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人的對話：當今中國非暴力抵抗的方案
文/RFA
自1989年天安門學運以來，通過非暴力運動的方式進行政治抵抗一直是中國思想界、輿論界關注的話題。美國非營利組織「中國行動」兩周前公佈了「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動方案」徵文獲獎名單，其中《構建顛覆性平行結構路線圖》一文獲得了一等獎。這個由中國青年人設計的方案傳遞了什麼樣的思想？又為什麼獲得了評委會的認可？
兩代中國民運人士探討「非暴力抗爭」
中國思想界對非暴力運動方式的思考和討論幾十年來從未斷絕。尤其在2019年發生了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2022年底「白紙運動」之後，非暴力抵抗更是在中國民間成了熱議的題目。
「這種專制統治已經給民眾造成了普遍的損害，大家只不過是出於對專制的恐懼而默認它，」這次徵文的主要組織者「中國行動」的聯絡人之一楊子立對本台記者說，這次徵文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中國民眾，面對共產黨的統治還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民眾如果都一起上街的話，當局可能就會顧此失彼，就不一定能鎮壓下去了。」
畢業於北大力學系的楊子立曾因在北京組織「新青年學會」探討中國前途問題，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八年時間，現在美國從事民主活動。
歷史不代表未來
徵文一等獎方案《構建顛覆性平行結構路線圖》的作者「蘇利利」（化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人。她在文字採訪中告訴記者，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非暴力抗爭是唯一可行的路徑，沒有其他路徑，「如果要說其意義，那就是現在中共的財力處於下行階段，其控制會發生一定的鬆弛，而民間的力量還沒有與中共的困窘同步下行。因此，現在是最好的、活動家可以利用的視窗期。」
在中國當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數次大型的民眾非暴力反對運動並沒有達到其設定的目標，包括1989年天安門學運以及前述的香港反送中、白紙運動等。但蘇利利認為，歷史只能說明過去，「依賴歷史作判斷的人從未想過歷史並不是未來，而且這是常識。」她指出，從世界範圍看，還有不少非暴力行動取得成功的例子，「如果真的看歷史，那麼，我們看到許多貧窮的國家的人民，在活動家們的帶領下，都得到了成功。例如蘇丹，還有很多其他的非洲國家。」
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擔任了本次徵文大賽專家評議組的成員。他對記者分析說，很久以來，在海內外的中文輿論界就存在取消抵抗的消極言論，很多人對非暴力抵抗也產生了懷疑，「他們覺得，面對中共，非暴力抗爭是不可能有成效的，這樣大家就不會參加；而不參加這種抗爭，他 又不會從事暴力抗爭，到頭來就成了放棄抗爭；」另外，民眾可能對非暴力抗爭的演化存在擔憂，「非暴力抗爭如果沒有積累到足夠大的規模，它就不可能起到促進變革的作用。而一旦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又很難避免失去自我控制，也有可能招致失敗。這樣一來，還有誰去參加非暴力抗爭呢？」
胡平說，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民眾要對非暴力抗爭形成一定的共識，「如果在這方面中國老百姓沒有共識，在中國就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非暴力抗爭。那就意味著，民間、老百姓不可能在促進中國變革的過程中發生作用。」
組織化抗爭
在中國歷次的政治抵抗運動中，非暴力運動的方式各有區別。尤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實行的去中心化、無大台的方式，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熱議。
但蘇利利在這次提交的《構建顛覆性平行結構路線圖》中，提出了「構建顛覆性」平⾏結構的設想。在方案中，她寫到，「這⼀系統不是從現有系統被推翻的時候才開始，⽽是從各運動組織展開運動到⼀定規模以後，也就是舊王朝被推翻以前，就開始，它也可稱作‘全⺠運動議會’（即平⾏結構）。它將作為所有⾮暴⼒運動組織的最⾼協調機構，帶領運動的推進，直到整個⾮暴⼒運動最終獲勝。」
蘇利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逐漸形成團隊和組織的運動方至關重要。我們不能依賴過去的路徑，不能再走那種‘自己帶頭抗爭’的老路，我們需要組織，也就是共產黨所說的‘有組織、有預謀’。我們沒有這樣做，這恰好就是失策。」
胡平也認可方案中對組織化的強調。在香港發生了反送中運動後，雖然輿論界有不少人對新穎的「去中心化」表示歡迎和讚賞，但胡平對此持保留態度。他對記者分析說，在運動初期要建立一個領導機構比較困難，但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有必要建立相應的領導機構，「事實上研究非暴力運動的專家都認為，有一個領導機構對運動的成敗是極其重要的；所以那種運動要去中心化、去大台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很多人還把它當作是新發明。」
蘇利利認為，組織化抗爭對於整個抵抗運動的動員也是非常關鍵的，「動員必須是組織性的，而且必須有非常具體的內容，而不是喊喊口號。」
她分析說，當前的中國擁有廣泛的動員基礎，「即使從最低資料一年3萬起群體事件來看，這個數就已經是幾十萬了。因此，隨便一個運動，如果動員能力強，抗爭目標被公眾認可，那麼，幾百萬幾千萬都是可以的。」她強調，這些人群只是潛在的目標群體；這需要由運動方去帶領，如果沒有組織，那麼永遠不會有共識。
假想的方案
蘇利利在方案中提出了要在抵抗運動中劃分目標人群，「需要先在⼀個範圍很⼴的光譜內將整個群體進⾏細分（右圖），然後以資訊內容為基礎，依據⼈群的不同⽽量⾝定制不同版本的⼦資訊，每個⼦資訊都發送給特定的⽬標受眾。」她提到了運動反對者中的不同群體，「對運動⽅來說，這些部⻔中最關鍵的是軍警，是鎮壓運動的執⾏者。運動要向他們傳遞的資訊，就是要令他們最終在⼈⺠的強⼤壓⼒⾯前與統治者脫鉤，保持中⽴，也就是拒絕⾎腥鎮壓。」
蘇利利認為，劃分目標人群是自己方案的創新性之一；與此同時，她還提出，她的方案著重點在於運動如何開始，「很多人有一個誤解，認為公開的運動才叫運動，而如果不‘上街一站’，那根本不叫運動，這種看法是不明智的。因為成功的運動在其走向公開抗議的時候，往往是具有了非常大的規模。」她舉例說，不滿教育體制的公民不公開地違抗上級命令（應付或隱瞞） ，這也可以成為運動的開始。
但蘇利利在方案的緒論中坦承說，她的整個方案是假想性的，「是⼀個假想性的⾮暴⼒公⺠運動(NEM)的計畫實施⽅案，它只是⼀個理論性演示；……作為假想的計畫⽅案，它有其固有的不可⾏因素。」
胡平則評價說，蘇利利的這個方案相比於其他方案有她的優點，「她談的方面比較廣，包括戰略、策略、目標和方法等等，都有所論及，」但他指出，這次參加徵文的多種方案總體上還不太讓人滿意，「在目前中國的形勢下，如何開展切實可行的非暴力抗爭的方案，這方面的貢獻不太大；」另一方面，對於過去的經驗教訓，這些方案的總結還不夠。比如，對於非暴力抗爭如何見好就收等問題還缺少思考。
但胡平也強調，要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在當前的中國也確實很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