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十年專題】數位絲綢之路：中國能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嗎？
文/黃依依
RFA推出「一帶一路十周年」專題，聚焦一個領域、三個國家，試圖回答：這個被習近平稱為「世紀工程」的倡議在十年內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又如何影響合作國家及其人民。
前言｜重新認識「一帶一路」：數位帝國與中國模式
北京將在10月舉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官方透露，已有90個國家和多位國家領導人確認出席。這是時隔四年多（第二屆於2019年舉辦），中國再次舉辦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最高級別論壇，也是中國集中展示一帶一路成果及國際地位的舞臺。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與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這覆蓋了中國83%的建交國，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的近80%。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一帶一路」已帶動投資近1兆美元。美國研究機構AidData亦發現，中國在國際發展融資方面的支出超過美國，比例是2比1。這一變化主要發生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推出後。
隨著投資不斷增長，一帶一路的合作領域也從最初的貿易、能源、基礎建設，擴展到數位、健康、文化、安全、永續發展等領域。一帶一路生出諸多分支：數位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太空絲綢之路和綠色絲綢之路。如今，中國在海外開展的幾乎所有合作項目都可以被歸類為一帶一路的一部分。
研究者們整理大量資料和官方資料，試圖回答一帶一路是經濟目的、外交手段，還是戰略野心？答案是，它都是。
它是中國產能的對外輸出、是外交的有力手段，也是地緣戰略框架的搭建力量；它擴大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並推動習近平的最終願景——創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在中美脫鉤、中國被排除在關鍵科技產業鏈外，及中國國內經濟下行的夾擊下，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帶一路。
近幾年，中國收縮了對海外基礎建設項目的投資，同時不斷加大投入數位領域。借著《數位絲綢之路：中國能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嗎？》，我們揭開中國在數位基礎建設領域的快速擴張。比如：中國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北斗已覆蓋全球 165 個首都城市，比美國 GPS 提供更廣泛的覆蓋範圍；在歐美遭到抵制的華為，建設了非洲70%的4G網路；此外，中國已向全球至少80個國家出口了用於警務和國內安全的監控平臺。
網際空間早已成為最火熱的「戰場」。這不僅是數位威權主義的輸出，更是對未來市場的爭奪。至今，世界上仍有29億人口無法連通網路，中國將目光對準數位鴻溝，寄望通過佔有新興市場，獲得更多國家的支援，並由此成為數位領域標準的制定者。
印尼便是新興市場的重要組成力量。它有2.7億人口，是世界人口第四大國，其中近一半人口在30歲以下，讓印尼成為數位經濟的真正藍海。在《華為「攻佔」印尼通信產業：「他們控制了市場，就控制了國家」》的報導中，記者赴印尼實地採訪，揭示中國通信公司華為如何通過廉價的基礎建設、人員培訓和政府公關，在這片藍海「跑馬圈地」。以及，中國通信公司的壟斷在當地帶來哪些隱患和憂慮。
中國在數位領域的擴張並不局限在通信基建上，更捆綁在無數大型建設項目上。已建成通車的中寮鐵路不但複製了中國的建設標準，更全盤接受了身份證實名購票系統和安檢系統。在《中寮鐵路沒能帶來中國人潮，卻帶來了中國地產公司與性產業》一文中，記者搭乘中寮鐵路入境，講述這條鐵路線背後的利益交換和言過其實的經濟帶動能力，以及寮國邊境小城磨丁被「中國模式」輾壓過的樣貌。
在西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的前總統帕努埃洛曾嘗試抵抗「中國模式」。他在卸任前兩個月發表一封公開信，詳細講述了中國如何賄賂滲透密聯邦官員、威脅其人身安全，並試圖在一帶一路經濟合作之外，強行推進戰略和安全合作。
在《公路VS教育：密克羅尼西亞的中美援助「競賽」》這篇報導裡，記者赴密克羅尼西亞專訪帕努埃洛，並考察一帶一路在當地的援建專案，其品質頗為堪憂。中國亦積極在密聯邦拓展數位建設，曾競標「東密克羅尼西亞海底電纜計畫」，後來密方出於安全疑慮取消了招標。
經過十年發展，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中國外交和全球地緣戰略的一個重要元件。印尼、老撾和密克羅尼西亞，都目睹了中國在經濟、外交和戰略上的一系列動作。
在地緣政治動盪加劇的當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一帶一路：它如何演化，如何在數位領域擴張，如何影響全球秩序，又是如何影響合作國每一個具體的人。這仍是一個在不斷變化的故事。
開篇 ｜數位絲綢之路：中國能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嗎？
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噴射出橘紅色烈焰，在夜幕中升空，將中星26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2023年2月23日晚，中國成功發射首顆通信容量超過100Gbps的高通量衛星（此前最大容量為50Gbps）。中星26號衛星能夠為邊遠地區提供更穩定的網路服務，包括飛機、漁船以及在沙漠或深山的工作者。官方報導稱，中星26號能同時滿足百萬個使用者終端使用，最高通信速率達450Mbps，「全面開啟我國衛星互聯網服務新時代」。
幾個月後，《中國航太報》發佈一則報導：隨著中星26號升空，鑫諾公司（Sino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全球寬頻衛星通信網進一步升級，實現了南美區域主要航線及漁場的衛星通信覆蓋。「秘魯漁場是世界四大漁場之一」，報導寫到，這一服務「為遠洋捕撈業務提供了強有力的通信保障」。
在報導裡，這家中國國有衛星運營商暢想未來的發展方向：「護航數位海上絲綢之路」、「為一帶一路提供通信基礎支援」。
這是「數位絲綢之路」（Digital Silk Road）向外延展的一小步。作為「一帶一路」的一部分，「數位絲綢之路」由習近平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高調提出，並在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上得到進一步推廣。
迄今，「數位絲綢之路」已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並受益於新冠疫情對全球數位產業的推動。一些觀察者發現，近年「一帶一路」減少了對大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不斷加大對數位經濟的投入。
和「一帶一路」下轄的諸多倡議一樣，「數位絲綢之路」也並不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策略，它更像是一個大口袋，一邊向前走，一邊把和數位相關的技術或產業都丟進去。其內容涵蓋5G、海底和陸上光纜、衛星地面跟蹤站、智慧城市、金融科技、電商、雲服務、人工智慧、納米技術和量子計算等。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數位領域不斷擴張，並已取得大量成績：迄今，中國的導航衛星系統北斗已覆蓋全球165個首都城市，比美國 GPS 提供更廣泛的覆蓋範圍。作為全球第四大海底電纜企業，華海通信（HMN Technologies）已承建134個海纜項目，簽約交付9.4萬公里海纜，差不多可以繞地球兩圈。而海纜承載著超過95%的國際資料傳輸量。中國兩大監控巨頭海康威視和大華在中國境外安裝了超過630萬個監控攝像頭，占全球監控攝像頭總數的60%。此外，中國已向全球至少80個國家出口了用於警務和國內安全的監控平臺。
在中國商務部發佈的《「十四五」商務發展規劃》中，2021-2025年海外投資總額為5500億美元（包含非一帶一路國家），比上一個五年規劃的7400億美元減少了1/4。與此同時，對外承包工程的合同總金額從上一個五年計劃的8000億美元減至7000億美元。
這一收縮計畫在「一帶一路」投資中被忠實地執行了。據投資管理公司景順（ Invesco ）發佈的《2022年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報告》，2022年一帶一路建設專案的交易規模為3.21億美元（2021 年為 4.96 億美元），是 2013 年宣佈「一帶一路」以來的最低水準，。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設專案縮減的同時，科技行業的參與度較 2021 年大幅增長 7,536%。
日本經濟新聞也得出相似結論：與啟動「一帶一路」的2013年相比，2022年中國企業對塞內加爾數位領域的投資規模增至6倍，達到176億美元。
來自復旦大學的研究顯示，在2018至2019年，中國數位領域企業實施境外投資合作項目1334個，其中57%與「數位絲綢之路」相關。這些企業既有國有電信運營商，也有私營科技公司。
那麼，加大數位領域的投資究竟意味著什麼？中國推出「數位絲綢之路」的目標又是什麼？
在中美科技冷戰和疫情封控夾擊下出臺的中國十四五規劃，釋放了一個重要訊號：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構建「科技強國」。此前，習近平亦提出「雙迴圈」經濟模式，一方面繼續向海外市場輸出產能，同時減少國內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這或許是中美科技冷戰下中國不得不邁出的一步，但也呼應了中國在數位領域一直以來的雄心。
早在習近平出任福建省省長、浙江省委書記時就提出要建設「數位福建」、「數位浙江」。2017年，「數位中國」和「網路強國」被寫入十九大報告。十四五規劃更提出：到2025年，「數位中國」建設取得決定性進展。
「數位中國」是中國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戰略定位。習近平在多個場合指出，掌握互聯網就等於掌握時代的主動權。他如此描述建設數位中國的目標：推動全球數位化進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數位絲綢之路」是「數位中國」向外伸出的手，是實現「雙迴圈」目標的工具之一：它將中國的技術和產品輸出到「一帶一路」國家，希望借此搭建令這些國家依賴的數位生態系統，成為數位經濟領域的標準制定者，並助力創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替代美國主導的秩序。
「習近平的願景是通過基礎設施項目、貿易協定、民間聯繫和政策協調讓中國更接近一切的中心。」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高級顧問喬納森·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在《數位絲綢之路：中國追求全球連通與未來勝利》（The Digital Silk Road: China’s Quest to Wire the World and Win the Future，本書暫無中文譯本，以下簡稱為《中國全球連通》）中寫到。
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認識這條標語：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它概括了一個樸素的道理：交通便利了，經濟才能發展——中國政府和民眾對這一點篤信無疑。在「一帶一路」項目中，亦不乏公路和高鐵項目。
雅萬高鐵延宕四年終於在2023年通車。儘管這142公里長的高鐵，預算超出20多億美元，要營運40年才可能回收成本，中國和印尼仍商討高鐵延伸的建設。圖為雅萬高鐵站頂上的工人。（RFA）
雅萬高鐵延宕四年終於在2023年通車。儘管這142公里長的高鐵，預算超出20多億美元，要營運40年才可能回收成本，中國和印尼仍商討高鐵延伸的建設。圖為雅萬高鐵站頂上的工人。（RFA）
隨著移動互聯網普及，這句標語又加了六個字：要閃富，通網路。
至今，世界上仍有29億人口無法連通網路，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資料指出，他們占全球總人口的37%。
「數位絲綢之路」將目光對準了這一數位鴻溝。中國網信辦主辦的雜誌《中國網信》在一篇文章中講到：要打造聯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資訊轉接中心，提升中國在亞洲間、歐非與亞洲、亞洲與美洲的樞紐地位。
迄今，中國在全球累計建設34條跨境陸纜和多條國際海纜。第一條穿越南大西洋的海纜——SAIL已在2018年底正式商用投產，它聯通了南美洲和非洲，由中國聯通和喀麥隆電信共同投資建設。
此外，一條名為PEACE的海纜正在建設中，全長約1.2萬公里，起始點在中國境內，途徑巴基斯坦、阿拉伯海，繞過非洲之角，經過紅海、地中海，直通法國馬賽。其中，巴基斯坦和吉布地這兩個節點將成為亞洲和非洲之間最短的互聯網連接——這兩個地區近年來國際頻寬增長最快。
中國在非洲建設通信網15萬公里，網路服務覆蓋近7億使用者終端。在歐美遭到抵制的華為，建設了非洲70%的4G網路。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將發生在非洲。
這是一片藍海。正如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指出，數位收入占 GDP 比重最高的 30 個國家中，有 16 個位於新興國家。2017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數位收入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兩倍多。
「中國在開發下一代技術的同時，也在爭奪下一代市場。」希爾曼在《中國全球連通》中寫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互聯互通水準存在差距。中國將這些斷層線變成了其科技巨頭的跑道。現在他們已獲准起飛。」
在新興市場，中國通信企業面臨著來自諾基亞、愛立信和三星的激烈競爭，但憑藉相對良好的品質和實惠價格，他們贏下了很多合同。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22年出版的《數位絲綢之路：中國的技術崛起與網路空間的地緣政治》（The Digital Silk Road: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 and the Geopolitics of Cyberspace，本書暫無中譯本，以下簡稱為《中國技術崛起》），介紹了中國通信企業和西方同行的不同。
由於新興市場的利潤並不豐厚，愛立信、諾基亞和三星等老牌供應商不足以與中國公司進行價格競爭。中國企業則受益於國內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此外，他們可以獲得中國國家銀行的支持，還因對「一帶一路」的貢獻而在國內獲得政治信譽，並在全球範圍內獲得了企業管理經驗。
而對於購買技術的國家來說，繁榮與安全之間的選擇相對容易。書中寫到：他們知道無論如何都無法保證自己網路的安全；中國公司提供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機會，這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提供的機會，而且價格似乎可以承受、沒有政治條件。選擇繁榮是很簡單的。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對數位基礎建設的追求並非只有「數位絲綢之路」在推動。「一帶一路」眾多大型基礎建設，高鐵、港口、機場、石油管道，通常也會捆綁數位基礎建設一起輸出。比如，在老撾修建的鐵路項目包含了367萬美元的資訊與通信技術服務。
而電信網路建設只是數位絲綢之路的第一步，在通信服務打好的地基上，中國輸出了更多數位服務和產品，包括但不限於：雲服務、智慧城市、電商平臺、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
數位絲綢之路出售的是一整套數位生態。
民營互聯網企業與中國政府「合流」
和「一帶一路」不同，推動「數位絲綢之路」的主力不是中國政府、也不是國有企業，而是民營互聯網公司。
《2022年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報告》指出，與之前大多數年份不同，2022 年「一帶一路」投資由民營企業主導，包括寧德時代、阿裡巴巴等；唯建築合同依然由國企主導。
《中國技術崛起》援引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資料集China Connects指出，只有不到 10% 的「數位絲綢之路」相關專案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它們主要是：實體資料中心、電子政務、華為「平安城市」等監控技術專案和國家電信網路。
另一個重要的不同是，你很難識別哪些專案屬於「數位絲綢之路」。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的出海行動遠遠早於官方推廣「一帶一路」的時間點，它們的「攻掠」範圍甚至比一帶一路還要廣泛——比如，中國官方難以進入的美國和西歐市場。而阿裡巴巴、華為、騰訊等企業在新興市場「跑馬圈地」，更多是出於擴張需求，正如阿裡巴巴前CEO張勇反覆強調的——全球化是阿裡的未來。
在某種程度上，數位絲綢之路是中國政府海外戰略與民營互聯網企業發展需求的「不謀而合」。
繼中興、華為被美國制裁，進而遭到西方國家抵制後，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盡了最大努力讓世界相信它們獨立於中國共產黨，但收效甚微。「中國公司要想在西方國家恢復聲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做中國人。」 《中國技術崛起》寫到。
地緣政治早已數位化。
被發達國家市場抵制的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勢必會更加努力地開拓新興市場。隨著「數位絲綢之路」的發展，民營企業可以從中國政府那裡獲得貸款、補貼和政策支持。相應的，中國政府也渴望透過這些公司在數位領域攫取最大限度的優勢。
除了符合發展戰略，這些互聯網企業對「數位絲綢之路」從善如流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通過叫停螞蟻IPO、向滴滴開出80億人民幣的罰單，讓這些企業明白了誰才是老大。這也令他們比以往更賣力地為政府的口號月臺。
在「數位絲綢之路」的經濟利益上，中國科技巨頭和政府想要的一樣。來自印度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在一篇報告中指出：2013年至2018年，中國透過貸款（優惠和非優惠）、信貸額度和贈款投資了近550億美元，用於這些國家建立通訊技術基礎設施。華為和阿裡巴巴等公司在這項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華為已成為印太地區 5G 相關技術開發的主要供應商。
上述報告還提到，華海通信在全球海底電纜項目中的份額從2012年僅占7%增加到2019年的20%，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2020年，中國最大的電力和光纜製造商亨通收購了華海通信 81%的股權。
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數位絲綢之路」的推廣上配合無間。全球智慧手機市場前五名中的三家中國手機——小米、OPPO、Vivo，均預設包含北斗服務，它們的全球市場佔有率接近30%，小米覆蓋全球至少90個國家和地區。生產全球80%以上商用無人機的大疆，其產品也配備了北斗功能。
關於中國民營科技企業與中國政府在數位絲綢之路中的關係，《中國技術崛起》的概括一語中的：「它涵蓋了中國科技公司投資並向全球協力廠商市場出口技術的商業實踐，也是北京利用中國商業成功的政治口號和地緣政治努力。」
數位威權主義的輸出
不同於一帶一路專案在當地遭受質疑和詬病，數位絲綢之路獲得了相對積極的評價——即使是在反對「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的國家。
《中國技術崛起》指出，關於土地所有權、流離失所和大量中國勞工存在的爭議——這些是對「一帶一路」項目不滿的主要根源——並不是數位建設的主要內容。
不可否認的是，「數位絲綢之路」填補了發展中國家在數位領域的真空，讓億萬人和網路世界聯通。不過，這些產品和技術也激起了不少質疑。
比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了52個國家的73項《安全城市協議》，發現華為在宣傳中誇大了其監控系統的功效。
2014年，肯亞的兩個城市奈洛比、蒙巴薩安裝了華為的監控系統。華為宣稱2015年其監控系統覆蓋地區的犯罪率比上一年下降了46%。但肯亞國家警察局報告稱，2015年奈洛比犯罪率略有下降，蒙巴薩略有上升。到2017年，奈洛比報告的犯罪率更高於設備安裝前的水準。
Bloomberg在2019年的一篇報導裡指出了類似情況。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耗資1億美元的安全城市項目於2016年交付。據巴基斯坦國家警察局統計，儘管監視有所增加，但入室盜竊、綁架和謀殺在2018年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犯罪總數上升了33%。據一個立法機構委員會的說法，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半數攝像機出現了故障。
但這些問題很少被當地政府指出。「指出這些系統沒有按承諾運行將使政府受到批評，稱其浪費了公共資金並且沒有有效地履行職責。許多國家也不願意冒破壞與主要貸款人和交易夥伴中國政府關係的風險。」希爾曼在《中國全球連通》中寫道。
更引人憂慮的是，隨著數位技術的輸出，中國的監控模式也一同擴散了。
中國境內安裝的監控攝像頭數量佔據全球的一半。Comparitech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設置最多閉路電視(監視器)的20個城市裡，有18個在中國。攝像頭最密集的是山西太原，平均每千人被高達119.57個攝像機監視。
散落在各個角落的攝像頭，配合網路實名制、公共資料庫數位化、警方及安全部門的資料分析中心，以及，被疫情進一步加速的對居民生物識別資訊的大肆搜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監控網路。
中國已向全球至少80個國家出口了用於警務和國內安全的監控平臺。這也引發了對中國輸出威權主義的批評。
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對外輸出監控技術的國家， IBM、Palantir 和思科等美國公司的人工智慧監控技術已在32個國家得到使用，在美國對華為實施禁令之前，美國晶片亦在華為、海康威視等涉嫌新疆侵犯人權公司的供應鏈中。
而在進口中國設備的國家中，有一些本就不是民主國家。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簽訂華為安全城市協定的國家中71%屬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人權評級為「部分自由」（44%）和「不自由」（27%）的國家。
中國的問題在於，它根本不關心這些設備會被怎樣使用。希爾曼對此有一個精確的比喻：如果監控設備市場是一場槍展，那麼中國公司就是不要求背景調查的經銷商。他們不關心你是誰，或者你如何使用他們的產品。他寫到，「更少的條件、更多的選擇和更少的審查是中國監控銷售宣傳的本質。」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2019 年，尚比亞政府在華為工程師的説明下監視政府批評者的電話和社交媒體帳戶。尚比亞官員證實，他們與華為的中國專家合作，找到並拘留了一群親反對派博主。此案由尚比亞電信監管機構轄下的打擊網路犯罪小組處理。
上述資訊讓人們注意到華為向多國政府出售的監控系統。華為在2017年交付了「智慧尚比亞」專案的第一階段，包括一個由中國國有銀行優惠貸款資助的7500萬美元的資料中心，並已啟動第二階段專案，包括一個電子政務平臺、一個全國光纖網路和一個電子海關平臺。華為表示，他們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個城市安裝了這套系統。
而智慧城市一直都是「數位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家網信辦將其稱為中國企業通過「一帶一路」進行海外擴張的「戰略機遇」，而習近平在有關「一帶一路」的講話中也不斷提到智慧城市。
「數位絲綢之路將對使用中國監控或公共安全技術鎮壓其民眾的國家的人權和民主治理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技術崛起》寫到，「這些技術幫助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具侵入性的數位獨裁國家。」
數位絲綢之路的障礙
據中國官方資料，截止2022年底，中國與17個國家簽署「數位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3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累計建設34條跨境陸纜和多條國際海纜，合作涉及西亞、中亞、東南亞、北非、拉美等地區。
數位絲綢之路的真正戰場在擁有大量年輕人口的新興國家——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其中，東南亞是當下最有活力的地區，也是數位絲綢之路拓展的焦點地區。
2021年，華為成為柬埔寨第一家官方授權的雲計算服務提供者。中興通訊是馬來西亞電信的主要供應商。阿里巴巴將為馬來西亞首都吉隆玻打造一個採用AI技術的交通管控系統。這家公司于2018年成為第一家在印尼開設本地資料中心的全球雲提供商，並於次年開設了第二個資料中心。而印尼從上游到下游的通信基礎設施很大程度上由華為和中興支持。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和老撾的電信運營商都與華為或中興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開發5G。最堅決抵制中國技術的，是和中國政治制度最相似的越南，他們採用愛立信和諾基亞的設備以及高通的晶片來建設自己的5G。
「雖然該倡議有潛力增強印度-太平洋地區發展中經濟體的數位連通性，但它也為北京提供了一種工具，可以透過監視和利用內置後門來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這種透過數位絲綢之路實現的技術武器化對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產生了直接影響。」觀察者研究基金會在上述報告的結尾寫到，「透過數位絲綢之路，北京已經能夠建立一個平行的科技帝國，挑戰西方的科技主導地位。」
這也會導致網路空間治理規範和價值觀的進一步分化。
對此，《中國技術崛起》提出一個頗為樂觀的看法，書中指出：資料傳輸是全球性的，但重型計算仍與陸地緊密相連。例如，5G系統的吸引力在於以更高速度提供更多資料，這意味著在本地建設更多數位基礎設施，因此帶來更多的本地控制或資料主權。這反過來導致北京或華盛頓特區的中央政府失去影響力。「好的結果是，資料變得更加分散，創新也在全球範圍內分散，而技術標準不結盟。」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本文展示了「數位絲綢之路」的巨大成果，但中國在全球網路中的主導地位遠未確立。美國在雲計算、人工智慧、衛星技術以及先進半導體等關鍵領域依舊保持領先地位。根據預測，2022年美國將成為全球研發支出領先國家——超過6,790億美元；中國預計將投入約5,511億美元研發。不過，在2010~2019年，中國研發支出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6%，高於美國和歐盟。
而數位絲綢之路的野心依然有幾道難以翻越的障礙，比如：西方市場的抵制，被排除在關鍵供應鏈之外，以及，中國政府對民營科技企業並不穩定的態度。
改變這一困境需要創新，既是在技術上、也是在政策上。仰賴科技公司拓展數位絲綢之路的中國政府，大概率不會在後者上讓步。眼下，中國的科技公司正在全力衝刺打造中國版OpenAI，中國網信辦要求產品服務避免傳播破壞「國家政權」或「民族團結」的資訊，以及，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連結:一带一路十年专题 ｜数字丝绸之路：中国能建立一个平行的科技帝国吗？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一帶一路十年專題】華為「攻佔」印尼通信產業：「他們控制了市場，就控制了國家」
文/ RFA 陳美華
雅加達街頭隨處可見摩托車馳騁呼嘯而過，這是印尼人慣用的交通工具，也是相當受歡迎的網約摩托車。
「一天能賺10萬到20萬盧比。」24歲的摩的騎士敘亞非（Syafii）在高檔商場印尼廣場（Indonesia Plaza）外等活兒時告訴 ，這一天的收入相當於6到13塊美金，他做了五年的Gojek騎士，收入足以養家。
敘亞非和印尼400多萬個網約摩的騎士一樣，依靠印尼快速發展的網路平台謀生。以Gojek為例，它從叫車服務起家，如今已發展成包括外送、訂票、購物、支付帳單等業務的東南亞網路巨頭。平台活躍用戶破億，貢獻了印尼GDP的1.6%。
年齡中位數29歲的印尼，是東盟數字經濟產值最大、增長最快的國家。谷歌、淡馬錫和貝恩e-Conomy SEA報告顯示，到 2030 年，印尼互聯網經濟價值可能達到 3300 億美元，幾乎是目前東南亞數字經濟價值 1700 億美元的兩倍。
「印尼已經變得非常現代化。」印尼網路安全論壇（Indonesia Cyber Security Forum）主席兼創始人阿爾迪·蘇德佳（Ardi Sutedja）向記者展示他手機的各種網購和電子支付應用軟體，他幾乎不用現金，身上只有五萬盧比(約3.5USD)。
不過，由於印尼缺乏建設資訊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能力，大多數依賴外國技術。在2G和3G時代，印尼電信運營商使用多種品牌的設備，包括加拿大北電、摩托羅拉和西門子，現在則主要使用華為、中興、愛立信或諾基亞的產品。這其中，華為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們擁有東南亞最大的市場，但我們只是消費者。」阿爾迪說，「華為正在主導我們電信的關鍵基礎設施，從上游到下游。」
「便宜又大碗」的中國技術
2022年資料顯示，印尼前三大移動運營商Telkomsel、Indosat oredo 和 XL Axiata佔據移動用戶總數的 88.9%。
它們都與華為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於2022年刊登的一份報告指出，華為和中興是印尼運營商設備和企業設備業務領域的主要參與者。此外，這兩家公司已與印尼的主要電信運營商簽訂協定，建設印尼的5G移動網路。報告指出，中國的電信公司已經成功利用當地語系化戰略，將自己定位為值得信賴的網路安全供應商。
華為在印尼的總部位於雅加達市區CBD核心地段的甲級寫字樓，共佔據七層，出入口設有智慧門禁、人臉識別、訪客系統等。中午時刻，大批員工外出用餐，其中不少是華人臉孔。一位年輕的印尼華裔員工說，大樓約有一千名員工，約三成雇員來自中國，七成來自當地，包括印尼華人。一樓入口處的牆上用中文標語寫著華為的核心價值觀: 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艱苦奮鬥，堅持自我批判。另一邊的標語引用《世說新語》: 小勝靠智，大勝在德。
而華為能夠拿下印尼市場，和它在其他新興市場勝利的原因一樣——便宜。
印尼資訊與通信技術協會(MASTEL，Indonesia ICT Society)主席薩爾沃托(Sarwoto Atmosutarno)也是Telkomsel的前首席執行官。他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印尼每GB資料包0.4美元，價格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三低。
為進一步瞭解上網流量費用，記者去雅加達一處Telkomsel營業廳詢問，營業員提供三種方案，每月35GB流量約10美元，14GB約5.2美元，8GB約3.3美元。敘亞非和其他幾位元長時間使用網路的騎士告訴我，他們一個月的上網費大約為6.5美金。
印尼是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有一萬七千多個島嶼，這使得基礎設施需要密集的資本和建設投入。迄今，印尼的互聯網普及率為78.19%，仍有約6,000 萬人無法使用互聯網。
「華為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財務方案。」阿爾迪說，印尼電信公司不必在基礎設施投入大量資金，而是付費給華為，租用華為建造的基礎設施。「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人能打敗它(華為)。」
如果電信運營商現在對華為說「不」，他們將不得不拆除幾乎全部基礎設施，並面臨電信設備採購相關的巨額財務義務。阿爾迪指出。
從事機電工程的埃卡·坎德拉(Eka Candra)曾在六、七年前承包過印尼政府工程，當時印尼正在鋪設4G，他經常進出印尼各個電信公司，發現電信基礎建設規劃的各方面標案技術，都是中國人的天下。
據埃卡介紹，電信基礎建設由印尼電信公司承包給印尼其他電信業者，再承包給華為和中興。
懂中文的埃卡說，在雅加達電信公司的辦公室或大廳，「你都不知道你是在印尼，全部都是講中文的，都是大陸口音。」
埃卡稱中國技術「便宜又大碗」。「中國大陸的工程師是最厲害的，因為他們比印尼人勤勞，也比台灣人願意上山下海、日曬雨淋。」他說，基地台的規劃和分佈大部分都是中國的工程師操刀，印尼沒有這種技術能力。
中國國內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助力了華為和中興在海外市場戰勝西方科技公司。此外，這些公司還有中國政府的幫助。
一名在雅加達從事金融業的台商說，中國企業有政府支援和補貼，彈性很大，例如先使用再拆帳等作法，歐美國家沒辦法像中國企業這樣「半買半送」。
由國有銀行先承諾借貸，然後企業取得訂單——這是「一帶一路」常見的操作模式，被西方國家廣泛詬病。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國會演講提出共同建設「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外交戰略的支柱。2014年中國從日本手中搶下「一帶一路」旗艦項目雅萬高鐵。隨後中國將數字建設納入「一帶一路」的整體規劃，即「數字絲綢之路」，致力於在新興國家輸出數字產能。
早在2010年8月，中國最大的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就與華為的印尼客戶簽署了一份出口買方信貸協定，為華為產品的進口提供資金。2017年11月，中國國開發展基金也為印尼最大的媒體集團PT Global Mediacom購買中興產品提供了信貸。
今年5月，印尼通訊部長因涉嫌4G基地台網路建設專案的採購貪腐案被捕。嫌疑人包括華為當地子公司的主管和中興通訊的工作人員。這個4G專案原本預計能為印尼一些最偏遠的村莊提供4200個基地台，為幾千個村莊帶來網路，預算11.6億美元。但調查發現僅完成了985個，且網路無法使用。這起貪腐案已讓印尼損失約8萬億印尼盾（5.33 億美元）。
這不是華為第一次在海外捲入貪腐案。不過，這並沒有影響其在印尼的運營和發展。
華為如何贏得人心？
向電信公司提供基礎設施並不是華為和中興在印尼的唯一業務線。尤其是華為，除了製造手機等個人設備，它還向企業、大學和政府等提供硬體和軟體解決方案。此外，華為在印尼本地培訓人才的做法，也幫助它在當地深植影響力。
世界銀行2018年的報告指出，印尼面臨嚴重的資訊技能人才短缺，估計2015到2030年間，印尼需要900萬額外的資訊技術人員來支援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
「如果你想擊敗你的競爭對手，你會通過這些類型的培訓來贏得人心。還有，當你培訓某人使用華為設備和產品，他日後更有可能繼續使用華為的設備和產品。最好的學生甚至可能成為華為的工程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國際網路政策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at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學者加特拉·普里揚迪塔(Gatra Priyandita)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華為在2023年8月一份公開的新聞稿說，華為計畫在5年內(2025年前)培養10萬名印尼資訊與通信技術數位人才，至今受益者已超過83,000人。
26歲的穆罕默德·伊赫桑·法齊(Muhammad Ihsan Fawzi)上半年參加了五周的華為線上課程，在撰寫程式並答完一百個考題後，取得華為移動應用程式開發領域的認證。伊赫桑自豪地展示他的華為認證說：「獲得證書後，我發佈在我的領英(LinkedIn)上，並寫在我的簡歷中。有七家公司聯繫了我。」這些公司來自零售、科技和航空等，向他提供移動開發人員和專案經理的職位。
伊赫桑在培訓課學習的是華為移動服務(HMS)，這是華為從谷歌的安卓系統中脫離出來的一套移動生態技術方案，為智慧手機提供應用程式發佈和開發平台。
他受到南坦吉爾港理工學院(Institut Teknologi Tangerang Selatan，ITTS)副校長翁諾·珀博(Onno W. Purbo)的鼓勵參加培訓。61歲的翁諾曾在萬隆理工學院等多所大學任教，是印尼知名的資訊技術專家，在印尼被稱為「網路之父」。
翁諾自己也參加培訓，盼能作為表率鼓勵學生，但因培訓以英語教學，雖然一開始有1100人報名，到最後只剩下包括他倆在內的20人取得了證書。翁諾後來將華為這套免費的英文課程全部翻譯成印尼文，讓更多學生學習。
翁諾指出，印尼每年有60萬數字人才的需求。但全國每年只有60萬名大學生，其中只有8%的人學習工程方面的領域。這或許因為印尼沒有像華為或台積電這樣的國際型科技企業，工程和通信領域科系並不是大學生的首選。管理、教師、會計、法律的科系更受歡迎，這些行業的薪水也比從事資訊技術方面的人才高。
加特拉指出，其他科技公司大多數隻對排名靠前的優秀人才提供培訓。但華為不看成績，培訓每個人，這其中也包括很多中下階層的人才。
「教育和認證計畫是非常軟性的行銷過程。」翁諾說。
華為為印尼30多所大學提供培訓課程、認證考試、教學資源和實驗室設備。
位於北蘇門答臘省的德爾技術學院(Institut Teknologi Del)就是其中之一，這所私立大學周圍環繞著鬱鬱蔥蔥的綠色山丘，俯瞰著雄偉的多巴湖。它自2013年升格為大學後一直與華為合作，為學校1500名師生提供雲計算、人工智慧和網路安全等領域的培訓、認證，和研究機會。
「這對華為和我們來說是雙贏的。他們取得成功的方式之一是支援印尼的教育，」副校長胡馬薩克·西曼俊塔(Humasak Simanjuntak)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旗下的新聞網站博納新聞（BenarNews）。這個暑假就有一團師生赴中國參加華為的夏令營。
值得一提的是，德爾技術學院的創辦人是印尼對華合作的牽頭人、海洋與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 (Luhut Pandjaitan)，他是協調印尼與中國合作的最高官員。
2021年，印尼最高網路安全機構印尼國家網路與密碼局（BSSN）與華為續簽網路安全合作諒解備忘錄，並在簽署儀式上與BSSN和德爾技術學院簽署了一份新的三方合作協定。
盧胡特在簽約儀式上說：「華為在印尼廣受歡迎，華為先進的技術在印尼的各個領域被廣泛應用。華為不僅致力於在印尼建設數字基礎設施，還致力於為印尼培養數位化人才並向印尼轉讓高科技。」
印尼通信與技術部郵政服務與資訊技術司司長瓦揚·托尼·蘇普裡揚托(Wayan Toni Supriyanto)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旗下的新聞網站博納新聞採訪時表示，感謝華為在組織培訓課程、研討會、考察、認證和競賽等方面的積極支援。
華為沒有接受本台的採訪要求。不過，據中國官方發佈，中國駐印尼大使陸慷2022年6月22日赴印尼華為技術投資有限公司考察調研，充分肯定華為在印尼建設數字基礎設施作出了貢獻。他指出，華為在印尼經營22年，共有超2000名員工，當地語系化率達90%。他還提到，華為與印尼本地300余家分包商和300 餘家本地管道合作夥伴開展合作，每年帶動就業崗位超過10萬個。
如果他們控制了市場，那麼他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
印尼資訊行業從業者對華為的主導地位並非沒有遲疑。
「他們已經控制了上游和下游的關鍵基礎設施和電信。下游意味著一直到消費者家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家很多機上盒都是華為和中興的。」阿爾迪說。
印尼網路安全論壇（Indonesia Cyber Security Forum）主席兼創始人阿爾迪·蘇德佳（Ardi Sutedja）說：「華為正在主導我們電信的關鍵基礎設施，從上游到下游。」（RFA）
印尼網路安全論壇（Indonesia Cyber Security Forum）主席兼創始人阿爾迪·蘇德佳（Ardi Sutedja）說：「華為正在主導我們電信的關鍵基礎設施，從上游到下游。」（RFA）
阿爾迪幼時跟隨派駐美國的印尼外交官父親，在美國長大並取得碩士，他曾在美英加韓等國獲得網路安全等方面的專業能力認證，也曾領導過多家科技公司，並協助印尼政府管理網路安全等問題。
「請記住，我們只從供應商那裡租賃技術，他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阿爾迪說：「如果他們控制了市場，那麼他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
阿爾迪認為，印尼正通過科技面對新殖民主義。「掌控電信技術，任何對手都可以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們可以竊聽，他們有資料，因為資料流程使用基礎設施。他們可以知道我們計畫做的一切。這就是風險。」
加特拉也有相同的擔憂。他提到中國2017年通過的情報法規定，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因此他認為使用華為可能有間諜活動的風險。
翁諾指出，印尼對網路安全的認識仍然嚴重缺乏，而更令他擔憂的是印尼學到了中國政府的監控手段。
2019年雅加達因選舉爭議而引發騷亂致九人死亡後，印尼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使用WhatsApp一段時間，並對WhatsApp進行監控和巡查。有批評稱執法部門試圖監控WhatsApp聊天群組的所有資訊，可視為大規模監視。
翁諾不用印尼人慣用的WhatsApp，而主要通過郵件聯繫。他說，印尼政府聲稱主要監控色情和賭博，但是他們能監控更多。「例如，他們正試圖跟蹤其他黨派的競爭對手。他們即將舉行選舉。所以獲勝的一方會利用這些基礎設施來追蹤另一方。他們可以做這種事。而這已經發生了。」
「希望印尼成為最適合自己的國家，而不是變得像中國」
2023年10月，延宕四年的雅萬高鐵終於通車。儘管這條長142公里的高鐵預算超出20多億美元，要營運40年才可能回收成本，兩國仍商討高鐵延伸的建設。
除了雅萬高鐵之外，中國廣泛參與建設了印尼的電站、路橋、水壩、通信工程等領域，包括東南亞最長跨海大橋泗馬大橋、印尼最長鋼拱橋塔園橋、印尼第二大水壩佳蒂格迪大壩等。
而最引起國際側目的是中國近年投入數十億美元，大舉搶進印尼全球產量第一的鎳礦，在這場電動車電池原料的投資戰局中搶佔了先機。
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2014年就任總統後，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重心，並將數字基礎設施改造作為國家任務。中國急於輸出產能，印尼急需建設，一拍即合。
迄今，中國在東盟成員國建立的八個海外工業園區中，近一半在印尼。
印尼已建成一條長達13000公里的全國性光纖網路Palapa Ring，覆蓋群島500多個地區和城市，主要使用華為的設備。
印尼政府於2017年發佈「100個智慧城市計畫」（Gerakan Menuju 100 Smart City），選定25個優先參加計畫的城市，其中以雅加達、萬隆及望加錫發展最為迅速。「愛立信、諾基亞也參與其中，但華為可能是最大的。華為提供資料中心等設備。」加特拉指出。
印尼位於南海邊緣，其島嶼分佈在橫跨數千公里的重要海上通道，在中美爭奪亞洲影響力的地緣政治中不可忽略。在這場爭奪中，中國占盡優勢。
佐科上任以來已與習近平見面超過10次。不但在經貿上與中國緊密結合，外交政策也附和中國。佐科曾批評西方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2022年中國冬奧會遭西方國家抵制後，佐科是冬奧會後首位訪中的外國領導人。兩國共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尼共和國兩國元首會晤聯合新聞聲明》，續簽「一帶一路」與「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合作諒解備忘錄，並簽署疫苗與基因聯合研究、綠色發展、資訊互換和執法、網路安全能力建設、海洋、印尼鳳梨輸華等領域合作檔。
2023年7月佐科又赴成都和習近平見面，出席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開幕式。
不過，8月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上，中國邀請印尼成為金磚國家成員，佐科給了習近平一個軟釘子。他在出席峰會後表示，「我們打算進行徹底的研究和計算，我們不想做出任何倉促的決定。」有分析認為，金磚組織被視為新興的反西方聯盟，這可能是佐科決定再考慮的原因。
畢竟佐科當務之急是落實他的遷都大計，將爪哇島上的首都雅加達搬到加里曼丹島的努山塔拉，明年8月17日印尼政府將在新首都舉行國慶日。遷都成本至少300多億美元。佐科不僅邀請中國大力投資，也向各國招商引資。
據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報告，過去五年，美國在東盟的影響力減弱，而中國的影響力卻在增長。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印尼最大交易夥伴，目前是印尼第二大外國投資方。
台灣駐印尼大使陳忠派駐印尼近七年，明顯感受到中國的壓力。他說，隨著中國在印尼增加經貿影響力，「中國大使館常常藉故來干擾我們的一些活動，印尼政府也因為一帶一路方面的一些作為、經貿關係的提升，對中國的顧忌特別多。」 例如去年印尼在巴厘島主辦20國集團峰會時邀請習近平參加，印尼政府就不希望在那段期間有印尼的官員或議員訪問台灣。
2022年，印尼GDP達13,198億美元，成長5.31%，創10年新高。它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擁有2.7億人口，排名世界第4位，僅次於印度、中國和美國，且近一半人口在30歲以下。若能維持經濟高速成長，至2045年或2050年，印尼有望成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
今年45歲、在一家投資公司撰寫財經文章的馬利克(Malik)說，他希望兩個還在讀書的女兒，長大後能看到印尼的黃金年代。
公務員阿金·拉臘薩蒂(Ajeng Larasati)認為，印尼複製很多國家的發展道路，只要是他國的優點，複製無妨。但34歲的她表示：「希望印尼成為最適合自己的國家，而不是變得像中國。」
24歲、從事科技業的阿克巴爾·普特拉(Akbar Putra)覺得，印尼可以模仿中國一些價值觀，例如中國人努力工作的方式，和擴大業務的方式。不過，中國的「意識形態並不適合印尼。」
明年他就要投票選出印尼的新總統。
連結:一带一路十年专题 ｜华为“攻占”印尼通信产业：“他们控制了市场，就控制了国家”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