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5年 習近平是收割者、修正者還是阻礙者？
文/voa陳筠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也是中共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130歲冥誕。中國官媒高調發文，突出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在改革開放中的位置，並盛讚其「領袖」與「統帥」的地位，試圖將對習的個人崇拜提升到毛的檔次。分析人士說，習近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收割者」、「修正者」，甚或是「阻礙者」。不管官媒怎麼幫他擦脂抹粉，習也無法成為像毛一樣的魅力領袖。與此同時，中國《財新週刊》12月25日的社論《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引述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講話，發出幾個小時之後便被下架，引發輿論熱議。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在中共11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目標。中國挾著人口紅利，搖身變成世界工廠，成就了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台灣已故作家範疇在其《後中共的中國》一書中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末期始於2012年，並已經在2020年結束，主因是中共沒錢了，而「錢是中共這部極權機器的骨架」。也有人說，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的離世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徹底告別。
在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之際，中國官媒新華社高調發文，表示雖然11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黨的18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並稱「沒有習近平下決心深化改革，很多重大改革是難以出來的」，「波瀾壯闊的改革背後，是領航者的大氣魄大格局大擔當」。新華社另推出3集政論影片，稱習近平執政後引領中國實現新的「偉大的改革」。
但對中國老百姓而言，改革開放的感受或許沒有中國官媒說的那麼「偉大」。住在廣州、從事媒體行業的古先生對美國之音說，改革開放或許真地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了，但富的都是一些城市官員和有權力的人，普通老百姓只是生活稍微提高一些，但並不是那麼大富大貴，稱不上獲得多大的改善。
阻礙者？
他說，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類一線城市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確實因為房地產的異軍突起而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很多貧困山區的生活其實依然如故，包括四川的大涼山和雲貴地區的偏僻山區，至今仍然有很多孩童是上不起學的，所以實際情況就像李克強所言：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以下。他說，現在物價高起的年代，1000元對老百姓來說很難生活。
古先生表示：「其實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改革開放只是起了一個阻礙的作用，他並沒有繼承鄧小平的遺志，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從習近平上任以後，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已經停止了。」
他表示，習近平其實是很仇富的，所以他反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認為中國應該走毛澤東的路，不能讓老百姓太富，這樣他的政權才可以穩固。李克強生前曾說：「改革開放不會停頓，長江黃河不會倒流」、「人在幹、天在看」等， 其實就是在暗示習近平走的並不是改革開放的路線。
修正者？
台灣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助理教授許家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示，習近平的施政方向並沒有直接延續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以來的改革開放傳統，而是做了一些修正，這是因為習對於國內過度資本主義化是有點憂心的。在這個意義上面，習其實更希望回到馬列毛的傳統，對於個人資本要做適當的收束和管理。因此，習雖然表面上宣稱仍然在持續改革開放的過程，但實際上是對民間資本更加收斂，並不是一個持續開放的情況。
許家豪表示，中國在達成所謂的全面脫貧之後，其實已經要開始走向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原本樂觀地認為從國外大循環、國內小循的「雙迴圈」機制，就能解決過去幾十年來太過於傾向民營企業、資本的問題，同時也能夠繼續支撐中國的國內經濟，但後來發現是過度樂觀。
許家豪說：「所以我認為習近平對於改革開放這個問題，他其實還是很大程度在修正鄧小平的這條路線。」
收割者？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龔祥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相較于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是在開改革開放的「倒車」。中國比較有活力的電商或是新興的新創產業都是在江胡時期獲得比較大的發展，習近平主政時期在做「收割」，加強對資本的管制，把過去改革開放的成果收回到國家手上，比如阿裡巴巴這一類事業有成的新型產業都陸續收歸國家掌控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雖然中國官媒聲稱「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國近來也推出一些鬆綁外資跨境投資的通知，習近平也說中國將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等，看似中國對外開放的門越來越大，但分析人士說，中國在疫情後的對外開放是在嚴峻的經濟下行下「不得不」做出的決定。
不得不開放
龔祥生表示，如果從「不得不開放」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的對外開放跟45年前改革開放時的處境有些類似。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鬥倒了華國鋒的凡是派，在欠缺資金與技術下，光靠中國自己過往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走不出一條經濟活路了，所以必須要透過改革開放去做內部改革跟對外開放，才能從外面引進資金，注入技術活水，改善中國內部的一灘死水。
相同的，習近平在歷經疫情清零和美中貿易戰之後，已經明確吃到苦果，中美科技脫鉤帶動產業外移到東南亞、印度等地，中國更需要借由對外開放來吸引流失掉的外國投資與產業，讓他們重新進駐，因為現在光靠中國自己的內部市場已無法恢復到疫情前的經濟發展態勢，所以也是有其不得不開放的苦衷。
加上中國近期通過的一連串法律，包括《對外關係法》、《反間諜法》、《反外國制裁法》等，讓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與企業面臨更大的人身安全風險，實際上也會跟中國政府想要達到對外開放的成效相互抵觸。
龔祥生說：「所以這兩者相加起來之下，其實就有一股推力，把外資從中國大陸本身去往外面推。」
提升習地位
事實上，中國媒體除了突出習近平在改革開放中的位置外，隨著12月26日毛澤東130歲冥誕的即將到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在《求是》雜誌發表紀念毛澤東的文章時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又有了習近平總書記這樣一位眾望所歸的黨的核心、人民領袖、軍隊統帥」，並說中共之所以取得歷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有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
有分析稱，中共官方研究中共歷史的權威機構突出習近平的「領袖」與「統帥」的地位，顯示官方有意將習近平與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相提並論。也有評論指出，《求是》是假借承襲毛澤東衣缽為題，暗損毛澤東，並巧妙擴展毛澤東陰影面積，從而提升習近平個人崇拜「檔次」。
但台灣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助理教授許家豪說：「坦白講，不管黨媒怎麼樣再幫他擦脂抹粉，他怎麼樣也不會像毛澤東這樣具有領袖魅力。」
習毛可比性低
許家豪說，在政治上，毛澤東是解放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國父」，而習近平只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兩人歷史地位大不同。毛本身自帶革命光環，也絕非習近平所能媲美。在經濟上，毛當時的決策完全是從國內角度思考，所以大躍進、大煉鋼、超英趕美的目的，並不是要成為英美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希望透過工業機制，滿足國家內需。
但現在習近平面臨的經濟情勢複雜得多，許家豪說，想要追上毛的地位其實讓習近平的不安全感相當高，所以習的很多作為都反反覆覆，就是因為他對於自己的權力穩固性一直不太放心。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龔祥生說，習近平跟毛澤東在歷史功勳上幾乎沒有可比性，可是習非常想要跟毛處在同一個位階，所以提出「習思想」去跟「毛思想」並駕齊驅，並用此意識形態作為統管全黨乃至人民思想的最高位。
他說：「接下來，他在另外一個方面會想要學毛澤東的，大概就是他會學習毛澤東領導的終身制去邁進。」
許家豪說，除了歷史定位不同外，毛習兩人的統治基礎也很不同。毛澤東走的是非常草根性、由下到上的群眾路線；習近平推崇的是依法治國，強調黨機器從上到下的貫穿統治。因此，儘管習很推崇毛的鬥爭精神，也想透過「楓橋經驗」的群眾鬥群眾來管理矛盾，但習近平最終依靠的還是黨機器，他甚至很害怕群眾，害怕他們集結起來形成一股力量，去跟他的黨與國的體制做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