待了兩年，‘六四’發生也就是在那一段時間裡。因為我們知道的都是北京的‘六四’，你知道武漢的‘六四’嗎？武大三十多年前發生過一件事情，6月14日大逮捕已經開始了，6月13日下的通緝令。6月14日，武大學生舉辦了一次十日祭，有兩、三萬人參加。」

作為作家，王繼在清邁的作品希望有更多懂中文的人閱讀，他力爭今年完成新書，並會在臺灣發行。

連結:移居桃花源：中国文化菁英清迈访谈录（三）从压制到自由：中国作家王继移居清迈作家村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移居桃花源：中國文化菁英清邁訪談錄（五）尋找寧靜：杜應紅在清邁打造中國藝術家避風港

文/ RFA

杜應紅，這位備受關注的中國藝術家，因頻繁遭遇員警騷擾，最終選擇移居泰國清邁，追求一份平靜的生活。本台記者在清邁專訪杜應紅，聽他娓娓道來人生心路歷程。

移居桃花源系列專題

記者從市區驅車約二十分鐘到達杜應紅建立的泰好藝術度假村，在清邁這片寧靜之地，杜應紅不僅找到了心靈的歸宿，還打造了一個投資約兩千萬元人民幣的藝術度假村。

杜應紅告訴本台，他在清邁為中國的藝術家們提供了一個自由交流與創作的平臺。他說，在中國從事文化藝術，必須謹小慎微，要懂得「遊戲規則」。

儘管杜應紅掌握了應對當局審查的「遊戲規則」，但他仍然「失手」。他說：「有無數次被（員警）打電話，無數次員警上來找我談話，其實人家都很友好，就是你那天做的那個事情（行為藝術作品或圖片）。第一是你自己主動趕快把它刪掉，然後那個事情以後不要再這樣幹了。就是警告，很多次，很多次。你的作品一旦造成影響之後，輿情馬上就開始在他們的網信辦……馬上員警就過來找我，這是家常便飯。」

逃離騷擾：杜應紅在清邁建立藝術天堂

杜應紅說，當時他只想離開中國：「出來之後去了很多國家，後來才定居清邁。我本人是一個喜歡吃喝玩樂的人，尤其是對喝酒啊，唱歌啊，聚朋友啊，從小就有這種興趣。17歲開店，經常帶著朋友喝啤酒。出國之後，更需要朋友。我覺得本人需要有一個容身之地。」

泰好藝術度假村大門口用了藍黃兩種顏色粉飾。身穿藍色T恤衫，黃色運動短褲的杜應紅說，這種顏色搭配像烏克蘭國旗，等烏克蘭戰勝俄羅斯後，他會帶人去烏克蘭從事慈善演出。

度假村設有泳池，還有雕塑、書畫等藝術作品。杜應紅告訴記者，近年來，曾經吸引了中國各地網紅、創作歌手，比如梁麗詩，中國散打冠軍薩瓦迪卡、著名武術導演楊崇宇等名人到訪並演出。他說：「有很多很多各種朋友，包括政府的官員、企業家、文藝圈的人，自己的普通江湖圈的朋友，很多人來。我們就提供給他們資訊。前兩天在這裡聚會的北京的音樂（搖滾）老炮張俊，還有冷血動物和謝天笑一起玩樂隊的李明，前幾天還來了幾位企業家。」

杜應紅繪製白紙運動女孩 關注其下落

在度假村內一面牆壁上，有一幅白紙運動女孩的畫像。杜應紅說：「那一天我正在畫，桌子還剩點黑油漆，剛好看到這面牆，我就把它畫了。那畫的內容也就是那段時間腦子裡面裝了這些元素，一個女孩子拿著白紙，關鍵是她現在去了哪裡，我們不知道，所以這種擔憂是心裡面的痛，比如說鐵鍊女事件悄悄平息了，這個人去哪兒了？還有以前香港的那些年輕人，他們現在去哪兒了？那麼多人，不知道，人間蒸發了嗎？作為我們這種獨立的人，所以說實話，很擔心他們，很敬重他們。所以就用這樣的符號表示內心的擔憂和敬意。」

杜應紅1976年出生于貴州遵義，據百度百科介紹，他是中少社中國幼稚園美術輔助教材美術部分作者，被媒體譽為「藝術狂人」、「文藝狂人 」、「深圳皇帝」、「深圳民間文聯主席」等等。現為傳媒人、藝術家、策劃人、深圳文藝網群、深圳藝術創作庫藝術區、深港藝術雜誌創辦人等等，眾多頭銜顯示杜應紅在中國的活躍程度。

安徽商人到清邁體驗生活入住度假村

杜應紅的度假村吸引不少中國人，安徽商人劉劉對本台說，他此次來清邁體驗生活：「在國內一直做各種生意，包括服務行業、餐飲、酒店、金融，做了很多。以前還行，大家感覺到日子都還行，靠勞動還能賺到錢，特別這兩年感覺到國內太卷了，變得越不是良性迴圈了。人他就分成各種等級了。最終是關係、背景，我就感覺這兩年包括身邊的人就是這樣，不是靠勤勞就能賺到錢的。」

面對中國經濟下行，在商場拼搏近三十年的劉劉無奈的說：「到我這個年齡呢，我今年五十歲出頭了，我也感覺到在國內這幾年回想一下也是很累很辛苦啊，賺錢也太難，現在感覺到我就放棄這個觀念了。出來走一走看一看，到杜老師這個園子來，跟周邊的朋友接觸以後感覺到這邊生活很輕鬆。人生就是三萬多天，我後面的二十多年想沒有壓力的活著。」

三年疫情結束後，劉劉馬上申請簽證打算前往澳大利亞，但受制於澳中關係緊張，劉劉被拒簽，他於是選擇泰國。

藝術家劉一民移居清邁 從事繪畫書法陶藝

近年，越來越多藝術家移居清邁，廣東藝術家劉一民告訴記者，他2023年1月移居清邁，此前常住中山，在國內從事繪畫、陶藝以及書法。他感歎在中國從事藝術創作非常艱難：「我是2003年到上海，實際上那個時候我就想去歐美，但是因為我個人原因，單身，很多條件不夠，所以美國兩次拒簽。沒辦法我想在上海創造一點財富，再想辦法出去。就遭遇政府強拆，也是搞這種藝術園。我做台灣的柴燒窯，全部被他拆了，而且拆了三個園子，所以講我有點寒心。疫情這三年，基本上被關在籠子中。」

劉一民打算在清邁住一段時間，熟悉環境之後，再考慮移居泰國。

本台記者在泰好度假村見到，來自北京、江西、廣東和上海等地的藝術家在此下榻，也有網紅在做直播。他們在此燒烤、舉杯和談論藝術作品。那一晚，藝術界友人舉行表演晚會，現場氣氛熱烈。

連結:移居桃花源：中国文化菁英清迈访谈录（五）寻找宁静：杜应红在清迈打造中国艺术家避风港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移居桃花源：中國文化菁英清邁訪談錄（六）從鐵幕到自由 – 童天遙的流亡之路與創作靈感

文/RFA

 2020年12月，中國作家童天遙移居泰國。在異國他鄉，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非虛構作品《一個亞洲女人的逃亡：致翁山蘇姬的信》。不同於那些因政治迫害而被迫出走的同行們，童天遙主動選擇了流亡，因為她深感這一代人在國內看不到希望。

移居桃花源系列專題

四年前，童天遙離開中國，與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作家們不同，她是主動選擇流亡的。在中國的最後幾年裡，她的感受明顯是：這一代人是不會看到希望的。看不到希望的遠不止她這一代人，希望的火焰八十年代曾短暫地出現過，又很快被撲滅了。她說：「我和很多這些被政治迫害的作家的境況不太相同。我選擇的是主動流亡，我懷著這樣兩個疑問離開中國：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作家？一個作家能為時代書寫的究竟是什麼？」

嚴格的審查制度對每一位仍然願意說真話的作家都是巨大的挑戰，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在中國寫出自己真正渴望完成的作品，除非迎合政府和市場。作家的實際生存空間非常狹小，尤其是在嚴肅文學的創作領域。在她看來，地域限制著人的行動、人的心靈，也同樣限制著作家的這一支筆。

童天遙在清邁遇緬甸難民激發創作

童天遙通過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那句「有一種鳥兒是永遠也關不住的，因為牠的每片羽翼上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和同齡人的困境。而在泰國清邁，童天遙遇見了一位名叫伊莉莎白的緬甸員警，並以其故事為藍本創作出了這部引人深思的新書《一個亞洲女人的逃亡：致翁山蘇姬的信》。

她說：「作品中的主人公叫伊莉莎白，她是我租住的這座院子裡的女傭，我得以有機會瞭解她的故事。她是一位緬甸員警，在2021年2月1日爆發的軍事政變之後，她與另外四十多名員警一同起身反抗，被迫躲藏在叢林裡，離開家園，失去親人，最終流亡至泰國。後來，我偶然在BBC新聞中看到了伊莉莎白的面孔，那時她正躲藏在叢林裡，命運無所著落。」

在政變之後的幾年裡，伊莉莎白成長的村莊經歷了頻繁的轟炸，已雜草叢生，荒無人煙；身邊遭遇了頻繁的死亡，死亡是一場猝不及防的瘟疫，四處蔓延。

在長達半年的採訪中，童天遙為伊莉莎白驚心動魄的故事持續震撼，她表示，這是一種她從未經歷的生活，而這種生活現在距離她如此之近。童天遙說：「我出生在一個平庸沉悶的時代，沒有人再談抗爭，也沒有人再談民主，談自由。我沒有辦法想像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看起來歲月靜好的時代，還有人過著這樣的生活。」

在與她的經紀人Teffanie通話中，童天遙曾談及，緬甸幾乎是一片被遺忘的土地，它像是硬生生從地圖上被剪去了，我們有責任讓它回到人類的視野中來，因為緬甸所發生的悲劇也會發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Teffanie是一位生活在美國的黑人女性，她從未來過亞洲，但她感同身受，淚流滿面。

漢娜·阿倫特和蘇珊·桑塔格的影響

在遇見伊莉莎白的同時，她在推特看到的一則消息則帶來了更大的衝擊：「緬甸軍政府逮捕並殺害多名詩人，得知兩名詩人遇難後，第三名詩人寫下：‘他們向頭部射擊，但他們不知道，革命存在於心中’。第三名詩人被殺後，又有第四名詩人寫道：‘不要讓你的血液冷卻，為這場戰鬥獻出你的鮮血’。第四名詩人也沒有逃脫死亡的命運。」 由此，她意識到，僅僅成為一位詩人是不夠的，書寫，是為了向世界傳遞更廣大的人類的聲音。

童天遙說：「之所以談到僅僅成為一位詩人是不夠的，是因為詩人的寫作只能停留在詞與句之間，而難以站在人與人的中間，每一個心靈的中間，每一場災難的中間。我始終認為，藝術不能歸藝術，政治不能歸政治，尤其是在今天，在現代語境下，政治和藝術是同一件事。」

童天遙在十年前暫時放棄了詩歌寫作，投入到政治哲學的思考領域。三年前，童天遙一本哲學隨筆《與阿倫特散步》在美國出版，是向經歷二戰後，流亡美國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致敬。阿倫特對她的寫作影響異常深刻，童天遙說：「阿倫特教會我的是，學會認識和分析事物的本質，而不站在任意一個立場，尤其是因道德而被區分的立場。我寫作，是因為我必須向世上所有災難性的權力和事件發出呐喊，發出嘹亮的聲音。」「

第二個對她影響重大的人是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蘇珊·桑塔格。桑塔格在她的演說《文學即自由》中所談到的一段話讓她印象尤深：「接觸世界文學，不是為逃出民族虛榮心的監獄，逃出市儈的監獄，逃出糟糕的學校教育的監獄，逃出壞命運的一個監獄。因為，文學是通往更廣大生活的一個護照，也是通往自由地帶的護照。」

文學非審美工具 它負有使命

童天遙說，桑塔格教會了我選擇一種什麼樣的人生，文學絕對不是審美的工具，它負有一種使命，就是講出真相。我要為喑啞的喉嚨說話。在童天遙看來，離開了不自由的國度，最初困擾她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為我在這兒其實獲得了自由言說的權利。我身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裡，無論生活在今天的泰國，還是生活在歐洲，其實沒有任何的區別，就是我是在面向世界寫作，而不是面向中國寫作。」

童天遙說：「一個作家的任務不是抨擊威權，不是改變現狀，不是驅逐魔鬼，不是讚美英雄。作家要做的是把魔鬼與天使描繪出來，把英雄與小丑描繪岀來，把石頭和盔甲描繪出來，把鮮血和淚水描繪出來，作家要為人類說話，為弱者說話，為悲傷說話，為良心說話，為槍炮下的玫瑰說話，為喑啞的喉嚨說話。」

從小在中國成長的童天遙跨出國門發現自己獲得了思想的自由，言說的自由，寫作的自由。她說：「我為那些不相識的緬甸難民說出他們無法說出的，我為歷史中沉默的集體說出他們無法說出的，我為自己的良心說，我為時間而說，我也為公正而說。」

對於未來，今年將年滿30歲的童天遙相信自己會有更多的揭示社會真相的作品問世。

連結:移居桃花源：中国文化菁英清迈访谈录（六）从铁幕到自由 – 童天遥的流亡之路与创作灵感 — 普通话主页 (rf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