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國際政經環境與台灣出路
文/中評社香港7月11日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中評智庫基金會不久前在中評社台北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包宗和、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暨國民黨國際部主任黃介正、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廖雨詩與會。座談會由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崑義主持，與會者圍繞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可能對台灣的發展路向所產生的影響，各自給出了獨到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以《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與台灣的出路》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王崑義：開場白
感謝大家參加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和中評智庫合辦的思想者論壇。今天的主題比較大，是談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與台灣的出路。這裡特別提到「出路」，為什麼不用台灣的「未來」或「發展」呢？因為用「未來」或「發展」好像感覺比較八股，「出路」有其特別的用意。從馬英九到大陸訪問，及蔡英文到美洲訪問，可以看出台灣是一邊想向東走，一邊想向西走的情況，這是兩個不同方向的路徑。所以未來到底是要往西走，還是往東走，或者是兩邊一起走，是否有調和的可能性呢？
當然也有主張往南走或往北走，從以前李登輝時代主張的南向政策，到蔡英文的新南向，綠營一直認為台灣的出路應該是往南走，但這麼久了，南向還是走不通。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世的時候提到「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於美日同盟有事」，那時候還有一點希望可以向北走。可是安倍對民進黨來講是好人不長命，遭遇了災難，所以這些問題就變得很尷尬。台灣到底該往東西南北哪個方向走，已經變得有一點迷茫。
像這一次蔡英文去美國過境訪問，我稱之為「迷霧外交」，因為大家都看不清楚她到底要往哪兒走。一開始在紐約的時候好像很低調，連蓬佩奧都見不到，見民主黨的領袖傑弗瑞斯也不敢對外公佈，甚至到洛杉磯見麥卡錫也是在見面的前一兩天才敢公佈，還是由麥卡錫辦公室公佈，我們這邊「外交部」不敢公佈，所以是充滿迷霧的一種外交。現在不衹蔡英文是迷霧外交，整個台灣的未來走向都籠罩在一股迷霧中，看不清楚。
其實早期的台灣一直有這樣的方向性問題，起碼在1990年代，許信良擔任民進黨主席的時候提出了台灣應該做一個「東西橋樑」，在東西之間找一個平衡點。如果民進黨當時堅持許信良的路線，台灣應該可以作為美中之間的橋樑，實現東西平衡的狀態。但當時李登輝強調的是南向，是一種「雁群戰略」，其路線是南北縱橫。許信良沒有走通東西橋樑的路線，最後在民進黨2000年執政以後幾乎中斷了許信良的主張。馬英九執政的8年裡想要架起這座橋，但也不算成功，因為接下來又是民進黨執政。所以在方向上來講是左右搖擺或者是東西不平衡，南北也不知往哪兒走。這是對台灣方向比較偏歷史性的地緣戰略觀察，到現在還是這樣，向西走、向東走是台灣還在找尋的一個方向。
把這個地緣戰略的思考放到美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是在打和平牌，維持一種戰略收縮，但是4月8日他們宣佈對台進行軍演，以回應蔡英文在美國的過境外交之後，感覺中國大陸目前所走的戰略方向，向西是打和平牌，向東是打戰爭牌。可以看出，往西走的時候，因為大陸有從2013年提出來的「一帶一路」戰略，擴展「一帶一路」是向西走，當前大陸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沙特阿拉伯跟伊朗調解和平成功。現在還在努力的就是俄烏戰爭是不是能夠實現中國所主張的12點和平計劃。
對東來講，其實美國近來也有一點戰略收縮。之前一直想把台灣變成「刺蝟島」或者是堡壘、武器庫，甚至想把台灣變成美國軍工產業的一個生產基地。但前不久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特別提到，宣揚美中戰爭這種論調似乎過熱了，要壓制一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幾天也在歐洲參加會議時特別提到，美中有競爭，但是這個競爭並不等於要爆發衝突。所以美國拜登政府其實也是有所克制的，我稱它為戰略收縮。
美國在進行戰略收縮的時候，中國跟美國打和平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因為蔡英文到美國過境，美國的一些議員包含麥卡錫都提到了應該積極對台推動軍售，甚至提到可以有第三方的軍售。所謂第三方軍售就是美國沒有的武器，如果其他國家有，那麼就由其他國家先賣給台灣。台灣最想要的是神盾艦，日本有，看日本要不要賣給台灣了。當然如果有核武器的話，其他的國家若願意賣給台灣，變成美國敢不敢賣的問題了。美國這樣大剌剌的宣揚軍售給台灣，這是否是引發中國大陸東部戰區從4月8日到10日的環島軍演呢？
台灣也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對蔡英文而言，她已經是兩次退縮，第三次她就不退縮了。第一次退縮就是原先麥卡錫想到台灣來訪問，台灣沒有讓他來；第二次退縮是蔡在紐約過境的時候遮遮掩掩。到洛杉磯如果再不見麥卡錫的話就是第三次退縮了，對蔡英文來說，為了向台灣人民有所交代，她有不能再退的理由。儘管如此，這裡面還是有退縮的一面，就是蔡原先要在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講，結果是跟一些美國的議員一起對話而已，沒有演講，這已經是退縮了。但是蔡麥見面的時候還是有一些高調，雖然他們都沒有對大陸橫加批評，特別是麥卡錫沒對中國大陸有所批評，這也是退縮了。但是蔡回台後又開始抨擊大陸，所以是不是由此引發了大陸又一次軍演？
我再簡述一下，從傳統上台灣在地緣戰略上想走東西橋樑、南北縱橫，在現狀來講的話，大陸是向西打和平牌，向東也不怕美日同盟對台武裝，還是要強硬地對抗，我稱為戰爭牌。所以未來的台灣必然處於戰爭與和平的一個選擇，這是馬英九4月7日從大陸回來以後在機場所說的話：未來台灣面臨戰爭與和平的選擇。我的引言到此，包老師先談好了。
包宗和：現在還未達到冷戰時期氛圍 但是很多方面已經相當接近
今天的主題我在政治方面著墨會多一些。先來看整個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第一個就是新冷戰興起的隱憂。當然到底現在有沒有新冷戰，在學術界還有很多討論，我用「隱憂」的意思就是的確有這種可能。我們從冷戰的界定上講，或許現在還沒有達到像冷戰時期那樣的氛圍，但是有很多地方已經相當接近。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就是我們在國際政治當中討論很多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古希臘的故事，當雅典的興起挑戰了斯巴達的霸權時，就引發了斯巴達跟雅典的戰爭，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後雖然斯巴達獲勝，但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它的意思就是，一個既有的霸權跟一個崛起的霸權，一不小心很容易引發戰爭。現在美中之間就相當具代表性。這會不會造成雙方陷入冷戰型的對抗，甚至會不會有戰爭的發生？我個人覺得兩強之間發生熱戰的可能性不是那麼高，畢竟現在是核子時代，雙方也會相當克制，即使如面對俄烏戰爭，美國也還算相當克制，避免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在中美兩強問題上，由於中國是崛起的強權，則第一項隱憂修昔底德陷阱就常被提起了。
第二個就是安全困境。這在國際政治當中多年來被討論到，即強權雙方也許覺得相互合作比相互對抗要好，但是因為缺乏互信，所以還是維持了對抗的局面，就是困境沒有辦法擺脫。現在中美之間就是嚴重缺乏互信，所以冷戰時期的名詞「安全困境」到今天後冷戰時期，中美之間的此種困境依然存在。
第三個層面，我引用美國現實主義的大師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觀點。他曾到台灣來，那時我擔任國際關係學會會長，接待過他。他就跟我講了一個觀點，令我相當震驚。他說你們台灣是我們的「友邦」，但是如果哪一天你們的實力變得非常強，你們台灣就是我們的對手，從某個角度講就是敵人。換言之就是美國現實主義有些學派認為，你衹要實力強，你就是敵人、對手。所以現在中國的力量和平崛起，其力量與以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對美國造成相當大的壓力，特別是在科技層面。如果從攻勢現實主義觀點來看，中國就是美國的敵人，即使美國總統拜登儘量避免用「敵人」、「對抗」的詞彙，而用的是「高度競爭」。所以從這三個層面來看，新冷戰興起的隱憂的確是存在的。
「新全球化」概念和趨勢受關注
第二個就是「新全球化」興起的趨勢。我們過去講的全球化，後來因為美國特別是川普總統實行「美國優先」，在國際上多邊退群，比如退出TPP，形成了美國的保護主義，到現在的拜登總統都沒有脫離此種氛圍。中國大陸方面提倡「一帶一路」，就是跟美國的保護主義形成一種對立。因為美國從川普之後實行保護主義，張忠謀都說過去講的全球化已死。全球化是不是已經沒有了，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課題，但不可否認過去的全球化的確已經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現在變成所謂「新全球化」。就是以中國大陸為首，搞一個全球化架構，像「一帶一路」，去跟一些相關國家建立起一個局部的、不算是全球的聯結架構。由於美國實行保護主義，在某些學者專家眼中就說全球化已經結束了，但是在中國大陸這一塊，包括俄國等一些相關國家，如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又或如上合組織等，北京還是希望能夠維持在中國架構下的全球化運作，所以有個新的名詞叫做「新全球化」，這是國際上一個新的發展趨勢。
第三個就是亨廷頓很早就提到的所謂文明衝突。這個文明衝突現在看起來似乎真的可能，而且還有加劇的現象。像美國現在仇中反中，挑起所謂種族主義。所以由於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政治上科技上的對抗，演變成文明的衝突。就是說從整個政治架構、潛在的軍事對抗和文明的衝撞來看，現在國際整個趨勢的發展，的確有一些很值得我們關注的現象。
台灣處於危險和尷尬的境地 但敏感性不足無法應對危機
對台灣會產生什麼影響？
第一，中國認為台灣是核心利益，美國認為台灣是它的一個重大利益，兩者衝突將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換言之，台灣處在中國的核心利益與美國的重大利益之間，核心利益是大陸可能不顧一切要維護的，重大利益也是要儘量維護的，但是相對核心利益程度上會有所不同。
第二，台灣在安全上一向依靠美國，且因為現在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非常差，所以在安全上就更依賴美國，但是在經貿利益方面還是要靠中國大陸。實際上我們的出超得靠中國大陸市場，ECFA現在其實還是存在的，如果沒有大陸市場，台灣就不是出超。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全球化對台灣有利，保護主義對台灣是不利的。所以台灣在安全跟經貿利益方面，現在是處在矛盾當中：一個是中國大陸的經貿市場，另外一個是美國對台灣安全的維護，台灣在這兩者之間如何自處？
第三，台灣處於文明衝突的一個很尷尬的環境當中。台灣從文明或文化的角度來講，跟中國大陸接近。美中之間如果有一種文明的激蕩跟衝突的話，可能有相當成分是跟政治因素有關。這會使得台灣處於一個尷尬境地：我們是東方文明，跟西方文明還是不同的，但是在政治方面，我們現在跟美國是很接近的，所以在大國之間的文明衝突當中，台灣處於一個尷尬的局面。以上是當前國際環境對台灣的影響。
至於台灣有沒有足夠的敏感性？我個人的看法是否定的。台灣不能說沒有敏感性，但這個敏感性是相當不夠的。因為台灣有幾個盲點：第一，現在台灣一面倒向美國，所以在政治軍事上很難採取避險的政策。對台灣的安全來講，一是要靠北京不敢打，即以美國的力量來支持我們，但是現在北京的實力跟過去不一樣了；另外是靠北京不願打，即大陸沒有意願打。我們現在一面倒向美國，對大陸「抗中」而非「和中」，在這種狀況之下很難採取避險政策。避險政策的意思就是在美中之間採取一個比較平衡的策略。
台灣當前雖然致力於去中抗中，但在經濟上受制於中國大陸的市場，文化上也沒有辦法擺脫中華文化的連接，所以對台灣來講另外一個問題是，陷入了自我認同上的矛盾。因為兩岸之間如果兵凶戰危，台灣必要時就要有軍事衝突的準備。所以美國也講台灣要自己準備好，要有自己作戰打仗的準備。萬一戰爭發生，台灣能夠支撐多久？這在「立法委員」質詢「國防部」官員時都曾經問過，但是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換言之，支撐的時間越長，就像烏克蘭一樣，外部介入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大，否則撐不住的話麻煩就大了。美國會不會派兵？直接派兵來的可能性我覺得並不大，即使派兵也不是馬上就可以來，這需要時間，所以台灣在剛開始的時候一定要能撐得住。而以「國家認同」為後盾所形成的意志力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這關係支撐力的大小。
另外一個就是意識形態的捆綁，現在台灣的大陸政策相當大的程度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國際政治上我們講理性決策，就是決策者面對問題要做決定的時候，怎麼樣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利益，這就是理性選擇。但如果受到意識形態的捆綁，這就不是國家利益的評估，而是意識形態的束縛，造成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以上是台灣的盲點，而這些盲點造成了台灣的敏感性不夠，削弱了應對危機的能力。
台灣基本上完全依靠美國 無法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
第二個問題，中美戰略博弈對台灣的影響。我們實際上選邊美日，變成美國的棋子。我們可能有些人不願意用「棋子」，甚至美國人自己也不承認把台灣當棋子，但事實上台灣沒辦法理性去追求自我利益，因為受限於一些因素，沒辦法理性思考。台灣現在受制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在考慮自己利益的時候，受到美國國家利益的捆綁。因為美國的利益並不盡然等於台灣的利益，如美國有它自己的軍工綜合體，它將軍火販售到其他國家，對它來講從冷戰以來都享有巨大利益，現在連美國政府都被這些軍火商捆綁。我們基本上是完全靠美國，這對我們到底好還是不好，很值得思考。
台灣能否採取避險的政策？
至於台灣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我個人的看法是，在國際政治當中，還是希望能夠採取避險政策。我們講戰略三角，一個是羅曼蒂克型三角，一個是三邊家族型三角。羅曼蒂克三角就是台灣居於一個樞紐地位，跟美國關係很好，跟中國大陸的關係也不錯，儘管美國跟中國的關係不好，台灣則跟兩邊的關係都好，居於一個樞紐地位；或者是三邊家族三角，三方的關係都很好，台灣居於一個朋友的地位。如此不論美中之間的關係好還是不好，台灣基本上都是比較穩妥和安全的，這就是所謂的避險政策。
但我們現在因為完全親美，所以採取避險政策有相當程度的困難。至於有沒有可能採取比較平衡的做法？我覺得可以以最近蔡、馬分別出訪為例。蔡英文訪美、馬英九訪陸，不知道這是否是湊巧，這就是一個避險，剛好形成一個避險的架構，這也許衹是一次偶然，故最重要的還是要看政府是否願意採取避險政策。
第三談金融危機。我覺得技術會主導未來的經濟，過去曾經就有「知識經濟」這個名詞，所以將來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技術可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上相當重要，如台積電所扮演的角色。甚至美國也有一旦台灣有危險，就把台積電先炸掉的說法，我們當然覺得蠻危言聳聽的，但是至少代表台積電很重要。現在美國想用相當大的成本把台積電搬到美國去，這可能是美國的戰略考量。所以台灣就全球供應鏈而言，戰略地位不斷上升，但是戰略地位提升，同時風險也將提高。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你不重要我就不太重視你，你重要的話我可能就非常關注你，必要的時候我就採取必要的手段了。所以戰略地位重要，代表它的風險也提高了。
台灣在能源方面，政府是希望將來能夠完全走向綠能時代，不再靠核能。所以將來的天然氣會占50%，煤占30%，再生能源占20%。換言之，將來核能會完全停止，蔡政府的規劃是這樣。這其中有50%靠天然氣，但是天然氣有其供應上的風險。如果台灣能源有相當大的程度靠天然氣，則一如俄烏戰爭已引起全球關注天然氣的供應問題，台灣天然氣的運送要經過南海，一旦中國大陸對南海實行封鎖，天然氣將沒辦法進到台灣，會對內部能源供應造成相當大的打擊，更不要說中國大陸還有封鎖台灣的可能。故核能存廢還是要做一些專業上的思考。我覺得關鍵仍在於政府能不能夠淡化意識形態，採用專業看法。如今全球大部分國家仍使用核能，包括日本。日本即使曾遭遇核災，但到目前為止仍繼續維持核能，所以對於核能的必要性還是要做一些彈性的思考。
另外就是台灣現在沒有辦法加入RCEP，能否成功加入CPTPP也在未定之天，而國際上又有保護主義的氛圍以及中美貿易戰，台灣如何求生存，是一項重大課題。
如何處理與大陸的政經關係？
第四個問題，台灣應該如何處理跟大陸的政經關係，此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政治上「抗中」，其實親執政黨人士中對此已經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現，即政治上能不能考慮用「和中」的方式，而這並沒有損害到我們的主權。和大陸維持一個暢通的溝通管道，能跟對方談，儘管不一定有結果，但是總比在戰場上打仗要好，所以不要把跟大陸溝通談判的機會關閉掉。
第二點就是我們在經濟上能不能採取新自由主義，這是全球化一個很重要的理念。新自由主義就是尊重市場機制，而台灣是外向型的經濟，我們需要靠境外的市場，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當中爭取大陸市場、掌握新全球化的趨勢？
最後一點是，台灣的經濟發展跟大陸經濟的榮枯是息息相關的，我們那麼多台商在中國大陸，賺大陸的錢，所以大陸在國際上的經貿狀況會影響到台商的處境，同時也影響到我們跟大陸的經貿。大陸經濟狀況不好，也會影響到我們跟大陸之間的經貿獲利，所以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還是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和順，最重要的是能夠確保台灣的安全與現實利益。
王崑義：大陸展現有能力在台海實施「戰備警巡」
謝謝包老師的論述。這次的軍演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大陸一直在用一個概念叫做戰備警巡，衹有在自己的領土範圍或領海範圍裡面才會有警察去巡邏這種動作。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時報》有一則新聞，大陸宣稱對馬祖客船實施監護。戰略警巡就是在我的領土範圍裡面，我能夠用警察的力量或者軍事的力量去干預，那就是把過去講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這種宣誓，變成可以執行的一個功能。我們知道外交政策裡面宣誓政策是講講而已，就像我們宣誓釣魚台是我們的主權範圍，但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去執行。現在大陸用這種戰備警巡的方式來讓台灣知道，大陸是可以干預到或者是在台灣海峽執行這種警巡的工作，衹是大陸願不願意的問題；大陸若想真的執行的話，大概飛彈就飛到台灣了，戰鬥機也可以飛到台灣，什麼都有可能。
第二個就是這次大陸派遣了山東號航母，它是在我們的200海里的範圍邊線邊緣上，意思是還沒有進到台灣的鄰接區，它要進來的話，當然就可以用作警巡。它沒有進來，因為400海里之外有一艘美軍的尼米茲號航母，所以山東號一旦進來，可能馬上變成要跟美國對抗。在中國的觀念裡面，「台獨」跟外部勢力是結合在一起的，大陸如何去打破兩者之間的結合，這是戰備警巡裡面如何去執行的問題。
以這樣的狀態來看，未來不管大陸是用海巡或海警，甚至軍隊出來，衹要談「戰備警巡」，意思就是說大陸有執行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主權的能力，而不是衹是說說而已。未來會不會更進一步去操作戰備警巡工作，可能要看台灣怎樣回應大陸的戰備警巡；如果還是繼續這樣對抗下去，大陸可能就會越來越接近、越來越靠近領海的範圍，從24海里甚至到12海里。「國防部長」邱國正就說，你只要進入到12海里的領海範圍，我們就要開出第一擊。第一擊就是戰爭，所以我們要接受戰爭還是接受和平？這是未來台灣人民要選擇的。大陸上次圍島軍演，做得不是很徹底，這一次是不是更徹底？上一次沒有動用航空母艦，這次動用了航空母艦。也就是說，武器越來越升級的時候，大陸對台灣的威懾就會越來越大，讓台灣人從無感到有感。我跟朋友開玩笑說，大陸如果要讓台灣人有感的話，讓股票跌一萬點就有感了。我先補充到這裡，下面請徐教授發表看法。
徐遵慈：台灣一度受惠於中美對抗及國際經貿環境變化
我主要做經濟研究，所以我從比較經濟的角度來談今天的題目。剛剛包老師講了一些比較大的方向，包括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是不是已死，或者是不是新全球化，我看現在另外一個名詞是大陸在推動的「再全球化」，但意思是一樣的，就是舊的全球化已死，現在有一個新的全球化出來。至於貿易保護主義，大家認為美國這幾年，事實上美國跟歐盟這些大國開始推動的保護主義跟過去的保護主義也不一樣，它不衹是貿易保護主義，它是要發展自己的產業，它是一個產業保護主義。所以現在保護主義的範圍和手段跟過去不一樣，這是近幾年發生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時序上，我想大概分成兩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川普上台2017年到2022年的8月，佩洛西訪台之前，是一個階段；然後2022年8月到現在是另外一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可以看台灣的整個經濟的地位。
第一個是2017年之後這段時間，不管是美中的貿易對抗，美國對中國實施關稅戰，或者是一系列科技的競爭、出口管制，再加上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供應鏈的斷鏈問題，讓所有的國家都擔心這樣的情況會發生，所以各個國家開始採取自己的一些應對措施，包括歐盟，他們叫做開放性戰略自主，或者是美國等檢視他們自己對外或對單一國家——當然指的就是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或者是貿易依賴的程度。這些國家大概都有他們自己的一些經濟上面的戰略，這些戰略非常一致的是，把過去認為非傳統安全的經濟安全議題，現在全部提升為「國家安全」議題。尤其是川普上台後，第一份「國安」報告裡面開宗明義就講「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所以現在經濟安全對大部分國家來講，都已經直接放到「國家安全」的位階，所以都有一些相關的戰略出來。再加上2022年初開始的俄烏戰爭，導致能源糧食的危機等等。所以從2017年開始的一系列國際重大事件，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國際經貿環境的改變，及供應鏈的變革等等。
從現在來看，如果說2017年出台，然後2018年是美中關稅戰開始實施的day 1的話，距今大概是5、6年的時間。我們回頭去看台灣很多的分析跟數據大概都認為，在這一波美中對抗或者是這些供應鏈轉移裡面，台灣是非常少數的受惠者，確實是因為美中對抗的關係，台灣對大陸的投資慢慢分散出去很多，台商的投資回到台灣，有些外商現在把台灣看成是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因為美國或西方世界對台灣的不管半導體或是科技產品的信任度更高，也造成台灣過去這幾年對美出口持續上升，或者認為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所以不管是各個國家或者是跨國企業都願意增加跟台灣合作的比例。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是這一波美中對抗之下經濟上的受惠者，另一個受惠者是越南。但關鍵是台灣這個受惠能夠維持多久：它是能夠直接長期受惠、內化成台灣經濟的一個長期的動力，還是衹是暫時的轉移現象？從過去幾年台灣經濟的成長來看：2020年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負成長的時候，台灣還是正成長；2021年表現得很好；2022年也不錯。但是中經院做景氣預測，事實上從去年上半年開始，我們景氣預測的團隊就已經預測到台灣在去年下半年開始就會面臨經濟成長趨緩的情況。所以最近看到的數字，不管是我們今年的GDP要下修，或者是我們的出口連續幾月持平，甚至是外銷的訂單減少，大概也都反映到美中貿易戰對台灣帶來的好處正在遞減，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到了去年8月佩洛西訪台及大陸環台軍演之後，台灣之前承受到的一系列好處，開始出現非常大的轉變。
佩洛西訪台及大陸環台軍演後 台灣之前承受的系列好處出現大的轉變
過去大部分的分析，如果是以企業的角度來看，都認為兩岸關係雖然緊張，但是不至於發生武攻或者是實質的軍事衝突。即使是現在，大部分的國際企業如果對台灣或對兩岸稍微瞭解的話，也不認為短期內會有實質上的軍事衝突。但是去年8月4天實質上包圍台灣的情況，讓非常多的台灣企業跟跨國企業認為，即使沒有具體的武裝衝突，但如果大陸實質封鎖台灣的話，會造成台灣對外的海空運輸中斷，這些跨國企業或是台商對台灣的對外貿易是高度依賴的，去年是4天，如果未來持續到8天，甚至到1個月，等於是高度依賴台灣的這些供應會完全中斷。所以這樣的事件，對整個企業界發出了非常大的警訊。
我在去年8月對一些大企業的高階主管的演講裡面，我都會問，在軍演之後，你們的客戶有沒有跟你們溝通、希望你們針對未來類似的狀況做一個應變的規劃，也即有沒有Plan B？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承認他們的客戶要求要做一個Plan B，就是說未來如果類似的軍演再發生，實際上包圍了台灣，在台灣的海陸空等等運輸都中斷的時候，你對客戶的供貨不能從台灣出去，那麼你要從哪裡出去？也就是說你要多元化你的供應。對於台商來講，如果主要的生產基地是在台灣，但是為了能夠在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仍然可以維持對重要客戶供貨，就必須要在其他的地方，當然指的是中國大陸以外，如馬來西亞或者是越南有另外一個Plan B的地方可以緊急供貨。對台商和外商來講，如果過去主要是依賴台灣的廠商提供主要的產品，那麼他們就會要求台灣這些廠商要有海外的生產基地，或者是另外去尋找在台灣以外的廠商，作為發生事情甚至台灣供應鏈中斷時候的供應基地。所以去年8月之後，確實台灣大部分的工廠都面臨到這樣一個問題。
從數據來看，美中貿易戰初期，2019、2020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產品出口之所以大量增加，因為要囤貨，它可能要兩倍、三倍增加庫存，所以這屬於不正常情況下的貿易，這樣的效應在過去這兩三年已經慢慢淡化。因此台灣的出口動能、外銷訂單，確實是慢慢在往下，再加上佩洛西訪台、環台軍演之後，企業界都開始思考是不是要有一個緊急應變或者是備用基地這樣的計劃。
另外一個就是台積電或者台灣半導體的問題，大概在去年上半年之前，大部分台灣人都很驕傲地認為全世界終於看到台灣，因為全世界生產的晶片75%在台灣，尤其是92%的先進晶片是在台灣生產的，另外8%是在韓國生產。台灣半導體的設計，排名是全球第二，半導體的生產跟半導體的封裝，台灣都是全球第一。所以在去年上半年之前，全世界的媒體都關注到台灣是一個半導體科技島。
但是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們慢慢發現風向轉變。本來美國非常努力邀請台積電過去，但是美國的商務部長、「財政部長」，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非常多次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裡面說，過度依賴台積電對美國來講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甚至去年8月環台軍演之後，美國的「財政部長」在對美商做公開演講的時候說，你們應該評估在台灣投資的風險等等，那也就表示這是一個重大的台灣地位的變化。其實在過去的半年，去年下半年到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也就是讓我們擔心的是美中貿易戰或是美中對抗，台灣之前的幾年是比較屬於受惠的角色，包括我們的出口，我們吸收到的投資，還有美國對台灣的重視，連帶的其他國家對台灣的重視是非常明顯的增加。可是去年下半年之後，因為整個政經情勢改變，讓很多國家看待台灣，除了包老師剛剛講的戰略地位提升之外，也認為台灣的風險增加，風險增加對這些國家來講，必須要有Plan B。所以這是大概的情勢，是第一點我要講的。
歐美經濟衰退或停滯 中國經濟快速復甦吸引力大
第二點，國際組織等又開始做國際經濟展望，下修了2023年全球的經濟成長，主要的國家包括歐盟、美國，今年就算不是衰退，也是停滯成長的狀況，但中國大陸雖然歷經了非常多問題，尤其是去年的封城等等，但是去年下半年中國大陸開放國境之後，一些貿易投資及觀光客出國又活躍起來。亞洲開發銀行剛剛發佈的亞洲經濟展望，裡面提到了一個就是中國大陸開放邊境之後的外溢效果，每個國家都期待中國大陸開放邊境之後的外溢效果能夠發揮在他們身上，包括能夠到他們國家投資，然後能夠跟他們的國家加強貿易，觀光客能夠到這些國家。
事實上過去這一年，中國大陸開始慢慢發展其之前的疫苗外交，最近大陸做了非常大的動作，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包括跟中東修好，包括跟很多東南亞國家，把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上海合作組織方面，最近也陸陸續續吸收了很多新的成員。過去是美國主導國際合作，現在看起來中國開始找一些想法接近、或者是以經濟發展為主、或者是不願意選邊站的國家，然後以經濟或者安全的議題，把這些國家做一個集團化的策略，現在慢慢有一些效果出來。雖然說它的整體影響力、整個經濟規模等，還有非常大的差距，但已經產生非常多的回響。尤其是去年1月1日RCEP生效，今年2月菲律賓完成了批准，預計4、5月的時候就會生效，等於是15個國家全部都已經生效，這對於很多的國際FTA來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因為CPTPP是更早簽署，但是到現在還有國家沒完成批准，所以很多國家看好RCEP在經濟復甦上發揮的效果。所以現在這些國家對於跟中國加強經濟合作等等的期待更高，主要也是這些國家在疫情之後，經濟必須要快速地復甦，必須要有更多的觀光客、更多的投資，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後，再加上俄烏戰爭，造成這些國家內部很多的問題，通膨、失業率等等，所以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吸引了更多周邊國家。
美國經濟上對抗中國的做法效果存疑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從川普到拜登，一系列的戰略調整，或者是要把供應鏈拉回到美國的策略，到底對美國發揮了什麼樣的效果？如果我們去比較川普跟拜登對中國的做法，大概有幾個不同：
川普最在乎的是貿易均衡，也就是最在意改善逆差，要求中國一定要跟美國多買產品，買得越多越好，所以第一階段協議簽署之後，要求中國在兩年內對美國採購多少的金額等等；然後他非常在意要增加中國產品賣到美國的成本，所以課徵了301的關稅。但是這樣的策略，並沒有看到明顯的效果，因為事實上美國對全世界的進口還是大量的在增加。川普的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回流，就是把工作機會就業機會帶回美國，所以川普要求美商把在中國的供應鏈拉回美國。這是川普的作為，如果他可以施政兩任的話，會不會發揮效果不知道，但是他衹施政4年，現在來看，很顯然他的政策並沒有發揮效果。
拜登上台之後調整政策，首先貿易失衡或貿易逆差不再是關切的要點，所以大家很少看到拜登像川普那樣一天到晚說中國對美國不公平貿易云云，他不再談這些東西。事實上去年佩洛西訪台之前有一段時間，拜登政府很認真地在討論美國的通貨膨脹這麼高，是不是要取消一些對中國大陸的301關稅，讓美國的消費者可以買到比較低價格的產品，能夠舒緩一下美國消費者對於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後來發生了8月訪台的事情之後，就沒有再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拜登考慮的是所謂的戰略性對抗。
戰略性的對抗，最清楚的就是拜登所公佈的幾個重要的關鍵產業，必須去跟中國競爭、減低中國發展、延後中國發展的速度。第一個是半導體；第二個是電動車，尤其是電動車裡面的晶片；第三個是有關藥品、原料藥等等；第四個是關鍵的礦物，指的是稀土、鋰礦等等。這4個領域是美國公佈戰略性報告之後，它identify美國竟然高度依賴來自中國對這些類別產品的供應，所以才會看到拜登一系列的政策都希望在美國建立半導體，在美國建立電動車的電池供應等等，這是拜登看重的東西。
拜登也確實邀請了台積電或者是韓國的三星、SK到美國去設廠，也邀請了很多大廠到美國建立電動車電池有關的工廠。至少在第一個階段看起來是成功的，而且美國的「國會」也通過了《晶片法》等等，看起來確實有一些重要的投資宣誓，但這些投資未來是不是真的能夠順利生產，然後降低美國必須要從中國進口的依賴程度，目前還不知道。
台積電去年年底非常盛大地舉辦了在美國的上機典禮，台積電也宣佈了第二階段的在美投資。可是現在傳出來，不管是台積電或者是其他的大廠，在美國遭遇一些問題，包括最近的《晶片法》細節公佈之後，台積電在抱怨，韓國內部也有討論，很多韓國的專家都認為《晶片法》其實對申請獎助者是不利的，所以韓國的專家也呼籲韓國的廠商不要去申請這樣子的晶片補助。現在《晶片法》或者是拜登的政策，其實是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從數據上看，現在還完全不知道效果如何，因為這些大廠的投資都是要到明年才會正式量產。
從川普到拜登，念茲在茲要推動的一些經濟上面對抗中國的政策，雖然之前有一些大型的投資案宣佈等等，但現在是不是能夠發揮效果，還要一段時間，而且即使這些廠都順利生產，對於美國所需要的晶片來講，其實也衹是提供非常少的部分，並沒有辦法供應美國所需要的所有晶片。更何況台積電即使在美國的本土可以生產先進晶片，如果明年可以順利生產，是第一次在美國的本土有先進製程的晶片生產，但是到目前為止在美國的本土還沒有先進的封裝。也就是說，台積電生產之後，這些晶片要送到亞洲封裝之後再送回美國，這件事情現在美國自己也發現有很大的問題。所以他們內部應該會有非常多的討論，不然如果完整的供應鏈中衹有生產的部分在美國，後端的部分還要再回到亞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拜登提出來的幾個重要倡議，包括印太戰略下面的IPEF，叫做印太經濟架構，大家也記得那時候包括美國有14個國家，我那時候在華府蹲點，我說為什麼是這14個國家，連斐濟都算進去，回答我的專家說他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輸人不輸陣。RCEP有15國，而IPEF的國家組成很奇怪，有東南亞，有南亞，還有斐濟等等。IPEF雖然已經進入實質談判，但是到目前為止參與IPEF的國家還是認為美國在IPEF下面沒有提供實質的好處，因為它沒有包括市場准入，沒有包括關稅的優惠，所以這些國家對參與IPEF其實也是半推半就，且戰且走，未來是不是能夠發揮效果？如果跟RCEP或者跟CPTPP比較，因為它不是FTA，所以頂多就是凝聚這些國家在一些貿易規則上面採取共同的政策而已，並沒有辦法發揮到更進一步的經貿合作。這是第二點。
台灣的當務之急是什麼？
第三點，回到台灣。從2017、2018年到現在，台灣的經濟發展在面臨這麼大的國際局勢改變以及自己內部的政策之下，當務之急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第一個，台灣跟韓國、東南亞國家一樣，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還有貿易自由化，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受惠者。如果沒有各國的關稅陸續降低，各國在WTO架構之下陸續推動貿易自由化，還有全球化讓我們可以集中資源依據比較利益的原則，或者是成本的效益去發展經濟，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大環境，台灣不可能發展到今天。所以過去這幾年不管是用「自由化已死」或者是用別的說法來形容，確實現在跟過去的情況不一樣。對廠商來講，現在必須要在更多的國家或大洲設立供應鏈。過去可能在中國大陸設立一個工廠，這個工廠發揮了最大的經濟規模效益之後，可以出口到全世界，但現在這樣的模式已經行不通了，所以才會陸續衍生了區域化、短鏈化或者是回流、近岸外包等等這樣的趨勢。這樣的趨勢雖然對廠商來講，是一個分散風險的政策，但是也表示必須花費更大的資源去做更多的投資。所以對於大部分的大廠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對台灣更是非常吃力，因為我們過去熟悉的投資環境是中國大陸是東南亞，但是現在因為必須要區域化，必須要全球佈局，台灣的廠商很多被迫要到拉丁美洲，甚至被迫要到非洲、到南亞去佈局，對於台商是一個比較吃力的調整。
第二是對於台灣的中小企業，因為大型的廠商配合客戶，可能必須從中國大陸移出到越南設廠，到印度設廠，到拉丁美洲設廠，可是中小型的企業可能就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對於台灣來講，過去這段時間，很多大型企業很辛苦，中小型的企業也很辛苦，尤其是台灣的政治環境其實是沒有相關的網路或者是一些協助可以提供給廠商，這是對於廠商比較艱苦的地方。所以廠商的海外佈局越來越重要，但是對於廠商來講，是非常大的成本負擔。然後是美中的對抗，對於各國來講，是不是要選邊站？對於企業來講，如果可以選的話，他們不會選邊站，因為所有的企業都是同時要去擁抱他們最大的市場；對大部分的台灣的廠商，美國跟中國大陸不是第一大就是第二大的市場，所以當然希望兩邊兼顧。台灣的廠商怎麼樣能夠在美國跟中國都獲得好處，這是台灣廠商想要爭取的東西。但很多時候不見得如此，過去這兩三年美中關係生變，對於很多的台商來講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兩岸關係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所以包括台積電或是很多的企業，現在政治學、國際政治學、地緣政治學變成是他們必須要去修的功課。台灣去年有一個針對台灣的CEO做的調查報告顯示，現在台灣的CEO都認為對他們來講最大的隱憂就是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衹是很可惜目前為止針對這些廠商的顧慮，不管是大廠小廠，並沒有一個比較有效的政策去處理，或者是去協助這些廠商在這麼複雜而且是敏感對立的環境之下，怎樣做抉擇。
即使如此，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市場依賴，如果從出口比例來看，現在還是42%，短期內可能也很難降到40%以下；對美國的出口，在過去的兩三年，從過去大概是8-9%，已經增加到13-14%，所以現在中國是第一大市場，美國是第二大市場。從投資來講，現在中國大陸是最大的投資市場，過去兩三年對美國的新東向，對美國的投資也快速增加，所以美國是我們的第二大投資國。所以中國大陸跟美國，第一大、第二大市場跟第一大、第二大的投資目的市場，廠商當然希望兩邊兼顧，所以怎樣避免讓台美關係或者兩岸關係，或者是台美中這些政治關係影響到企業的營運，是當務之急，這是第二點。
第三，不管是馬政府、蔡政府或是更早的陳水扁等等，都知道台灣經濟結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多元化。但是過去這幾年，我們對單一產業的依賴越來越高，尤其是半導體，一方面說它是護國神山，但是另一方面，過去幾年又因為半導體的全球市場需求大增，半導體是台灣的GDP跟台灣的出口，以及台灣內部投資，能夠持續增加的非常關鍵的因素，導致我們現在對半導體的依賴更深。對於半導體以外的產業，現在雖然有一些看起來是冒出頭的新興產業，不管是AI或者是生技等等，但其重要性與未來的發展還是很大的問號。
其實有時候國外的媒體可以嗅到很多東西，現在很多國外媒體在訪問我們的時候說，半導體之後，台灣下一個產業是什麼？其實已經隱含他們看到台灣的半導體發展到了一個極限、瓶頸，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會問下一個新興發展的產業是什麼。雖然政府提出了很多新興產業，可是事實上從規模、從影響力講，還看不出下一個明星或者下一個10年之後，足以跟半導體抗衡的產業是什麼。所以這些大概都是過去這幾年來整個國際政經情勢，還有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之下，台灣從2022年8月之前是處於受惠的地位，2022年8月之後開始看到對抗對台灣的整體經濟環境，還有整體的投資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舊的問題沒有解決 新的問題不斷出現
再回歸到台灣的整個經濟發展，過去這些年到現在，一些舊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台灣的產業發展過度集中，然後水電五缺的問題，還有中小企業的發展，完全沒有辦法跟上國際化腳步的問題；舊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出現，包括區域組織、區域經濟整合，台灣還是沒有辦法參加CPTPP。因為如果台灣真的有機會被admitted（被接受申請案），放到議程上面去討論，說要讓台灣參與的話，涉及到更大的問題就是如果大陸、台灣都參加的話，兩岸就要互相開放。現在台灣沒有人討論這件事，因為台灣之前衹是ECFA加上這幾百項早收清單就已經吵翻了天，未來假設兩岸在CPTPP之下互相必須開放市場，而且CPTPP要求的是高標準的開放，也就是原則上要90-95%的開放，那麼台灣如何面對大陸農產品准入等等？現在的政府積極推動要加入CPTPP，但是CPTPP真的通過我們的申請案之後，就必須要思考怎樣解決未來在CPTPP之下必須跟大陸互相開放的議題，這件事茲事體大。所以我講舊的問題沒有解決，然後新的問題又不斷發生，我覺得這些都是台灣在經濟上面必須要去處理的重要的議題。
王崑義：徐教授很全面地討論了經濟問題，下一個產業是什麼？今天有一則新聞，莫德納說在2030年應該可以發展出癌症心血管疫苗，這可以得利多少人？昨天我去醫院，看到那些癌症病人化療真的很可怕，但台灣事實上疫苗都開發不出來。所以我相信蔡政府一直想要發展下一個明星產業，也是想從升級醫療做起，但恐怕很難趕得上西方國家。下面請廖雨詩講。
廖雨詩：台灣與盟友合作穩步推進 未來並不悲觀
其實我個人對於台灣應該基於什麼樣的立場，往東走往西走，甚至往北和南，還是蠻樂觀的。在全球政經環境的變化裡面，主要觀察點還是美中關係，美中關係在這兩年變化並不大，例如美中之間的熱線早就已成立，可是在前一陣子氣球事件發生的時候，美國國防部長致電中國，中國還是不回應，可見美中關係目前沒有大幅改善的空間。
2021年底的拜習通話已經確定了美中關係的三個籃子：競爭、合作和衝突;到了去年年底的G20拜習面對面的會談之後更加落實。現在美中關係的大方向是以競爭為主軸，因此在美國也形成了明確的兩黨共識：不管是行政權（從川普到拜登），或者是立法權（從佩洛西到麥卡錫），美中之間以競爭為主軸已經幾乎是兩黨一致的認知。
美台關係是在美中競逐之下展開的。關於麥卡錫是不是本來想訪台，但是台灣方面不讓他來，我從來沒有看過美國或者台灣有這樣的官方資訊，而麥卡錫也沒有說什麼時候要來台訪問。
蔡英文訪美並未發生任何「退縮」的問題。包括蔡英文在紐約的時候，兩黨所能見到的大人物都出來了，避開行政官員是很自然的，而在議會的部分，民主黨的傑佛瑞斯公開出來跟蔡英文會面;在雷根圖書館的時候，大牌的議員更是全部到場。大部分人關注的都是蔡麥會，我比較有興趣的是會後又召開了一個衹有美方的兩黨共同的記者會，而且這記者會的title就是「兩黨共同的記者會」。民主黨的第一號人物已經在紐約跟蔡英文會面了，在洛杉磯的時候兩黨的記者會，民主黨第三號人物也是加州的議員，也出席了這場記者會。在記者會上，兩邊的中國事務特別委員會的領袖都出席並上台致詞。所以美國已經表現得非常徹底，而且這次還有visual（視像），每一個人都有發言，他們上台時都說這是bipartisan，也就是兩黨共識。
由此可見，無論從立法權的整體外交領域，還是從中國事務的領域，「支持台灣」都已經是美國的兩黨共識。當然台灣還是有一些「疑美論」，例如指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沒有出席該記者會，覺得好像美國外交這一塊是不是考慮到一些中國的觀感，基於敏感而避開，或是還在猶豫。其實麥考爾沒有出席該記者會，是因為他正在來台灣的飛機上。所以美國兩黨「支持台灣」的共識已經非常的直接又明確，包括最近在「國會」出台許許多多的友台法案。所以「疑美論」喜歡問，當台灣有事或者台灣發生一些狀況的時候，美國會不會支持，甚至會不會直接派兵？由以上可知，答案已經蠻明顯的。至於美國外部對於台灣或者是對於美中之間競逐的做法，拜登政府上台以後，是用打群架的方式，聯合盟友的方式與中國的威脅對抗。那麼台灣的選擇呢?
有些人認為，台灣不應該「選邊站」，應該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才可以「避險」。
看到新加坡的例子，或許會覺得小國好像不應該在兩國之間選邊站，要選擇平衡。但是我們必須自問，台灣在美中之間，有沒有平衡的條件？
日本也很想平衡，但它也發覺條件不足，所以美日同盟依然是日本外交的共識。台灣要思考一下，那麼我們有沒有平衡的條件？最大的現實是，如果包括台灣在內，美國總共有52個正式的盟友，反觀朝鮮是中國唯一的官方盟友。從歷史上檢證，一戰、二戰、美蘇冷戰的結果，都是盟友數目多的獲勝。
因此，台灣要不要選邊站，選哪邊，或者說「避險」要如何避，往哪邊避，已經很明顯了。
美國在不斷擴大並強化盟友圈，例如近期的AUKUS 2.0版。更重要的是，美國在亞洲最忠誠的盟友日本，一直在提高「國防」預算，stepping up成為左右亞洲戰略的主導者，因為日本必須要站出來，為了日本的安全，也為了填補美國在亞洲產生的一些空白。所以日本接下來在亞洲會有愈來愈多的領導權，例如最近OSA（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跟以前ODA（政府開發援助）就有顯著的差距。OSA可以提供給友好國家一些軍備，這就是美國盟友的stepping up。
論及日本安全，一定會講到「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來的，或許有一些人會覺得「台灣有事」隨著安倍的過世，可能會逐漸淡化，但觀察岸田政府現在的狀況，會發現不但沒有淡化，還不斷強化。在日本歷史性的地緣戰略觀察，從大約2010年代，日本的戰略重心已經從國土的北方(與俄羅斯對抗)移向西南方，也就是日本意識到中國所造成的威脅問題之嚴重性。從岸田「內閣」在去年公佈的新版「國家安保三文書」，特別是「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可看出日本已經走出以前的「專守防衛」，而台海安全是日本防衛的重中之重。
日本對於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視，不僅在近年來的國際會議頻頻發聲，同時也寫入日本許多的正式文件。反觀日本在去年公佈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把中國當成是空前最大的威脅。今年四月出爐的《外交藍皮書》也回應這一方向。
在蔡麥會時，麥卡錫表示有些對台灣提供的武器不一定是從美國，而是從第三方賣給台灣的選項。當日本OSA出爐，就表示日本正在為友好國家提供軍備做鋪墊，台灣對於日本的軍備是很認同的，所以我對於接下來台日之間在防衛設備上的合作抱持樂觀的態度。不管是日本或者是台灣，一個政體強化自己的「國防」，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對，我看不出任何一個其他國家應該有什麼意見。
關於台灣與國際的戰略合作，我認為可以觀察近期各國的發展。最近日本和韓國的關係有很大的突破，包括日韓恢復了情報共享，也就是GSOMIA。
台灣跟美國是有資訊共享的，日本跟美國也有資訊共享，可是如果台海發生問題的時候，最直接波及的是日本和台灣。所以台灣和日本之間，應該要有直接的情報共享，或者是台美日、台日韓的三方情報共享。連歷史問題難解與近年關係惡劣的日韓之間都能修好到情報共享，台日之間更有條件。因此，關於整個亞洲安全的維護，台灣不僅是關鍵，更是絕對可以並應當參與的要角。雖然台灣直接參與聯合軍演相當敏感，難度會比較大，但是在情報共享、資訊共享方面，其實是蠻有機會的。
在經濟的部分，我從戰略的角度概述個人觀察。美國逐漸想與中國在經貿上脫鉤是確定的，而大家比較擔心的是歐盟會不會跟進？
看起來歐洲好像想要走折衷路線，4月份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一起訪問中國。馮德萊恩受到的待遇與馬克龍不太一樣，這之間一冷一熱。不過馮德萊恩在訪問中國的時候，特別強調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因為歐洲對中國的經貿也想降低風險，也想把雞蛋放在更多的籃子裡面。這有點像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不提分手，但強調開放性關係，可以自由交其他朋友，達到脫鉤的效果。比照歐洲，我們必須思考台灣能不能走歐洲這條路，也就是走折衷路線。畢竟台灣面臨的威脅跟歐洲不一樣，我們必須自問，我們有多少折衷的條件？
至於台灣的「盲點」，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台灣人有政治認同混淆的情形。我個人並不覺得台灣多數的民眾有政治認同的嚴重混淆狀況，包括我自己在大學教的學生，並沒有明顯發生此類問題的傾向，沒有自我文化認同的問題，也沒有選邊站的問題。他們告訴我，因為如果一個人每天都要打你，另一個人每天都想辦法保護你，你要選哪邊？
平心而論，台灣在外交上確實有一些盲點，但重點並非與美中直接相關。我認為，台灣在外交方面，過去是重量不重質。近年來失去了幾個邦交國，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思考，該做一些轉變了？與其在盟友的數量上過度重視，不如在質方面加強，特別是外交領域不僅止於正式邦交與否。最好的例子就是台日關係，日本是我們不太需要外交形式的忠誠好友，如同四月出版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如同盡其所有相關文件一般，把台灣放在相當重要的戰略位置上。
回到台灣的經濟，我很認同不該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想法。特別是台灣過去長時間非常依賴中國大陸，這讓我們省思，是不是應該更努力地開發其他的市場？因此，在經濟層面上，台灣應該採取「敵退我進」。「進」的是什麼樣的地方？當然是友好的國家，例如政府正在推行的南向政策之東南亞、南太平洋地區，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歐洲的市場也是選項。如果要往南走，台灣可以不必單打獨鬥，可以與一些其他本來就友好的國家合作。
例如在開發東南亞市場時與日本合作是最有利的，因為日本受到東南亞相當高的信任，台灣如果在東南亞跟日本合作，勝算就大幅提高了。據我所知，台灣的「立委」已經在與日本接洽這部分的合作。
在南太平洋地區，台灣當然要和澳洲合作，日本最近也在南太經營上格外用心，因此台灣的「立委」也已經和日本「國會議員」籌劃團隊，值得觀察。
在晶片的部分，由於台灣在「經濟部」分的戰略地位特殊，確實是因為晶片的製造而格外重要，當然風險也隨之提升。有些報導認為美國為了避險，把台積電一大部分搬到美國，事實上按照數據和比例並非如此，我建議把數據查清楚再下斷語。
再者，美國有Plan B也很正常，任何一個國家都會考慮避險，衹是看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
另一方面，由於最近日韓關係修好，很可能使美國一直想經營的美日韓台Chip4有進一步的發展。以前在Chip4中，韓國始終態度曖昧不明，自從日韓關係逐漸修復之後，韓國就可以歸隊。Chip4自從成立以來一直未有很大的突破，現在落實並拓展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了，台灣在Chip4方面應該可以發揮相當的能量。
有關台灣加入CPTPP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日本支持台灣加入，但這目前有相當難度，許多人認為與中國提出申請的關係很大。除了CPTPP在外交關係上的考量以外，如果純粹論CPTPP的規章層面，我並不太擔心台灣加入CPTPP會跟中國大陸產生直接衝突，例如需要考慮到雙方均加入以後，兩岸之間互相開放的程度。事實上，中國加入CPTPP的概率不高，因為CPTPP也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中國要解決工會的限制就是一個難題。
在加入CPTPP以前，台灣還是有許多重要的雙邊貿易合作正在進行，「台美21世紀經貿倡議」比較像是美國對於台灣現在還沒辦法加入CPTPP的一種補償。台灣一直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呼籲日本支持我們加入CPTPP的機會，但同時我們也可以尋求 「台美日三邊的21世紀經貿倡議」的可能性，這會是一個新的議題，而台灣有更大的機會在裡面發揮一些能量。
關於台灣的選擇，尤其是對於中國大陸關係上立場的選擇，也就是要不要選擇規避 「抗中」，而是講求「和中」，這一直是個討論不完的話題。然而民進黨一直表示希望維持與大陸的對話，但大陸好像不太有積極的回應，我認為所謂的「保持對話」應該跟中國大陸講。我認同對話是降低衝突發生的良性方法，台灣當然也很想與大陸對話。至於講求「和中」，我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談和平」的想法很奇怪。台灣從來沒有主動攻擊過中國大陸，也沒有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恫嚇或干擾。但是4月份中國大陸又對台灣發動了環台軍演，或許大陸是想證明有辦法真正執行他們所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也就是企圖用武力改變現狀。這種作為跟俄烏戰爭的方向一樣，那麼難道我們要請烏克蘭去跟俄羅斯談和平嗎？再者，如果談，有了香港以及許多其他例證，大陸一定要台灣放棄自己的主權以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那麼台灣還剩什麼？
中國大陸對台軍演是證明大陸有「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的能力，也就是對台灣社會的恐嚇，雖然依照過去到現在的例證，大陸想要達到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王崑義：廖雨詩的世代都是天然獨。她從小在美國長大，長大以後再回台灣念大學，然後又到日本念博士，所以她已經是混血了。下面請黃教授發言。
黃介正：全世界都面臨四座困難的大山 台灣精英階層都知道問題所在
我們目前面對的困境，有四座大山，不是神山，是四座困難的大山，這個全世界都面對。
第一座大山是逆全球化有沒有邊界？它有一個趨勢，有一部分做法，但它不是全部的產業。全球化所造成的優勢及衝擊，我們已經經歷了至少30年，可是逆全球化很多是現象跟片面做法，有沒有一個parameter（邊界），我們現在很難探索，因為好像某一些產業可以做到某種程度或某種百分比的逆全球化，但它之後就會停下來，因為不可能全部。它有可能一部分是因為產業分工本來就存在，或者是因為全球化浪潮加劇了這種分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逆全球化可以走多遠，變成一個很大的困境。
第二座大山就是地緣政治，其實就是戰略安全，或者是地緣戰略，因為它不完全是政治，它還包括經濟、產業、科技等等。
第三座大山是誰可以掌握領先技術。更深刻地講，應該是技術高地的搶奪，它包括了軍用技術、產業技術，不管從AI到所謂的極音速導彈，這些衹要沒有搶到高地的話，就衹能是跟隨者，尤其是強權對抗中間。我越來越相信他們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誰能夠掌握領先技術，在技術領域，我比較不喜歡去用哪一國獲得更多的專利，或者是哪一國的數學考試特別強來評判。
第四座大山也是全世界的問題，就是人才量體夠不夠。每一國都有人才，我們如果用主權民族國家來算，以國家疆域來算的話，真的是人才的量體夠大，人夠多，競爭力就特別強。所以在強權之中也是人才的競爭，在大小國不同國力的對抗競爭上面也是人才量體的競爭，我相信大家都在不同的職場有很多體會，我認為這些環境對台灣都會產生影響。
全球都有這4座大山，我覺得第一題問得很好，這些政經環境的敏感度，其實不要說現在，長期以來世界各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看法，跟普羅大眾是有差距的。我記得我在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的時候，就看到一個針對美國民眾跟針對美國國會助理做的民調，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民調，結果看到差距之大，自己都會嚇到。我講的是1994年看到的數據，也就是說「國會」精英都認為美國對台灣是有安全承諾的，「國會」的助理可能工作的場域或者涉獵的議題，或者可能他們是在華盛頓，所以他們的思維在華府那種比較high politics的角度，可是一般民眾都不認為美國要為任何一國有這麼高的承諾。所以三十幾歲的時候民調對我就有很大的震撼，就是精英階層對於政策的選擇和認知跟一般民眾的差距如此之大。我們現在把它translate出來的話，還是統治精英跟一般民眾的認知差距使然。但是近年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變數，也就是部分統治精英或領導精英，會運用民粹去導引所謂的民意，我個人認為這是製造出來的民意。因為一般民眾並不會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分析利弊，所以很容易用情緒和感官去針對一個問題做出決斷。
台灣對這些有沒有敏感性？我覺得今天台灣屬於精英階層的，不管是什麼顏色，敏感度是高的，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也知道風險在什麼位置。可是這些精英的認知有沒有辦法傳達到一般的民眾，讓普通的民眾同樣感受到這個敏感度就不一定了。比如說坐在衡山指揮所裡面的人，跟在KTV裡面唱歌的人，對於台海安全形勢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樣的，經常會被「總統」叫去開「國安會」緊急會議的人，他們的感知因為有不一樣的資訊或者情報來源。對於一般民眾來說，當聽到「有政府請放心」6個字，就覺得ok了，就是說你沒有讓我感覺到問題大，當然中間牽涉到很多理性與情緒之間的拉扯。
台灣與美日打交道並不容易 不能用民粹情緒決定未來命運
第二個主題是怎麼看中美戰略博弈對台灣的影響。我覺得大家基本都知道，中美兩個大國對台灣的命運有直接的影響，我們跳不開也逃不走。我以前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我說解決台灣問題衹有一個方法，就是把2300萬台灣人跟古巴人交換移民，古巴那個時候還是卡斯特羅，還是共產黨，讓他們到福爾摩沙來，大小共產黨自己玩，我們去被我們的「友邦」環抱，又在美國的後院多好。但是台灣人民不會答應，一個是文化，一個是祖墳，另外最重要的是去大陸經商的，還有去日本旅遊的機票比較便宜，大家都不會想要離開台灣。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面對兩強競爭。
今天坐在這裡的人都知道，在奧巴馬卸任以前相當一段時間，後冷戰時期，就是要錢找大陸，要命找美國，不衹是台灣，而是整個亞太地區都享受到紅利。紅利是怎麼來的？就是美國和中國的交往政策，美國希望改變中國。一直到小布什總統的時候，佐利克還在紐約演講，說我們對中國的政策跟對前蘇聯是不一樣的，前蘇聯我們是用圍堵的，對中國是要把它拉到世界來，讓它遵守世界規範。美國這一廂情願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失敗了，這又剛好跟歷史的必然或偶然有關。
所以對於強權，我們會發覺，台灣對於強權的認知夠不夠？瞭解不夠的話，判斷就容易有失誤，包括政策選擇在內。可是要怎麼樣去認知呢？總不能全部上網查，你一定要有直接的戰略情蒐，通俗的講叫做溝通交流。若不瞭解就容易判斷錯誤，完全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們現在已經很擔心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生，兩年半畢業，問題是疫情三年，他們的碩士論文完全沒有田野調查，完全不認識任何一個中國大陸的人，也沒有大陸的朋友，所有資料都是老師、書本或網路上的，所寫出來的中國大陸的，不管是哪一種政策分析，到底扎實在哪裡，今天我們在座的人是因為我們都有跑大陸的經驗，所以可以根據直接的一手的資訊，或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訊，去做分析跟判斷，而年輕世代未必有。
我很討厭講什麼「親美和中」，台灣從蔣中正到如今，我們如果沒有美國的戰略杠桿，老早就掛了，這是事實，誰當「總統」都一樣，你敢不接美國電話？就這麼簡單。所以不需要去指責別人親不親美。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跟另外一個強權，能夠對他有更好的認知，從而獲得保存台灣最佳利益的判斷。換一句話說就是「國家安全」智囊，必須要有接觸面，不然的話就容易判斷錯誤。
如果我們通通堅壁清野築高牆，然後斷絕溝通，然後弱化瞭解，這對彼此之間的利益，到底好不好？美國也發生同樣的問題，美國因為擔心「國安」，所以很多富於與中國大陸交往經驗的人，反而變成了安全單位比較在意的人士，或者是知識分子想要做比較持平的判斷，或者是分析的時候，導致了他自己在工作上政治上受到干擾。在台灣的現象更明顯，我衹要是在YouTube直播，罵我舔美派的人多了，小粉紅全來了。所以我倒不擔心我們現在，我比較擔心的是正常世代交替以後的下一批決策者身邊的顧問群中，對於對手到底瞭解多少，不要講大陸，美國也一樣。
我一直講，對兩強，台灣都要去周旋。我們今天跟美國談TIFA多難，我第一次聽到TIFA是33歲的時候，在駐美代表處，因為政治組負責國際組織，所以一定會碰到這種經貿談判。我第一次見到蔡英文，就是當時「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在跟美國談，GATT+ WTO的那個時候，但「外交部」說雖然是由「經濟部」主導，「外交部」自己也要派員瞭解，就把我派去坐在台灣這一方擔任記錄。我們情緒上面其實不需要理性的選擇，站在更自由民主一邊，全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是這個想法，因為它跟我們的理念、思想、生活方式都很接近，可是並不代表他們很好對付，也都是周旋，而且很難談。對台軍售，我們幾乎是賣方市場，不好交涉，我們要的東西別人不給，我們買一個長矛，他鋸掉30%然後賣給你，因為美國怕長矛會戳到大陸，所以它鋸掉30%讓你可以揮，但是怎麼揮都刺不到對岸，或者是其他的考量。
跟中國大陸23項協議好談嗎？每一項都是很困難，國台辦是最nice的，它是希望把事情弄好，問題是其他部門各有不同的看法，光是禁限制水域要不要開？兩邊軍方都很硬，因為他們並不是想要做生意的人。所以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雙方溝通順暢，隨時電話簡訊都可以講的，也都是周旋到半死，但是有溝通，有周旋，有在開會的時候，擦槍走火的幾率是低的，這是事實。
所以講到台灣怎麼樣選擇，其實台灣沒有什麼選擇，台灣的選擇就是同時跟兩個影響我們命運的對手去周旋，我們也衹能這樣。有人講一個是善霸，一個是惡霸，所以選擇非常簡單，問題是兩者皆霸，不是你選他，是他選你。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也越來越精明了，不是衹有美國會打台灣牌，現在中國大陸也打台灣牌。所以如果我們天天在想選邊，或者是我們衹要片面搞單邊，就可以面對台灣的挑戰，恐怕是緣木求魚。
第三個問題，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影響最大的，對台灣來講就是地緣。我們因為處於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有價值，我們也因為待在這裡走不掉，所以非常困難。光能源就知道了，台灣雖然四面環海交通便利，可台灣很容易就變孤島。所以我跟美國人講，你一定要我當刺蝟島，我是接受的，但你要先答應我一個條件，就是你要當我的Uber eats，而且是24小時服務，因為我被圍困起來了。你說我手衹要這麼長就好了，台灣也沒有實力伸那麼多，美國講的也沒錯，我們「國防」預算就是這麼一點，什麼都想做，結果就是什麼都沒做，因為確實錢就這麼多。美國從馬英九上台2008年就有人提刺蝟，講到現在還在講，去年的兵推美國朋友還在講你們衹能當刺蝟，刺蝟的刺也有長刺跟短刺，但重點不是對手要不要餓死你，而是他可以餓死你。所以我們如何能夠讓凡是可以擔任送餐小哥的周邊國家都願意送餐，而且頂著炮火前進，是我們能不能夠衹做刺蝟的先決條件，不然的話真的要餓死。古今中外的戰史上，沒有一個堡壘沒有被攻破過，都被攻破了，所以地緣戰略變成我們的考量。
處理與大陸的政經關係 台灣的選項少需要穩定
第四個問題，台灣應該如何處理跟中國大陸的政經關係。其實給台灣的選項也非常少，就是要周旋，政治上要周旋，經濟上要周旋，產業不可能完全切割。今天以台灣的政經環境，沒有一個黨、政治勢力或政府可以直接命令我們所有產業在一個口令之下完全配合政府，而且各個產業也不一樣，傳產在中國大陸的市場，還有服務業所占的比例，這些都不是政府可以去manipulate的。
現在國際經濟環境對台灣提出了要求，必須讓台灣在未來幾年要處理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想處理的第一個條件是要能夠坐下來，不然就談不上處理。我們過去過度仰賴媒體、靠政策說明、靠鍵盤去做溝通，因為不接觸，現在新冠疫情解封以後，是不是海峽兩岸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封，讓大家針對一些議題來談？其實不想談也沒關係，我們先來做預備性商談，就是雙方先坐下來討論我們到底要不要談，先坐下來，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所以預備性商談我們可以找一些功能性、事務性議題，在不涉及一個中國涵義的情況下，讓一部分議題先談起來，雙方至少在試水溫、測誠意上面，可以在小範圍先試先行部分預備性商談。
總結來說，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就兩句話，一個叫做「穩定勝過一切」。下一任「總統」，誰要去選我真的是給他用力鼓掌，我不一定喜歡他或投他票，但我給他用力鼓掌，因為台灣未來2024~2028，你可能從當選就職那一天開始民調就一直往下走了，很難往上拉，你看困難重重，剛剛遵慈也講了五缺什麼的很難，也因為剛剛大家講的這些問題，所以必然要求穩定。
美國誰當總統？川普絕對不會在美國總統大選前被定罪，他可以一直鬧，但每出庭一次就是一次免費助選大會，那他到底怎麼走？我們對美國政治都沒有把握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挑戰，我相信搞經濟搞貿易的人應該也很清楚，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好，雙循環的比例，大家也知道主要依賴內循環。所以我覺得在大家面對這麼高的uncertainty的時候，「穩定勝過一切」是我要講的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是「共同爭取時間」。每一次美國人跟我講說5年之內會打，我跟他說對不起，你給我的軍售融資（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FMF），第一年你就容許我12年分期還，我說你會借錢給5年就會死的人嗎？不會，所以你內心深處判斷我是可以還的。所以你們自己先溝通一下，如果你覺得5年之內台灣就掛了，你就不可能給我12年償還的條件了，所以軍售融資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戰略上是個好事，它可以加速傳統軍售的作業流程，因為我不用分10年編列預算，因為融資所以我可以3年或5年，我就把這個案子給結了，我可以拿到東西。別人借我錢，就一定會想辦法讓我活著。
另外CPTPP要談也需要時間，如果台灣5年會掛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從此不用再談CPTPP。跟日本的情報交換講了二三十年，但是日本的官僚一定會跟你花30分鐘解釋困難在哪裡，然後隔12個月，大家又見面再開一次戰略研討會，你聽到的還是前一年跟你講的在日本的法規慣性，還有民眾支持度。所以我們聽到一些政客的宣告和意向，但是在實際官僚系統執行上面的工作困難，其實不需要我們去感覺，光美國跟日本交涉，美國所碰到日本官僚所產生的 Frustration，可以一起分享很多故事的。所以每一個國家有它的特性，民主國家是4年換一批人，原來講好的東西後來沒了，但是日本的官僚體系的定力非常的夠，所以你要在它傳統定力中間，讓它去做改變，不是戰略文件公佈就行，它的實踐需要時間。台灣接受美國軍購，消化美國軍購，從初始戰力到全戰力，對於任何一個武器系統來講都至少是5年以上，就是說從第一架飛機到新的F16可以形成全戰力最少5年，再加上台灣缺戰鬥機飛行員，這些事實，台灣怎麼能不爭取時間呢？
美國也在爭取時間，除非有意外，美國也沒有辦法說明天就是D-Day，然後所有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武裝力量可以搞定解放軍，而且很快，不拖延。中國大陸需要的更是一個走向2035的機緣。現在我們才2023年，大陸兩個百年中間畫的那條線在2035，中國大陸也需要爭取時間。所以時間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整個國際政經環境都很慘，全球都很慘，美國也很慘，法國總統跑去北京講話很小聲，因為國內罷工就搞死他了。所以我們有些時候不能光看表面，要看實質，不要用情緒決定未來，這是我要講的，謝謝。
王崑義：結語
今天前面兩位，包教授跟徐教授從學理性切入，一個從國際政治，一個從國際經濟面切入，後面兩位做了現實面的補充。我做簡單的結論。台灣的出路問題其實就兩個：一個是地緣戰略，一個是技術的問題。
地緣戰略來講，黃教授說的台灣不可能搬到古巴去，這是不變的格局。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往西不斷在擴展，用和平牌去擴展，它掌握歐亞大陸心臟地區，按照麥金德的地緣戰略理論，是不是中國的勢力會漲，美國的勢力會消？美國是不是又回到衹能站在馬漢所說的，在歐亞世界島的邊緣，衹能守住邊緣？問題是在這樣的一個地緣戰略裡面，未來中國越來越向西走，而且擁有歐亞大陸的時候，是不是中國會因為控制了歐亞大陸的心臟，然後又控制整個世界島，甚至控制世界？我們不知道，但是起碼大陸的勢力應該是會越來越強。那麼美國是不是會越來越下降？如果美國在地緣戰略的強權爭霸中，它的位置地位下降，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更提升，還是也跟著越來越低了？
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應該在地緣戰略上做思考，這就回歸到台灣處在東西橋樑跟南北縱橫的狀態之下，到底是要往北看、往南看、往西看、還是往東看，在迷霧之中如何去尋找最好的戰略位置。
第二個，剛才大家也達成共識，這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在蔡英文的「努力」之下，不太可能把台灣醫療科技變成第二座護國神山，所以台灣怎麼樣保有半導體的優勢，我想這是一個關鍵。
我們現在也面臨其他問題，剛才黃教授也提到了人才體量的問題，我們的人才不斷流失，不衹是高層在流失，底層的也不見得會有未來，我看昨天的媒體說高職生已經消失了10萬人，未來中低層都沒有人要做的，意思說家裡想要修個水電都找不到人，這是台灣未來人才的一個最大的危機。我所認識的包括我兩個兒子都在國外，學高端科技的大概都不想留在台灣，因為台積電再怎麼樣高薪，也衹有台積電一家，其他的包括鴻海都還是血汗工廠，有多少人能待得住？現在問題是我們的高階人才、精英的人才又沒辦法補充進來，從東南亞，說實話印度人也不見得很希望到台灣來，但是我們又禁止中國大陸精英補充，這是技術面與人才面台灣未來所要面臨的最大的困境。
所以如何解決地緣戰略問題，如何解決經濟的、技術的、人才的發展問題，是台灣未來出路的問題，也是未來「總統」要去想辦法的難題。謝謝各位參與。
評論員簡介
王崑義：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現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包宗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碩士，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兼政治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院院長、副校長及「監察院」「監察委員」等；現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研究領域：國際政治、外交決策、國際衝突等。
黃介正：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曾任陸委會副主委等；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國民黨國際部主任。
徐遵慈：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現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國際組織、國際經貿法、亞太區域研究、性別議題。
廖雨詩：日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大學特別研究員；現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本政經文化研究、東亞研究、國際關係、軟實力外交、城市文化政策、文化產業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