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遺體在京火化 主政十年他給中國經濟留下了什麼？
文/BBC中文記者陳岩
11月2日，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遺體在北京火化，天安門廣場上下半旗致哀。李克強10月26日於上海突發心臟病，27日凌晨逝世，27日當天他的遺體由專機從上海護送至北京。
他的突然離世，引發中國民間緬懷浪潮，從他工作過的河南，到家鄉安徽，民眾自發獻花累積成山丘，與公眾對上一位前總理李鵬離世的反響有天壤之別。
一位安徽籍企業家感慨，李克強很真誠、務實，而且對企業家很友善，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心裏痛了一下子」。
回看李克強的兩任總理任期，數據上無疑很輝煌——十年間，中國的GDP從53萬億增長到121萬億元，年均6.2%；他頗為重視的醫保改革，覆蓋人群也從5.4億增加到13.6億；「簡政放權」的改革使政府行政審批事項縮減到三分之一。
也有分析提到他未盡的改革——從上任伊始就著力「去槓桿」，但在他離任時，中國實體經濟債務槓桿率，比十年前不降反升；李克強著力推進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再用房地產稅作為地方政府主要稅源，地方政府依然未能擺脫土地財政，債務問題懸而未決。
然而，不同時代的總理，面臨不同國情，承擔不同任務。朱鎔基九十年代上任後，實施分稅制、匯率改革、加入世貿、取消福利分房、國企改革，動作之大，領域之廣，如同築陸基，鋪鐵軌，造車頭，讓中國的經濟列車，有動力、有方向，開始隆隆前進。
溫家寶的十年，則被稱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美國在「9·11」後把注意力投向中東，中國則沿著「朱時代」的改革軌道，快速行駛。
到了李克強上任之時，積弊開始湧現，抵消之前的改革紅利，同時中國為了應對金融海嘯，推出四萬億計劃，副作用開始顯現，被形容為「飲鴆止渴」。難題擺在眼前——如何為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列車，更換部件，甚至修理引擎，而不讓它掉速？
更大的難題出現在李克強的第二個任期，中美貿易戰、科技戰、新冠疫情先後爆發，讓這輛列車不得不降速，中國經濟甚至不得不停下改革的腳步，不得以改變去槓桿的初衷，而適度增加槓桿。這種級別的考驗，是前幾屆政府所未遇到的。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回溯李克強的十年執政留下的遺產，尤其首位博士出身的中國總理，在經濟領域究竟為這個國家留下了什麼？
剪刀手：「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簡政放權」幾乎成為李克強第一個任期（2013-2017）最為標誌性的政策——五年間，每年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都是關於這個話題。
2015年的兩會記者會上，李克強針對簡政放權說，「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許多新詞，也因為李克強的講話，而進入公共輿論——比如，「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能做什麼，其他則都可以做；比如「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該做什麼，其他沒有授權的皆不能做；再比如，「責任清單」，規定政府對待市場的責任，在一些領域必須作為。
這種改革背後的邏輯是，中國長期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事事都要管」，後來過渡到雙軌制，即便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後，依然面臨這種慣性，造成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李克強甚至回憶過，改革開放前他在農村插隊時，春荒時節婦女兒童要逃荒要飯，甚至還要去大隊蓋公章。
李克強進一步解釋這項改革的意義，「簡政放權有利於釐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激發市場活力，也可以用它去頂住經濟下行的壓力」。
這種改革涉及面極為廣泛，在他上任之初，僅國務院各部門的行政審批事項就達到1700多項，還有省市縣級，多如牛毛的審批，讓企業辦什麼事都要「跑斷腿」——比如民辦學校招生簡章和廣告備案核准、棉花加工資質認定等等。
李克強目標在第一個任期的五年，砍掉三分之一冗餘事項，最終兩年就提前完成。整個十年，砍掉了三分之二的審批事項。效果也立竿見影，在實施簡政放權第一年，新註冊企業就增加了30%左右。
一位曾經在景德鎮經營工藝品公司的法國企業家向BBC中文表示，他當時去當地的政務大廳註冊公司，每天都去，工作人員一看到他就說「老外來了」，然後就告訴他去哪個窗口辦什麼事情，不到兩周，他就把公司辦起來了。「對於一個中文不太好的外國人來說，這太不可思議了，後來我去日本經營餐廳和酒店，效率完全比不了。我也在想，這或許是中國經濟發展快，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吧。」
不僅如此，李克強還對政府部門的實際開銷下了三剪刀：他要求當屆，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擴建；財政供養人員總量只減不增；「三公」經費只減不增。這一表態在民間輿論頗受好評。
破壁者：「如果沿用老辦法，可能就沒有今天的微信了」
破壁者，作為一個文化語碼，出現在中國近年最知名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指破解人內心真實的想法。在李克強去世後，一篇舊文《破壁者李克強》被廣為轉發，用以紀念這位前總理。
事實上，李克強打破的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壁壘，也不是政策的壁壘，而是觀念的壁壘。
比如李克強在90年代主政河南之時，這個農業大省，連年豐收，卻富不起來。他提出，「要想農民富裕就必須減少農民」。
此言一出，爭議甚囂塵上，這位彼時42歲的中國最年輕省長，也解釋了背後邏輯——光靠種糧是不可能讓這麼多人口富裕起來，必須讓種糧集約化、現代化，讓更多農民變成工人，利用小麥大省的優勢，發展糧食深加工，創造更高價值，才能讓全省富起來。
之後即便李克強離任，河南也一直沿著這條道路發展，時至今日，河南製造了全中國一半的火腿腸，七成的速凍水餃，六成的速凍湯圓。
成為總理後，有兩個行業在十年間快速崛起，快遞和互聯網。
民營快遞企業發展之初被認為影響市容市貌，搶佔郵政資源。李克強在多年後回憶，對於很多要求禁止快遞的聲音，他研究後還是決定不能一上來就「管死」，而應該「包容審慎」。
郵政一直以來是國有包辦的領域，網購行業興起後，中國的快遞行業急速發展，在充分競爭下，效率幾乎為世界之最，在如此龐大的國家，用極低的價格（往往在2美元以內），做到隔日送達。
另一個例子是微信，這個被馬斯克稱為超級應用軟件的聊天工具，成為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標誌之一。在2017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上，李克強也回憶稱，幾年前微信剛出現時，相關方面不贊成的聲音很大，「我們還是頂住這種聲音，決定先看一看再規範，如果仍沿用老辦法去管，可能就沒有今天的微信了」。
作為破壁者的李克強，還善於用數據刺破迷霧。
一份流出的美國外交檔案中記錄道，李克強主政遼寧時，曾向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克·蘭特（Clark T. Randt Jr.）說，GDP作為觀察經濟的指標不可靠，他習慣用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三個指標，來對經濟體檢。
2010年時《經濟學人》認為這三個指標比GDP更可靠的評價指標，並將其命名為「克強指數」，花旗銀行甚至將三個指標佔比細化後，正式用作研究依據。
另一個例子是在2020年5月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稱，「（中國）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這個數字並不在統計報告之中，而且從總理的口中說出，頗具震撼力，對於蒸蒸日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言，輿論在大國崛起的氛圍中沉浸已久，再加上，彼時正值中國「脫貧攻堅」工程如火如荼地推進之時，李克強用這組數據，揭示出民生維艱的另一面。
李克強對於GDP不太看重，但對於就業極為重視。「保就業」成為他的常用語。
李克強在他十年的總理生涯中，多次談過就業和增速的關係。
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講話中，李克強表示，關注GDP，其實關注的是就業。過去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拉動100萬人就業，這幾年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服務業發展後，目前GDP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反覆測算後認為要保證新增就業1000萬人，需要7.2%的經濟增長。
他當時說：「之所以要穩增長，說到底就是為了保就業。」這句話在隨後十年在政府和經濟界被反覆引用。
十年過去了，中國當前保就業的壓力更大，不過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拉動的新增就業也超過200萬。
防風險：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來
在今年3月李克強的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他還是不忘提自己非常在意的「防風險」。
他表示：「中共中央把年度主要預期目標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加強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預調和微調）、精凖調控，既果斷加大力度，又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來。」
回到2014年，他做第一次政府工作報告時，也說了類似的話——「對這種情況，我們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採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擴大赤字，不超發貨幣」。
十年間，李克強每逢強調要刺激經濟，必提「不搞大水漫灌」。這麼講，恰恰因為「大水漫灌、透支未來」發生過——
2008年次貸危機後，金融海嘯的餘波跨過太平洋衝上中國的海岸，當年11月中國進出口數據突然跳崖，出口增速從上月的19.2%下降到-2.2%，進口增速從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稱，「這場金融危機是歷史上罕見的」，以及「要千方百計防止金融危機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
幾天後，中國宣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推出一個四萬億元級的經濟刺激計劃，當時低迷的全球經濟都為之一振。大量的錢注入經濟，基建狂潮成為托底經濟的主力。2008年底開始，中國發改委突然放鬆審批條件，密集批複同意了28個城市的地鐵規劃，投資超過1萬億元。事實上，「四萬億」中45%投向了公路、鐵路、機場和城鄉電網。
但很快，該刺激計劃被視為「飲鴆止渴」，推高了債務風險，吹起了地產泡沫。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事後稱，「它不但沒有降低槓桿，相反進一步槓桿化了」，而一旦有風吹草動，「局部的資金鏈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引發系統性危機」。
溫家寶時期的「大水漫灌」，「透支」了李克強時代的「未來」。
此後多年中國不得不承受「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帶來的痛感。這也幾乎定義了李克強十年間的主政思維——2013年6月，巴克萊資本公司提出「克強經濟學」概念，其包含三個主要的構成部分，也被解讀為「克強經濟學」的三大支柱：一、政府不推出刺激政策，而是通過逐步縮減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二、去槓桿化，以大幅削減債務，降低借貸與產出比；推行經濟結構改革，以短痛換取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這三點幾乎都與消化「四萬億」帶來的副作用有關。
「李克強的時代任務不同，朱鎔基是白紙上作畫，建章立制，打造中國經濟的整體框架。李克強的任務是要防止這輛列車脫軌，」一位旅居美國的中國智庫人事表示。總體而言，李克強完成了時代任務，即便遇到中美對峙，新冠肺炎，這種世紀級挑戰，中國經濟雖然降速，但並沒有崩潰。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因為脫軌的風險並沒有解除，依然存在。
壯志未酬：「黨領導一切」的潛台詞是「弱化總理角色」
中國的「黨政體制」下，黨中央更多負責頂層設計、意識形態、宣傳、軍事等；國務院總理要應對經濟社會治理的細枝末節，尤其在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下，總理在經濟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從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後在1954年憲法，國家主席擁有實權，有權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到了1982年版憲法，國家主席成為虛職，行政權力完全移交到國務院，實施總理負責制。
朱鎔基時代，這一體制運行的尤為明顯，在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從國企改革到到房地產改革再到加入世貿組織，都打上了鮮明的”總理”烙印。
不過習近平上台之後，改革事項不再由總理主導，而是成立了諸多橫跨多部門的「領導小組」，更多原來政府主導的議題由中共中央的名義來具體安排；而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潛台詞是「弱化總理角色」。
鄧小平時代提出「黨政分開」，到了2017年「兩會」時，王岐山特地糾正為「黨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國總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強於一些國家的虛銜總理，比如法國總理、俄羅斯總理。
知名學者傅高義生前一次接受BBC中文訪問時稱，當年朱鎔基能夠大刀闊斧地改革，與江澤民對他的信任分不開，他們配合得很好，朱鎔基自主權很大，但其實這是特例，中國歷任總理更多還是CEO，扮演執行者的角色。
上述智庫人士評價，李克強做了很多實際的改革，他很好地履行了他的任務，至於很多人批評他沒有更多革命性的建樹，我認為這是不公允的，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那也不是他的任務和責任。
李克強去世突然，我們並未找到他對於執政生涯的自我評價。最接近的表述有兩次：
一次在去年兩會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稱，「本屆政府以來，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國內矛盾和困難疊加。說到最大的挑戰，那還是新冠疫情及其給經濟帶來的嚴重衝擊。我們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行不避險，盡了最大努力。」
另一次是今年李克強卸任之際，與國務院辦公廳全體人員告別時，他表示，「現在在北方，尚屬冬季，但今天陽光明媚，如沐春光，人們常說，人在幹，天在看，看來是蒼天有眼啊，我們國辦同志這些年來，辛辛苦苦，扎扎實實，作出了特殊的奉獻，應該給你們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