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繁花》落幕，榮景不再，中國人的希望隨著新時代而去
文/VOA鄧聿文
由王家衛導演的電視劇《繁花》熱播，成了近期中國人熱談的對象。該劇講述和再現了上世紀90年代上海一群普通男女，在時代大潮的裹挾和驅使下，聽從內心欲望的召喚，為著改善生活和命運的夢想，投身商海，奮力打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愛恨情仇的故事。它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在如今得過且過、心靈空虛的狀態下，得以回望和重溫曾經有過的一段激動人心的歲月。
《繁花》這部電視劇，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和共情，是因為它把大時代的變遷，通過一群小人物的奮鬥史展現出來。9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在鄧小平九二南巡講話的鼓舞下，春風吹到這裡，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不同階層的男女——其中多數是底層市民，抓住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敢闖敢幹，不怕失敗，向命運挑戰，從而改寫命運，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傳奇。劇中刻畫的阿寶、玲子、汪小姐、李李以及飯店服務員、零售店主、工廠老闆、外貿代理、汽車司機等一眾人物，組成了一個時代的畫卷，詮釋著那個火紅的改革年代。
計劃經濟讓上海生機幾乎窒息
上海是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之一，曾被譽為「十裡洋場」。在民國時代，是遠東最繁華的都市。但在中共接管上海，建立政權後，儘管上海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中國的工業中心也大放異彩，無論經濟和政治地位，都舉足輕重，然而，計劃經濟顯然榨幹了這座城市的奶汁，窒息了它的生機和活力，讓它的顏色從鮮豔變得晦暗，成為一個陰鬱、沉悶的城市。在城市的弄堂和筒子樓裡討生活的幾百萬市民，精神萎頓、壓抑自我、循規蹈矩，雖然帶有一種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精細，可也只能苦中作樂，並不能真正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雖然80年代開啟的改革為它投來一束陽光，然而，由於因襲的計劃經濟負荷太重，無法將步子邁得太開，以致在早期中國改革中，上海未能占得先機，比起伴隨改革而崛起的深圳，它就宛如一個曾經闊過、但到那時依然還有些家資的大戶人家，思想和觀念都落伍了，靠過去的榮光支撐城市門面，無法做改革排頭兵，為中國闖出一條新路，直到鄧小平九二南巡，催促上海膽子要更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才開始了它的改革開放「躍進史」。
電視劇就截取這個歷史時段的上海，呈現給觀眾。王家衛特別把鏡頭對準在今天看來兩個具有歷史座標性質的場景——外貿大樓27號和上海股票交易所。前者是計畫體制的堡壘和遺存，權力的象徵，它壟斷了外貿配額，廠家要和海外發生貿易往來，需要來這裡申請外貿指標，生意能不能做成，取決於能不能弄到指標。故大樓內看似也人氣很旺，來跑指標的商家摩肩接踵，人聲鼎沸，可正如它灰暗的外表顯示的，這裡註定不是希望所在，遲早要走入歷史，完成其使命。後者則是市場經濟的新生兒，看起來粗糙，原始，但男男女女瘋搶股票認購證的場面，讓這裡充滿著無限的生氣、活力和可能性。它是欲望的象徵，讓人躁動不安，欲罷不能，要奮不顧身投入進去，這就是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魔力所在：在它面前，身份、職業、階層和財富的限制不再是必要的，除了能力和勇氣，加諸於人的各種外在條件都要消除，從而激發起人的無窮動能，去拼搏，去創造，當然，也願賭服輸。
個人奮鬥加上時代加持，阿寶成寶總
劇中主角阿寶就主要圍繞這兩個地點，上演他的發跡事，他從股票市場淘到了第一桶金，從外貿市場做成了第一單生意，完成了從一個小人物「阿寶」到黃河路人人皆知並仰慕的「寶總」的人生轉換。隨同這種轉換的，還是時代和社會。
可以說，王家衛用鏡頭「謳歌」了這個只要敢想敢幹敢闖就能有所成就的改革年代。當然，這個年代也有很多失敗者，比如A先生和強總，某種意義上阿寶也算，然而，看得出，導演是帶著某種惋惜的心情要把這部電視劇拍成正劇來為這個躁動的改革年代祭奠的。這倒不是為了迎合當局的審查制度，早期的中國改革，尤其像深圳、上海等，帶有一定的探路使命，是改革先行者，值得電視人去再現和還原。王家衛並不忌諱這點，他說，「劇集《繁花》介紹的是時代」，「我們的故事講的是一無所有的阿寶，如何在短短10年，成為叱吒風雲的寶總。除了個人奮鬥，他還需要時代的加持」。這個「時代加持」，透露出導演的心思，他要講述時代對於個體的重要。
換言之，阿寶變成寶總，只有在早中期的中國改革才有可能。倘若中國還處於計劃經濟時代，阿寶只能在一個小廠做他的工人，根本沒有機會去施展他的聰明才智和冒險精神。從這個意義說，改革解放了生產力，更解放了人，它使眾多像阿寶這樣的有志青年能夠出人頭地，成為時代弄潮兒。事實也是如此，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這20多年，中國出了一批像「寶總」這樣的商界精英，他們很多出身平民，沒有背景，通過個人的努力奮鬥，改變了自身命運。
改革已死，榮景不再
然而，這種時代和改革已然遠逝，若干年後還會不會重來不知道，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有。改革已逝不是從10年前開始，在本世紀的頭十年，改革漸漸失去了誘人光環。今天中國商界還能耳熟能詳的名字，大都出在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這之後，特別是2010年後，在所謂新經濟和網路時代，也出現了一些新富，但數量少。究其原因，就是改革已死，再沒有機遇提供給那些有創業精神的人。今天的社會結構高度板塊化，政商勾連，利益輸送，階層固化，平民子女無從進入有商業利益的領域，而權貴階層利用人脈和資源就能輕鬆獲得財富，根本用不著辛苦創業。
王家衛用這部電視劇致敬90年代的上海，取名「繁花」，用主角阿寶的話說，是寓意繁花似錦，有一個更美好未來。但該劇給人的感覺，卻跟導演要表達的意圖相反：繁花落幕，榮景不再。這也是今日中國的現狀。劇中A先生敗于股市，跳海自殺，而開年以來的中國A股，也是一敗塗地。這麼說，不是簡單的比附，有著某種歷史的必然。人們看到，該劇在播出後引發熱議，就是因為它和現實反差太大。人們通過王家衛的鏡頭和畫面，認識了一個今天的年輕人似乎難以理解的90年代的上海。那個年代的上海乃至整個中國，每個人的日子雖然過得辛苦、艱難，但人人都知道，明天會更好，正是懷著這種對明天的嚮往，讓他們積極投身於時代的大洪流，此乃動力不竭之源。而時代確實也沒有辜負人們的此種期待，改革帶來的新事物、新機會、新願景，讓即使是最邊遠的山溝溝的窮人，也要出去闖一闖，見見世面，捕捉時代的機遇，否則，會覺得自己浪費人生，辜負了時代。
但是，上世紀90年代那種躁動的熱情和敢拼敢闖的精神，以及由此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劇，隨著改革的逐漸停滯，漸漸湮滅。今天，改革之火不再燃起，雖然官方依然在呼籲改革，然而，人人都清楚，改革不可再來。現實是如此暗淡，時代的背景顏色早已變了，在黨天下的政治機器幾乎要將每個人壓迫得不能呼吸，在每個官員都要求向一尊看齊和效忠的大氣候下，要人們相信改革，是不可能的，即便當局真的推出了一些所謂的改革舉措，也會把它們看成加強權力和統治的需要。
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正因為有僵化的計劃時代以及今天這樣一個沉悶現實作對比，人們才發覺，中國真的有過一個生機勃勃的改革時代，才體認到這個改革時代的珍貴。劇中阿寶有句台詞說得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既然這個「新時代」不能為今天的「阿寶」們提供施展本領的舞台，那對明天不抱希望就非常正常。而沒有希望，社會的不滿和不平就必然流行，美國駐華使館微博區十多萬中國線民就A股大跌嘲諷和聲討中國當局的留言，生動地說明了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