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崇禎」下架，習近平文化思想控制下的中國出版人不安全感加劇
文/voa劉文
最近，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崇禎：勤政的亡國君》被要求全面下架，理由是「因印製問題」。中國出版業內人士說，「崇禎」下架應該是觸犯了「禁忌」。不過，這只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控制下的一個小事例。對出版業來說，除了「馬列」之外的政治題材都不碰，也不觸碰深刻剖析社會議題的作品已是共識。而出版人也感到了「一種整體的不安全感」。
不碰政治，不碰社會議題
《崇禎：勤政的亡國君》其實是2016年出版的《崇禎往事：明帝國最後的圖景》（故宮出版社）的更名重印。重印時設計了新的書名，也寫了的新的介紹語「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
寫過書也編過書的張耀宇（化名）告訴美國之音，他們業內人士推測主要是「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這句話觸犯了有關方面。
「‘勤政’是領導人喜歡拿來自誇的形容詞，你把這個和亡國聯繫到了一起，肯定會出問題，」他說。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曾數次用「勤政」來形容習近平。2022年2月，人民網、央視網等還特別發佈了「習近平的春節記憶，勤政篇」。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時，就有一篇網路文章將崇禎與習近平進行類比。文章的題目是《觀歷史言行：崇禎亡國時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當時，文章在網路上被不斷傳播和轉發，後被封禁。
張耀宇說：「最敏感的話題是和台灣、新疆、西藏這些內容有關的，但最最最敏感的內容，是和習近平本人有關的，……應該是編輯自己想要幽默一下，但現在會成為嚴重的政治錯誤。」
他說自己有些同情出版這本書的編輯。他擔心，這本書籍的大規模下架，會牽涉到出版社的相關人員。中國書號實名申領，實行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
張耀宇說，也正因為該制度，他和他的出版界的朋友逐漸不願意再觸碰深刻剖析社會議題的作品，哪怕是外國作者寫其他國家的書籍，雖然他覺得有些可惜。
張耀宇平時很關注政治類議題，也曾寫過以社會陰暗面為背景創作的小說。但現在他已經放棄寫作很久。在做編輯的時候，他也曾做過「耽美」（主要指同性戀愛情）主題。但後來，這個主題被限制，甚至連作品有有涉及到自殺的也會因為「宣揚自殺」而受到限制。有時候遇到國外好的文學作品，因為擔心無法過審，或者翻譯是要做許多刪減和修改，也不願意引進。
他說，大家為了安全起見，主要做生活和科普類的書籍。但即使如此，他也時刻擔心被舉報。「文學品類裡面，大家喜歡引進詩歌，字數比較少，」他告訴記者。內容多了，就容易觸發禁忌。
從事出版業近二十年的李璐（化名）的工作重心也從出版講述中國過去五六十年的社會現實的原創書變成了出版關注心理健康，提高工作效率的這類工具書。
「也會出講植物、動物、天文學這樣純科學類的書籍，比較不會有敏感內容」，她告訴記者。可能是因為社會上的許多人都過得比較壓抑，她最近出版的與心理學和心理健康有關的書籍，銷量都很不錯。
雖然在民營出版社工作的張耀宇和李璐都避開了政治話題，但有一類政治書在中國卻出現了增長。《2021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顯示，從細分類同比增長率來看，「馬列」這個細分類增速是最高的，同比上升了近50%，在實體店管道同比增長率超過了300%，主要是受一些政策性讀物圖書帶動。學術文化類同比上升超過了20%，主要是受到黨史相關圖書的帶動。
美中關係不好，美國人寫的書變敏感
除了要避開敏感的政治，避開美國人寫的書可能是中國出版界的人眼下要注意的另一個事項。
編輯林燁（化名）告訴美國之音他編輯一本由美國作者撰寫的哲學書從申請書號到最後出版的艱難歷程。
林燁從2020年春節開始就一直在申請書號，但是直到2022年8月前還是沒有批下來。
2020年，當這本書剛翻譯完成開始申請書號時，他就被告知因為美中關係不好，所有由美國公民撰寫的書籍，都很難拿到書號，要推遲出版。按照行業的慣例，他也沒有得到審查部門白紙黑字的檔，不知道對於美國作者的推遲要持續多久。
2022年8月，他終於拿到了書號。因為他所在的出版社當時已經支付了原作者的版稅和譯者的翻譯費用，林燁生怕事情再出現轉折，立刻推進印刷和校對等程式，在最短時間內讓書籍上架。但是，磨難並沒有結束……
這本哲學書籍因為深入探討了哲學的不同流派和各種意識形態，主題思想則在於人們該如何學會獨立思考，給書的出版帶來了很多不可預測的麻煩。
「我原本對這本書的出版已經不抱希望了」，林燁告訴記者，「這本書提到了宗教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很容易被理解成是影射現在的政府。」
除此之外，這本書裡還以調侃的口吻提到了蘇聯時期的共產黨。根據201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的通知：「涉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時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選題」是十二類「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方面內容選題」之一。
「我們改的時候非常費力，」他向記者解釋道，所付出的工作遠超過簡簡單單地校對翻譯內容是否符合原意。隨著被刪掉的內容越來越多，他也不得不思考應該加一點什麼內容進去，「既能接得上，還要圓回來」。
因為文章的主旨就在乎鼓勵人們不要被宗教等權威組織「洗腦」，他希望這本書至少能保持一些原意，因此不得不想方設法，將可能會敏感的內容用最委婉最不容易被挑刺的表達方式說出來。改到最後，文稿的內容和最初的翻譯稿已經相去甚遠，原文行文中對於權威的諷刺和調侃也所剩無幾。
回顧這段歷程，林燁感概萬千。「我們原本覺得美國換一個總統，可能美中關係就會變好，美國人的書籍出版也會變容易，但沒想到美中關係越來越差，而且出版行業的審核也越來越嚴格，」他在電話中說道。
由於作者是美國人，也因為題材稍稍敏感，林燁擔心書火了之後，一些網友出於反美的情緒挑剔這本書，造成書被舉報下架。他甚至不敢替這本書進行任何的線上或者線下的宣傳活動，甚至都沒有在圈內幾個知名的自媒體平台上宣傳。「我們要偷偷的，低調一點，不然被舉報就完了，」他無奈地說。
在2019年簽下這本美國暢銷書的版權時，他還設想過請原作者來中國舉辦讀書會，簽名會等宣傳活動，但沒想到等書終於出版了，卻連最基本的宣傳都沒辦法做。
他告訴記者，雖然書最後還是出了，但他「也沒有很高興」。
2018年審查變嚴格，「有一種整體的不安全感」。
從事出版業約二十年李璐指出，在中國，對書籍內容的審查並不是新鮮事。她從事出版業約二十年，曾經引進過許多海外著名作者的書籍，也曾經做出受到好評的原創書籍，並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在幾十個國家發行。
「一般做了很多年的編輯，都會知道什麼樣的題材是比較敏感的，在編輯的時候也會注意一下」，她告訴記者，比如遇到太過激烈抨擊中國政府的語言，就修改地婉轉一些，太多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內容，就在結尾的時候稍微增加一些正能量的內容。
不過，她感覺，從2018年起，整個行業的氛圍發生了變化，「有一種整體的不安全感」。
2018年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修改了憲法，開啟了第二任期的開始。也是從他的第二任期開始，中共推行越發嚴格的審查制度，對於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越來越嚴格。也在這一年新聞出版的管理職責劃入中央宣傳部，書號的發放和內容的審核也立刻開始收緊。
2018年3月5日，認證身份為「三鼎甲圖書公司總經理」的「出版人邢海鳥」在微博上稱：「2018年是出版嚴控之年，出版總局減少10萬個書號，約占全年書號的三分之一」。2020年，神州出書網刊登文章，表示「中宣部再出重拳，嚴控出版品質，2020年全國出版社書號再次縮減15-30%。」 北京開卷資訊技術有限公司在京發佈《2022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中顯示了新書品種相較2021年減少了25,000種，其中引進類的新書減少了兩萬種。
李璐說，他時常聽到有同行的書被下架，有同行的書被封禁。但究竟因為哪一句話觸犯了哪一條規定而被處罰，卻不得而知，大家都在「看似沒有規則卻又處處有規則的環境中運行」。
她這幾年做的一本講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的書也因為審查遲遲拿不到書號。她托了內部人士，打聽之後才知道書中神話人物的雕像裸露過多，正好撞上因為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政府各部門都在整頓各行各業中的「低俗內容」。大家集思廣益，後來決定在插圖中只使用神話人物的面部。
李璐說，很多時候書籍會因為「影射」而受到處罰，影射的物件可能是中國某位元領導人，可能是中國共產黨，也可能是中國某社會現象，但「影射」本身就很難定義，有時候明明是虛構內容，或者是批評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或者共產黨，也會因為「影射」而觸犯禁忌。她覺得「影射」這本身就像「三人成虎」，一旦網路上形成有規模的輿論，就很難證明作者或者譯者其實並沒有這個意思。
她認為這種時時刻刻都怕處罰禁忌的恐懼感正是政府想要施加給出版業從業者的：「這種隱隱不安的感覺，就達到了精神上恐嚇你的目的了」。
2023年10月7日至8日，中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再次強調「宣傳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張耀宇說，雖然還沒有得到具體的通知，但是，他已經有點無所謂了。「見招拆招唄。」他說。
他說，在中國作為內容創作者非常壓抑，而且也看不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