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不熄：「鐵拳」也不能粉碎的中國地下史學家運動
文/張彥
1959年，中國西北城市天水的一群大學生開始了一場螳臂當車的計劃。當時中國正處於「大饑荒」時期，這場由政府政策引發的災難導致了多達4500萬人死亡。這些年輕人親眼目睹了農民餓死和吃人的場面；也看到了政府如何殘酷懲罰或殺害上訪求救者。他們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麼，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傳出去。於是，他們決定辦一本雜誌。
學生們將這本雜誌命名為《星火》，取自「星火燎原」之意。他們將文章刻在鋼板上，並在當地官員幫助下用油印機印刷。
《星火》雜誌只有八頁，沒有照片或插圖，看起來十分粗陋。但裡面的文章全都正中中國專制政治——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當下——的要害：農民不可以擁有私產，一切都屬於國家；最高領袖容不下任何反對意見；官場腐敗猖獗；甚至連忠於政權的批評者都受到迫害。雜誌首頁的發刊詞就已經奠定了基調：
「為什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在國內怨聲鼎沸，叛亂四起；在國外陷入處處楚歌的境地呢？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做私有財產，事無鉅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
這本雜誌沒能出到第二期。幾個月之內，與該雜誌有關的43人被逮捕。三人後來遭處決，其餘人都被送去勞改多年。
「星火」燃燒了不到一年似乎就熄滅了。在中國共產黨執政近四分之三世紀的時間裡，它不過是反對黨權力濫用的無數小規模反抗之一，可能轉瞬就被遺忘。但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它的故事如今已經成為抵抗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如何做到的？這是通過中國一群非主流歷史學家的努力實現的。這些地下歷史學家是一群志願團結在一起，希望講述共產黨統治全貌的公民，他們將上世紀的饑荒與當代的疫情等事件納入了中國的集體記憶。49歲的記者江雪是該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為了不讓另一段中國歷史丟失或被扭曲，她決心講述發生在她家鄉的真實故事，這讓《星火》激勵了那些追隨其創作者腳步的人，證明了即使最嚴酷的鎮壓手段也是有限的。
在世界各地，歷史已成為爭奪當下的戰場。美國人就奴隸制在建國過程中的核心作用展開爭論。歐洲人努力面對當初殖民帝國的殘暴行徑。年輕的非洲人則在挖掘奈及利亞內戰和種族隔離時代被埋葬的記憶。日本、新加坡、印度以及其他數十個國家也不例外，在這些地方，大多數人出生前發生的事件已成為塑造他們未來的關鍵。
但這種掌握歷史敘述權的想法在中國表現得尤為強烈。對現代中國領導人來說，歷史是其合法性的關鍵：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來救中國；歷史決定了它的成功；歷史也將確保它繼續掌權。當然，這個歷史是由共產黨書寫的，它僱傭了大量文人、電影人、攝像師和記者，幫助推動它對或近或遠的時間裡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描述。通過他們，中共控制著教科書、電影、電視紀錄片、通俗歷史雜誌，甚至電玩遊戲。
因此，人們對最近的過去往往一無所知。1959-1961年的大饑荒仍被委婉地稱為主要由自然災害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國家主導的暴力奪去了多達200萬人的生命，學校被迫停課，知識分子被送去勞動改造；關於「文革」的討論眼下越來越成為禁忌。被抹殺的不僅僅是發生於上個世紀的事情。就連新冠危機也被抹去，吹哨人被塑造成支持政府的英雄，嚴厲的封鎖現在也成為公開討論不可觸及的禁區。
不過，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這種對歷史的壟斷正是中國專制主義流弊的根源。如果人們從小到大認為中共是由一群任人唯賢（而非通過幕後交易任命）的官員領導，通過嚴格但公平（而非缺乏權力制約）的公務員體系來統治中國，捍衛存在了數百年（而非從一個四處征戰的帝國繼承）的國家邊界，那麼他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中國容易發生清洗、腐敗和種族衝突。簡而言之，如果他們相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統治中國，那麼就永遠不會質疑其統治的權利。
這種歷史何其重要的信念正在推動一場全國性的地下史學家運動，在過去20年的時間裡，它逐漸形成。我把他們統稱為歷史學家，他們是中國最聰明的一批人，其中有大學教授、獨立電影製作人、地下雜誌出版商、小說家、藝術家和記者。有些人可能被視為持不同政見者，但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處於體制內，始終從事的是體制內工作，擁有財產，有家有口。他們冒著失去事業和前途甚至是牢獄之災的風險，出版祕密雜誌、禁書和獨立紀錄片。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地下歷史學家就一直存在，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前50年裡，他們都是孤立的個體。他們的文章、藝術作品和書籍很快就被安全機構沒收。他們甚至常常不認識彼此。
但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始終關注著這些地下史學家，他們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網路，在多次的鎮壓中得以倖存。他們分享故事、分享英雄，分享共同的信念，這得益於並不複雜的數碼技術，比如PDF文件、價格能夠接受的數碼相機和筆記型電腦上的影片編輯軟體，他們現在可以相對容易地傳播這些東西。當大規模的騷亂令政府窮與應付時，例如2022年底的疫情封鎖期間，他們就能夠將自己的想法注入公共辯論中。
中國地下歷史運動的興起挑戰了人們如何看待這個國家的傳統觀念。今天，對中國的主流看法是，那裡只有一連串反烏托邦的恐怖——監控、文化滅絕、盲目的民族主義。作為一名撰寫過大量關於中國的宗教和政治迫害文章的人，我知道這些問題是的確存在的。但是，有其他願景的中國人也是存在的。批評的聲音仍然存在。
反正史(counterhistory)運動在中國的持續存在也讓人對有關中共統治社會能力的假設產生疑問。儘管困難重重，生活在中國的人們還是在發表作品，製作挑戰權威的電影。他們的理念得到傳播，當社會中的問題達到沸騰的狀態——就像去年那樣——人們往往向他們尋求看待當下的不同方式。
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些人的努力讓中國年輕人重新發現了自己與共和國早期的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聯繫。曾經僅存於外國學術書庫的圖書現在能以數字形式方便地分享。電影記錄英勇抵抗的故事，並在私下裡傳看。持著審辯態度的思想者在中國曾經是各自為戰，現在他們擁有中國人民反抗專制統治的強大集體記憶。
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家族的歷史，江雪可能永遠不會想到要去延續《星火》的記憶。和許多地下歷史學家一樣，她相信歷史的力量始於家中。
1960年初，大饑荒期間，江雪的祖父張儒林（音）、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四個孩子每天能分到一個大玉米面饃饃。張儒林知道他們會吃不飽，於是做了一個決定：其中一個人需要死掉，這樣其他人才能活下去。但是如何選擇，如何讓其他人接受這種犧牲？
江雪講了一個她兒時父親每年大年夜都會講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個非常公正的人。他會用刀把饃饃切成6等份。每人一份。每份一樣大。家裡最小的孩子（我的小姨）和祖父的饃饃一樣大。但他需要勞動，需要更多食物。大家都活了下來，但祖父卻餓死了。」
為了讓孩子們了解家族史，江雪的父母每年都會讓他們穿上冬衣，徒步半個小時來到屋後小山上的一小塊平地，那裡埋葬著祖父的遺骨。一家人帶著食物，在冰天雪地裡磕上三個響頭。然後她的父親就會講起這個故事，每次都以「當年我們餓著肚子……」開頭。
這些家庭經歷讓江雪對權威產生懷疑，並在她大學畢業後愈演愈烈。她的正式姓名是張文敏，但當她剛開始做記者時，她取了筆名「江雪」——字面意思是「江上的雪」——它來自一首九世紀的詩，描寫了一個漁夫在落雪的江上獨自駕舟。這是中國詩歌中最令人難忘的形象之一，暗示著一個人在逆境中堅持不懈，孤獨地追求著許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的東西。
1998年，她在《第一財經日報》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當時正是中國媒體的一段神奇時期。當時的報紙被鼓勵面向市場。審查制度仍然存在，但相對寬鬆。
2003年，中國新聞業似乎處於轉型邊緣。那一年，一名外來務工人員在廣州被警察拘押期間遭毆打致死的事件激起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憤怒，他們成功地呼籲起訴十幾名公務員，並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農民工。突然之間，媒體和公民社會似乎可以影響變革，即使在中國這樣一個部分封閉的體系中也是如此。像江雪這樣的記者開始報導越來越宏大的題材：強迫拆遷、腐敗和環境問題。
但慢慢地——也許是不可避免地——共產黨開始反擊。它重新控制了新聞編輯室，安排了更多順從的編輯。到2010年代初，黨縮小了可以調查的主題範圍。江雪一直在她的報社工作，直到2014年，編輯發布了一條命令：只發表正面評價政府的文章。江雪覺得自己遲早會被解僱，於是辭職了。從此，她開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
當時，江雪已被視為是中國新聞界的代表人物。但擺脫了官方限制之後，她得以寫出作為中國知名的獨立記者享譽海內外的文章。
奠定江雪業界聲譽的是她在2015年發表的《一個妻子的這一年》，這是一篇關於一位著名人權律師的妻子孟群的人物特寫。該文章角度非常罕見，將關注焦點從中國異見人士的陽剛世界轉移到許多為變革而奮鬥的勇敢女性——包括江雪自己——身上。
但這篇文章也讓她引起了可怕的中國安全機構的關注。她在2017年的文章《閉嘴，你看起來很像國家的敵人》中詳細描述了自己遇到的困難。該文章分析了數位技術如何被越來越多地用於追蹤她這樣的人，以及普通人為何對自身經歷的歷史一無所知。
「如果這土地上有另一個無形的牢籠，那我們身在其中，心智難道不是無時不在受影響嗎？」她寫道。「普通人本應獲取的關於這世界的常識，要拖延多久才能得到呢？」
在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她開始對《星火》的故事產生興趣。有天，一位外地來訪的教授問她是否聽過這本刊物。她沒聽說過，在得知該雜誌起源於她的家鄉天水後，她十分驚訝。當晚，那位教授做了一件此前幾代公共知識分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給江雪用電子郵件發來了一份關於「星火案」的500頁PDF文件，其中包含一本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和學生遭公安拷問後的供詞。後來，她甚至發現了該雜誌兩位主筆寫給彼此的情書。令她驚訝的是，居然沒有人為普通讀者寫過關於此事的深度文章。
出於好奇，她給父親打了電話。他小時候有沒有聽說過這本雜誌呢？他沒聽說過，但他知道有人能幫上忙。幾天後，江雪就坐上了返鄉的火車，回去搜集更多情況。由此她也開始了對該雜誌長達數年的研究。江雪從自己的家鄉開始探訪，但為了這個項目，她自費走遍中國，尋找創辦《星火》的那些今已垂垂老矣的學生，探究當代中國是否能以他們的故事為鑒。
她得到了其他地下歷史學者的幫助，他們給了她建議和鼓勵。她採訪了中國最傑出的地下紀錄片製作人之一胡傑，後者拍攝過兩部與《星火》相關的影片。常住西安的反正史歷史學者張世和幫她剪輯了一段採訪的短片。她還與艾曉明有過長談，後者是一位女權問題學者，拍攝過多部紀錄片，其中一部長達六個小時的影片是關於江雪老家附近一處臭名昭著的勞改農場。
2019年，香港《今天》雜誌刊載了江雪關於《星火》的文章。這是她迄今為止寫過最長、涉及面最廣的文章，總計四萬多字，堪稱介紹《星火》及其所挑戰的體制方面的最權威書面記錄。
文章以第一人稱寫成，對歷史的敘述只佔到部分內容。文章的核心是江雪發掘家鄉遭到遺忘的歷史篇章的過程。在一系列的短文中，她引領讀者拜訪了那些曾奮力創作《星火》的倖存者。他們講述的親身經歷將我們帶回了「大饑荒」時代，他們還描述了如今為對抗官方的刻意遺忘所做的努力。其中一位受訪學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江雪問他現在是否還會懷念當年的同學。
「經常這樣。」
「想起他們那時候的音容笑貌，」她說。
「對。」
「（他們）年輕時候的樣子。」
「對，我永遠不會忘，直到我在地球上消失的那一天我也不會忘記。因為這些人都是善良透頂的人，都是非常崇高的人，應該被人們所記住。我希望，我們國家要吸取（教訓），歷史的悲劇不要重演，要吸取這個教訓。我也更希望年輕人要有正義感，要發揚有正義感的品德。應該敢做敢為。但是，不要做無謂的犧牲。」
「太可惜了，不是嗎？」江雪問道。
「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當需要的時候，也應該勇於慷慨地奉獻出來。」
江雪說，這是她最有意義的作品，尤其是因為它講述了自己老家的歷史。她家過春節的儀式讓她明白，自己的祖父死於飢餓。但直到研究了《星火》，她才明白饑荒的整個大背景，更重要的，還有那些人曾經的反抗。
文章發表後得到的大量支持也讓她深受感動。文章以PDF格式在大陸廣泛傳播。一位在天水經營印刷業務的讀者主動提出印刷裝訂一批雜誌，以便老年人閱讀。另一位天水讀者寫信給江雪，稱自己仍清楚記得當地批鬥學生的群眾集會，以及其中一位學生譚蟬雪如何在漫長的羞辱和威脅中傲然而立的樣子。「現在我知道她是個真正的英雄！」她在信中寫道。
「《星火》是歷史，」江雪告訴我。「但它是段未完待續的歷史。老一輩面對過的問題，尤其是缺乏言論自由，也是我在今天面對的問題。看看新冠疫情和所有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一切都是因為缺乏言論自由。」
但挑戰歷史這一中共最敏感領域的代價是巨大的。江雪多年來都只能靠積蓄度日。她的工作與身為政府智庫宗教研究員的丈夫想要事業有成的願望發生了衝突。當「思想警察」到研究所發出警告，丈夫要求她停止手上的工作。她拒絕了，兩人於2021年離婚。
支撐江雪和其他許多地下歷史學者走下去的是他們這場運動所提供的群體歸屬感。一些受訪者成為了江雪的好友，比如譚蟬雪，在她於2018年去世前，江雪經常拜訪她。今年6月，她在北美旅行期間還致電曾在1960年為《星火》出版出過力的向承鑒。逢年過節她都會打電話問候，兩人會聊半小時左右的家常。那次是在端午節前後，這個節日特別應景，因為它起源於古代一位著名詩人自殺抗議朝政敗壞的故事。
「向叔，」她在影片電話裡說，「大家都很關心《星火》。誰都沒有忘記。」
在一篇文章的開頭，江雪引用了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話，闡述她所描繪人物的關聯性——以及她自己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他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對於所有致力於今日中國變革之人來說，這段文字是如此相得益彰，令我深受觸動：他們的努力究竟是無謂，還是革新？那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阿倫特的引言之所以十分貼切，因為它沒有預設結局。在黑暗時代裡為變革奮鬥的人不一定能贏，邪不壓正或其他一些老套說法不一定適用。但這話蘊含的意義明確的：在黑暗時代，光明彌足珍貴；它永遠都很重要。
那些認為中國威權主義無可救藥的人——這是當今許多國家的主流觀點——會指出江雪和其他參與反正史運動的人所面臨的麻煩。例如，湖南作家譚合成花了數十年時間記載中國一個縣政府下令執行的法外處決，描寫了發生在該縣湖泊、河流和橋樑上的謀殺案。然而，隨之而來的代價包括被主流社會邊緣化，還有持續不斷的報復威脅。曾製作多部紀錄片的導演艾曉明被禁止出境。地下出版物《記憶》在過去15年已出版340多期，但其編輯經常面臨騷擾和警方監視。
然而，這只是對他們的人生，以及這場維繫了75年之久的運動歷程的片面解讀。和其他地下歷史學者一樣，江雪仍在寫作，她的文章在中國仍被廣泛閱讀。其他人也在不斷尋找機會，通過拍攝影片、編輯雜誌和撰寫歷史小說來挑戰政府的遺忘運動。他們受到了迫害。雜誌被封，電影節被叫停。但他們總會捲土重來，他們和他們的前輩75年來都是如此。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要衡量他們的影響力是很困難的。但有趣的是，我總能發現有人不斷發布和轉發他們的作品，特別是在過去幾年。社群媒體當然可能是個迴音室，但當疫情剛暴發的最初幾個月我還住在中國時，這些反正史的敘事似乎突然無處不在，因為中國人都在尋找各種方法去理解威權主義為何再次給國家帶來了嚴峻挑戰。
我無意宣揚虛假的樂觀主義，但這是一個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包括習近平上台並開始實現其強國願景的整個2010年代——的人所經歷的現實。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未面臨如此嚴厲的管控。這就是黑暗的時代。也正如上世紀90年代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互聯網」極易受到威權國家的控制，使得社群媒體更像一種統治工具而非自由載體。
但人們仍在抵抗，並以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團結之道進行抵抗，這一事實應該比獨裁政權只有獨裁的陳詞濫調更加重要。事實上，獨立思想在中國依然存在。它並沒有被碾碎。中國的地下歷史學者或許在巨大的陰影之下工作，但他們是我們知識界的一份子，也是關於我們如何探究過去、創造未來的更廣泛全球討論的一部分。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本身就值得了解。他們作品的深度和野心堪比冷戰時期那些偉大的作家和導演，比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和米洛斯·福爾曼。值得記住的是，在好幾十年時間裡，東歐知識界的許多巨擘影響力都是有限的。只有當這些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停滯，老百姓為了給未來一個預期，才會開始尋求其他理解過去的辦法。
一部分中國的反正史學家乾脆將自己的工作視為時間膠囊。他們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太可能在中國自由傳播，但和一代代中國歷史學者一樣，他們相信正義終將得到伸張，總有一天他們的作品將具備重要價值。他們希望未來的中國人知道，在2020年代，當黨似乎成功地將時鐘倒撥，中國的人民沒有貪圖安逸或屈服於恐懼。他們繼續寫作和拍攝。並非所有人都選擇認輸。
但還有很多人相信，黎明前的黑暗不會那麼漫長。他們認為，儘管大權在握，但如今的中共十分脆弱。
隨著中國從幾十年來不斷增長的繁榮過渡到增長緩慢和面臨人口挑戰的時代，很多中國人似乎都渴望從新的角度了解他們的國家。政府對新冠疫情的處理——嚴酷封鎖導致了死亡與苦痛，隨後突然放鬆管制又在短短几個月內造成至多達百萬人死亡——讓黨無往不利的形象完全破滅。VPN技術長期以來都可以繞過中國的防火牆，但願意忍受麻煩的人相對較少；現在，許多人都會使用VPN來瀏覽被封禁的網站。
對於作品總被中國網站屏蔽的江雪來說，這意味著會有新讀者被她的作品所吸引。她發現自己的文章經常被轉換成圖片文件，這樣就可以更容易發到中國的社交網路上，因為國家機器難以讀取這些文件並識別出敏感詞。
2023年元旦剛過，在中國各地的抗議浪潮迫使政府放棄嚴厲的疫情封控政策後不久，江雪發表了她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她問候了去年年底那群引領抗議活動的年輕人。「因為你們，疫政三年，人們承擔的苦難彷彿才有了一絲意義，」她寫道。「是你們，大聲喊出心裡的話，為所有被損害與被奴役的人贏得了一絲尊嚴。」這篇文章發在了一個被封禁的網站上，但很快就被發布和轉發至Telegram、微信等其他平台。她收到了大量中國民眾發來的感謝郵件和信息。
在追求使命的過程中，江雪經常被問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真有任何意義。有次我們前往西安南部的山區時，她給我講了幾年前她在紐約一次聚會上的遭遇。她遇到了一位著名記者，當時他已經離開這個行業，逃到了美國，經營著一家餐廳。他告訴她，她的作品有道德價值，但實際上還是無關緊要的。寫中國歷史能寫出什麼結果呢？
在向我講述此事時，她眼睛低垂，慢慢搖頭，彷彿被打敗了一樣。但隨後她停了下來，整理思緒，以出乎意料的決絕口吻說道：
「但我不同意，」她說。「只要嘗試了就有意義。我想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做一個正常人。」
對於江雪這樣的人來說，前方等待的不一定是成功。他們會老去、死亡，可能會被逮捕或被遺忘。但如果說這場運動的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儘管遭遇了挫折，它還是在隨著時間推移發展壯大。個人的鬥爭可能失敗。但我們仍可以看到創作的無限循環，新的星火就在歷史燧石的每一次敲擊中不斷迸發出來。
張彥(Ian Johnson)是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也是即將出版的新書《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者及其未來之戰》(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的作者，本文改編自這部作品。張彥曾在中國生活20年，並憑藉對該國的報導獲得普立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