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外籍教授被驅逐，「妄議」中央的下場
文/voa孫傲夫
近日，在中國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了九年的外籍助理教授比約恩·亞歷山大·杜本博士(Björn Alexander Dübe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後被神秘解職並被要求兩周內離開中國。此事所顯露的中共嚴格的言論控制、法律合約的隨意性及日益封閉的言論環境使很多人感到擔憂。
這是上面的指示，沒有商量的餘地
在美國之音發表於5月11日的深度報導《習近平訪歐結束成果幾何？》中，杜本博士發表了「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法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任何潛在分歧都不應該被誇大。‘習近平的行程上有趣地遺漏了布魯塞爾，他很可能故意忽略了這一點，雖然馬克宏邀請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前往巴黎參加了（與習近平的）會談。’」等五組意見。
據杜本對美國之音講述，文章發表後的第二天，他突然收到所在學院國際秘書的微信問詢，秘書指出，「眾所周知，高校必須對國內外媒體任何形式的採訪負責。5月15日清晨，正在準備當天的兩場講座的杜本得到通知，因為「無可用的教室，他當日的講座暫停。半小時後一位同事通知杜本，他的所有講座和課程教學都被無限期取消，即刻生效，他在吉林大學的工作也將被終止。同事說，這「是由不詳的上級主管部門做出的決定」。
杜本持有有效期至2033年的中國高層次外國人才簽證（R-Visa），但該同事指出，該簽證將被取消，並轉換為人道主義簽證，只能讓他在中國再逗留兩周。該同事給杜本兩個選擇：第一個比較友好的選擇是，親自向吉林大學遞交辭職信；另一種比較難看的選擇是接受某種紀律調查或法庭審判。「這也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我被解雇，」杜本說。
談話結束後，學院的黨委書記和一位行政人員出現，非常簡短地確認了該同事通知的內容，並敦促杜本於次日遞交正式辭職信。「雖然我並沒有主動辭職的打算，但我擔心對解聘提出異議，實際上是在與中國當局‘找茬’，這樣的選擇風險太大，而且無論如何都只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因此我放棄了。」杜本對美國之音回憶道。
在杜本第二日遞交辭職信後，鑒於其合作態度，管理人員通知其簽證無需轉為人道主義簽證，但其本人必須在5月30日之前離開中國，並且如果他今後試圖再進入中國，會被拒絕入境。該管理員明確表示，這是上面的指示，沒有商量的餘地。
涉及「一號首長」的輿情引發反制
事實上，這不是杜本博士第一次在媒體發表意見。作為一名國際關係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不時發表於路透社（Reuters）、《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家》（The Diplomat）和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RUSI)等媒體平臺，然而此前的議論和主張從未引起如此嚴重的後果。
「涉及習的情況本身就帶有政治敏感性，加上不同訊息源同時回饋上級，會令事態顯得更加具有政治敏感度，」對於是否與習有關的評論都會引發嚴重後果，出逃澳大利亞的前中國公安部政治保衛局特工Eric對美國之音分析道，「你們的報導出來後，凡是看到的人，比如中國媒體駐外記者，比如外派特務……或其他官員、職員等，都有可能向上級領導回饋這一涉及一號首長的輿情。不同的線同一時間回饋這一資訊，上級部門的高層領導就會認為事態嚴重，並啟動反制，比如決定將文中這位驅逐出境。」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中國大陸學者在外媒的發聲都會受到懲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教授也于同篇報導中發表了意見，比如他說「中國調解烏克蘭危機的努力似乎在歐洲方面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但分析人士指出，趙的意見符合中共口徑，因此沒有危險甚至值得鼓勵。
杜本的哪句話觸發了中國的憤怒？
杜本相信，在收到美國之音文章的通知後，當局可能會進行更深入的調查，「也可能會對我以前發表的一些學術論文感到不滿，因此我認為美國之音文章可能是我被解聘的導火索，而不是原因。」
然而前中共特工Eric不這麼認為，他向美國之音指出，「單從個人角度，我認為涉及俄烏戰爭的言論更容易惹惱當局。」
杜本在文中評論俄烏戰爭：「長期以來，俄羅斯基本彈藥短缺，但現在許多供應漏洞已被堵住」、「俄羅斯目前最需要的零部件是中國能夠提供但難以追蹤的特定軍民兩用零部件」。
前中共特工Eric指出，其它關於動機等的評論，只是評論，但杜本提到的俄羅斯物資短缺的漏洞被難以追查的中國軍民兩用產品堵住，這涉及到事實認定。「如果事實並非如此，中國政府會認為這是栽贓抹黑，被冤枉的怒氣很容易導致報復。如果事實確實如此，一個普通助理教授為何能得出這一結論？如果沒有間諜因素，那就是通過公開信息分析得到，這也會讓杜本成為當局眼中的危險分子，「Eric道。
解雇沒有法律依據
杜本的聘任合同中包含了各種含糊不清、模棱兩可的有關禁止行為的措辭和條款，杜本對美國之音分析，「如果此事演變成訴訟糾紛，我想這些措辭和條款可能會對我不利。」
在吉林大學官網提供的《吉林大學高層次人才聘任合同範本》對受聘方義務的界定中，提到乙方應「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秩序，恪守高校教師師德行為規範和學術道德規範。不得在學校內進行傳教、宗教聚會等任何宗教活動，不得在校外非合法註冊宗教活動場所參加、組織宗教活動。」
另外，杜本的合同中還包括「在吉林大學工作期間，應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項法律法規、宗教政策和吉林大學的各項規章制度，尊重中國的道德規範和風俗習慣，不從事與專家身份不相符的活動；認真履行職責，完成工作目標和任務，保證工作品質；確保不發生思想政治問題，不發生教學事故，不違反學術道德，不背離學術規範；接受吉林大學的工作安排、業務指導、考核評價和獎懲」等界定模糊的條款。「這些非常模糊的規定中的某一條可能會成為針對我的武器。」杜本說。
然而杜本明確表示，「工作合同中沒有任何條款提到我不得向媒體（外國媒體或其他媒體）發表評論，或者這些評論需要事先獲得批准，也沒有任何條款明確涉及我的公開聲明和/或出版物的內容。」因此杜本認為「即使根據中國法律，解雇我也沒有法律依據。」
前中共特工Eric認為此事有主觀性和偶發性，「真正下決定的，可能是某一級黨委的實權領導……這種通知有可能是口頭的而非書面的，所以任何部門與領導親信都有可能，國安、國保、上級主管教育部門，甚至某位領導的秘書……都有可能。」Eric告訴美國之音。
資訊真空在加大，中國社科前景堪虞
在中國大學從事政治和/或國際關係領域工作的外籍教師人數並不多，而且杜本認為近年來這一數字似乎進一步下降。「在最近與我交談過的外國同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告訴我，他們計畫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中國,」杜本告訴美國之音。談到相似事例時，杜本提及，「我聽說過吉林省的其他外國人被中國強行引渡的未經證實的說法，特別是涉嫌在中國幫助朝鮮難民的韓國公民，在這些情況下，他們受到的待遇顯然比我的情況要嚴厲得多。」
就此次驅逐事件的意義，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UI)中國問題研究中心(NKK)分析師艾克(Erika Staffas Edström)告訴美國之音：「很明顯，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加大了加強其全球話語權和資訊控制的力度。然而，要斷言這一具體事件是否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加強對言論自由控制的又一步驟，……還為時尚早。」
杜本認為情況確實在變得越來越糟：「近年來一些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同行被中國國內安全部門傳喚，進行非正式會談，被問及他們的工作和出版物——這在前幾年是沒有過的。外國同事和中國同事都曾私下告訴我，他們懷念十年前甚至更近一些時候那種發表不同意見的相對自由。許多學者（還有許多學生）顯然對中國的一些政治發展感到不安，但他們在公開場合卻非常謹慎。人們普遍感到壓迫感越來越強，審查越來越嚴格。」
他認為此種嚴格管控會使中國的社科水準保持落後。「在中國有關外交政策議題的學術會議上，許多公開討論充滿平淡的發言和政治口號。對中國和世界非常重要的問題無法得到適當的討論，」杜本分析道，「在我看來，這代表了當今中國的基本困境之一：由於政治（以及經濟、社會等）決策的封閉性和不透明性，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嚴重缺乏可靠的資訊，而且這種情況還在不斷惡化。對政治事件報導的限制，以及對發表批評性評論的學者進行懲罰的做法，是這一更廣泛困境的一個方面。中國政府收集的公民資訊越來越多，但披露的自身資訊、戰略和決策卻越來越少。」
「無論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的政治體制，這種‘資訊真空’客觀上都是一個問題。中國正日益影響著世界，但世界對中國的瞭解仍然太少，反之亦然。」杜本總結道。
美國之音向涉事的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及中共吉林大學委員會人才工作辦公室都發出了評論請求，但是截至發稿時並未得到任何回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