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逝世 如何評價其一生？
（第一部分）
文/voa平凡
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前中共總書記、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因病逝世，享年96歲。
國家通訊社新華社星期三的消息說，江澤民「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2022年11月30日12時13分在上海逝世。」
新華社的報導稱「江澤民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文章最後稱，「前進道路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從1989年6月23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2005年3月8日卸任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國政壇最高舞臺上的聚光燈下活躍了將近16年。
如何評價江澤民？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博士評價江澤民說：「共產黨政權的維持者。作為一個大腐敗者，作為一個鎮壓者。他對中國民眾的要求，一邊進行愚弄，一邊進行鎮壓。今天很多人記住江澤民，就是看到了1990年代江澤民時期中國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
著名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說：「他可以說是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和平交出最高權力的人。」
著名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評價說：「他作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執行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經濟方面他使中國擺脫了六四以後受制裁的狀況。他對共產黨來說是個救命恩人。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對於民主來說，他還是一個標準的共產黨。」
著名中國民運人士徐文立說：「江澤民從中國共產黨，僅僅從中國共產黨這個角度上來看，他的歷史地位從目前來看應該是高於胡錦濤，也高於習近平。」
腐敗促穩定
江澤民時期是中國經濟騰飛的時期。江澤民繼續了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始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在他當政期間，中國於2000年5月獲得美國的永久最惠國待遇；第二年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些都為中國進入巨大的美國和西方市場，融入全球化創造了關鍵性條件和環境。
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博士說：「經濟發展，特別是融入全球化，來發展中國經濟。我想在這個意義上他必定要和這個全球化的領頭羊，要和高科技的輸出者美國搞好關係。當時也正是全球資訊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因為江澤民個人也有工程師的訓練，所以他也懂得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但是與之而來的是中國官場氾濫成災的腐敗，「無官不貪」的說法便始于江澤民時期。
吳國光博士說：「在江澤民的時期，我們看到中共的政權、中共的官員腐敗是非常嚴重。整個中共的黨政精英大面積的極其嚴重的腐敗是從1990年代中期蔓延開來的。我想也是因為他要收買共產黨的精英。」
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以後，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垮臺以後，中共精英內部曾經普遍信念破滅，感覺中共政權沒有前途了。江澤民通過經濟改革開放穩住了中共政權。與此同時，經濟改革開放使政治精英們可以通過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發財，結果使他們強烈認同這個政權。
吳國光博士說：「特別嚴重的是在江的時期，由官員的，個別官員的腐敗發展成大面積的高層的、中層的，乃至底層的官員家族的腐敗，這個可能比古今中外任何時期、任何政權在這方面的腐敗程度都要嚴重。這當然就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指出，在64之前中共腐敗的程度還比較低，但是已經出現價格雙軌制，就是官商結合，「官倒」、「官商」就出來了，引起民眾廣泛不滿。這也是89民運規模那麼大，得到一般老百姓支援很重要的因素。64之後中共一度考慮過要反腐敗，甚至解散了鄧小平兒子鄧朴方的康華公司。
胡平說：「可是過了一會，很快當局就明白過來了，就回過神來了，覺得大可不必嘛。說原來我們怕腐敗，就是怕老百姓不滿了然後去支持民運。現在我們人都殺了，誰敢反對，他們不滿意有什麼關係呢？而且它這個時候又發現腐敗對他們自己大有好處。」
胡平說，當時中國流行兩句話：一句是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江澤民不是政治強人，沒有打天下的經歷，憑什麼服眾呢？
胡平說：「當時64之後，蘇東巨變之後，黨內幹部中的思想混亂是可想而知的。這個時候你打開了方便腐敗的方便之門，大家都去腐敗去了，利用你的權力，利用你的地位就迅速的就去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人，當然他們也知道，他們能夠這麼快地富起來是和這個體制分不開，所以他們對這個體制就會採取一種比較維護的態度。所以當時腐敗那個時候確實是起到了維護共產黨專制政權這麼個作用。
胡平說，另外一句話就是，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因為允許腐敗，所以使經濟改革比較順利。在64之前，中共黨內在經濟改革問題上還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到了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在江澤民時期就沒有了。
胡平說：「經濟上都成改革派了，因為那些官大小官都發現他們可以借改革之機大發奇財。所以當時腐敗在當年的中共，對中國政權來說，政治上起到了維護、幫助維持一黨專制的作用；在經濟上起到了深化改革作用。」
儘管江澤民禁止軍隊、武警經商，還查處過賴昌星行賄腐敗案，但是他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造，形成了專家們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造成大量腐敗，而且將腐敗推向世界。
吳國光博士說：「克林頓上臺以後，沒兩年你看著他訪問中國，實際上就從那就開啟了中美的精英之間合夥發財的這樣一個模式。所以中國的中共大面積的腐敗，開始侵蝕西方民主，也是從江澤民那個時候開始的。」
江澤民和美國，亦敵亦友
江澤民當政時期，美中關係經歷過多次緊張時刻。1996年3月，臺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夕，中國為了恫嚇臺灣，干預選舉，舉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並且向臺灣附近海域發射飛彈。美國隨即出動兩個航母戰鬥群到臺灣海峽附近，對中國形成威懾。
1999年5月，在北約組織轟炸南斯拉夫的行動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美軍飛機轟炸。
2001年4月，一架美軍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前來驅趕的中國軍機相撞，中國軍機機毀人亡，美軍偵察機迫降海南島。
然而這些事件最後都沒有影響美中關係的實質性發展。江澤民先後兩次正式訪問美國；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小布希也先後訪問了中國。
吳國光博士說：「在江澤民時代可以既有衝突又有合作，既有握手言歡，又有劍拔弩張。既有像第三次台海危機，1996年台海危機，也有互相擁抱，一起悶聲發大財。」
許多人認為，江澤民對美國具有相當的好感。江澤民曾經當著大學生的面背誦美國總統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他當著外國人大講英文，唱英文歌；他在對香港記者發飆時脫口而出讚揚採訪過他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的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他還允許美國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中國採訪幾十人，給他寫傳記。
庫恩在《他改變了中國 江澤民傳》一書中記述，「‘我受過三種教育’，江有一次曾總結說，‘第一種是中國哲學，尤其是孔孟之道。從上小學起，我就開始背《三字經》。我所受的第二種教育是資產階級教育，特別是西方科學。我所受的第三種教育是馬克思主義教育。’」
胡平說：「跟他（江澤民）的教育背景，他的英文說那麼溜，他那一代人受的又是民國時候受的比較西式的教育，交大這種學校出來的。毫無疑問和胡錦濤，尤其是和習近平相比，江澤民顯然是更親美。這個除了和他早前的教育背景有可能有一定關係之外，我想這也和當時的大環境有關係。因為就像鄧小平講過的嘛，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胡平指出，在那個時候中國以經濟而言，和美國和西方的差距還非常大。所以上上下下普遍的多多少少都有幾分崇美。
胡平說：「一提起美國來，從鄧小平這些人開始，到美國，到日本去，都是抱著很謹慎的態度的。也就是那時候整個中共上層相當一批人，不用說民間了，對美國確實是比較仰視的嘛。這個大背景有跟他兩者都有關係，跟他個人的觀念有關係，和當時的大背景也有關係。」
徐文立說：江澤民相比較胡錦濤也罷，還有習近平也罷，他的知識結構比他們稍微豐滿一些，多多少少接受過一些西方的人文教育。他多多少少還體現了一點西方的文明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痕跡。這個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代還有一點點西方文明的表現。但是不表明他真正地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只是他作為一個偽裝自己的一個手段而已。
這一點來說，江澤民比其他的共產黨的黨魁要聰明一些。」
吳國光博士說：「對一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評價，主要的不在於看他個人的性格，說他是喜歡喝白酒還是喜歡喝紅酒，他是能說幾句英語還是不能說幾句英語。這個東西可能也起點作用，但是我覺得相對的非常非常的邊緣。還是要看他作為政治領導人領導的政權是什麼性質，他對於這個性質是怎麼樣看，他在他這個國家當時在國際舞臺上是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吳國光認為，美中關係之所以走到今天常常針鋒相對的地步，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本質沒有改變。
吳國光說：「他愚弄民眾，繼續中共的宣傳洗腦，特別是在1989以後，掀起民族主義洗腦的浪潮。」
吳國光認為，儘管中共從未停止洗腦宣傳，但是在1980年代稍有減弱，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都不願意再繼續進行愚弄民眾的宣傳洗腦。六四鎮壓之後，由江澤民開始的民族主義洗腦也給美中關係的持續對立和惡化打下了中國的民眾基礎。
連結：前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 如何评价其一生？（第一部分） (voachinese.com)
江澤民逝世 如何評價其一生？（第二部分）
文/voa平凡
從1989年6月23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2005年3月8日卸任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國政壇最高舞臺上的聚光燈下活躍了將近16年。2022年11月30日，江澤民最後謝幕。
鎮壓民運、法輪功
在江澤民時期，他不僅停止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加強了對異議人士的鎮壓和迫害。
斯坦福大學研究員吳國光博士說：「由於在89以後共產主義政權危機的這樣一個背景下，掌握中國的政權，所以他延續了1989年天安門鎮壓的邏輯和做法。實際上在江的時期，共產黨對整個社會力量的鎮壓並沒有減弱，而是在不斷的用各種方式加強。我作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參與者，我們在1989年以前所引入的一些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措施，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在江澤民的主持下，反攻倒算是非常地這個便利。」
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表示，人權高於主權。吳國光認為，江澤民作為中共政權的代表，對這一點非常害怕。1990年12月18日，美中之間開始展開人權對話。到2012年為止，雙方一共進行了17次人權對話。結果是中國人權狀況毫無改善。
在江澤民時期，影響廣泛和久遠的一項鎮壓就是查禁據說當年有上億練功者的法輪功。
吳國光博士說：「比如說對法輪功的鎮壓，對輿論的控制，都發展出了一套東西。那麼這個政治鎮壓，我想也是使得中美關係出現衝突的一個本質的因素。政治鎮壓主要是指國內，但是它和中國共產黨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壟斷的地位是直接相關的。那麼中國共產黨要維護在中國的權力壟斷的地位，當然就對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制度、自由價值非常地抵觸，當然就會發生中美在對外關係上，在安全問題上等等有衝突。」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說：「鎮壓法輪功毫無疑問是他在當時做的最大的一個決定，也是後果最嚴重的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是跟他個人因素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當時中國的高層，像朱鎔基這些人都並不贊成他這麼做，所以這是他實在，純粹是個人的決定，這個成分很大。而這件事情造成的後果，不要說對法輪功本身的鎮壓，而且它也使得江澤民他自己朝著強硬路線這方面走的更遠。」
在江澤民時期，中國和美國之間有過幾次高調的人質外交，顯示江澤民比較現實。一次是著名的人質外交是北京西單民主牆的魏京生。1978年，一些人在北京西單貼出帶有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被稱為西單民主牆運動，魏京生積極參與，最著名的是題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的大字報，提出「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又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直接抨擊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是獨裁者。據說鄧小平因此被激怒。兩天之後，魏京生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1993年9月14日，北京為了爭取主辦2000年的夏季奧運會，釋放了魏京生。
魏京生說：「第一次93年假釋是為了爭取奧運。據說是政治局常委開會，大家決定還是要放了魏京生，不然的話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太大，他們那時候爭取辦奧運嘛，所以後來委託江澤民去找鄧小平，跟鄧小平談判，最後鄧小平同意了，所以才把我假釋出來。」
1994年4月，魏京生再次被捕入獄，並且判刑14年。
魏京生說：「後來就是讓貿易和人權也脫鉤了，克林頓政府開始計畫新的東西，就是要跟中國更緊密的合作。這樣的情況下，中共領導層感到沒有壓力了。第二次審判的背景就是美國的綏靖政策使共產黨高層覺得不必要考慮美國因素了，所以就把我抓，第二次又判刑了。」
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準備6月訪華。在此之前，克林頓政府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魏京生。
魏京生說：「克林頓政府要求一定要釋放我，江澤民呢最後還是說服了那一派，還是把我送到美國來了，滿足了克林頓的條件，因為克林頓他要下一步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加入WTO什麼。他做這些事需要在美國減少人權方面的壓力，中共那邊也同意了。在這件事上據說江澤民是主動的。他要答應克林頓條件，但是他在黨內還是有很大阻力。」
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被流放美國。
江澤民時期美中之間的另一次高調的人質外交是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徐文立被流放美國。
徐文立是1978年北京西單民主牆的重要參與者，當時主編《四五論壇》雜誌。1981年4月被捕，第二年被判刑15年；1993年5月被假釋。
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過一次民間組黨浪潮。徐文立是重要推動者。1998年11月，徐文立等人建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
徐文立說：「江澤民對於1998年的組黨，在黨內做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指示，就是說不允許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借各種藉口來組建不同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
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由於組建中國民主黨再次被捕入獄。中國這次組黨浪潮遭到嚴厲鎮壓，各地組党人士紛紛被抓被判。
徐文立說：「我一次判刑是15年徒刑，我提前了一年多被假釋出來；這一次是判了13年徒刑。」
美國911恐怖襲擊發生以後，中國向美國表示聲援，兩國關係轉暖。
徐文立說：「據說大概情況是這樣：在上海舉行APEC會議的時候，當時的總統是小布希。在會議期間，美方向也出席APEC會議的俄羅斯的總統普京發出了邀請他到美國訪問，而且承諾這次到美國訪問不但是在白宮用紅地毯迎接他，還歡迎他到他的家鄉德克薩斯去烤牛肉。這種在自己總統的家鄉烤牛肉方式接待外國領導人，在美國是最高的外交禮儀，比僅僅到白宮鋪紅地毯的迎接還要更高的外交禮儀。」
徐文立說，江澤民很快得到了這個消息，也要求中方外交人員要求美國給予江澤民同樣的外交禮遇。
徐文立說：「能夠實現跟普京一樣的不但得到紅地毯在白宮，而且到德克薩斯烤牛肉這種最高的外交禮儀來接待他，作為他最後離任之前的最後一次訪美。然後美方就說，就你們把徐文立給釋放，就是組民主黨，民主牆時期的這個徐文立給釋放了，江澤民到美國訪問用這種高規則的禮遇接待他不是問題。這個時候據說江澤民就同意了這個要求。」
2002年12月24日，在徐文立服刑4年之後，中國以「保外就醫」的理由將徐文立流放美國。
徐文立說：「判了13年徒刑，四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醫來到了美國。我當然不認為我的釋放就說明中國人權狀況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但是跟上一次一樣，我在為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被釋放的那個情況有點類似，這次就讓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得到了最高的外交禮遇，就由於江澤民的好虛榮，讓我得以比較提前的釋放來到了美國，但是對於民主事業有多大的貢獻，我談不上，只是說作為我個人和我的家庭，我獲得了自由。」
江澤民給中共留下的政治遺產還有今天習近平所說的中共「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之際（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即2049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兩個一百年」的基本概念是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提出的。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所謂「三個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個代表」被寫入黨章，與此同時，江澤民提出讓私人企業家入黨的政策。
徐文立說：「他替中國共產黨明智地提出了「三個代表」，並不表明中國共產黨真地放開了胸懷，能夠接受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甚至包括他們過去要打倒的資產階級或者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採取的比較開明的這樣一個辦法，並不表明他的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有任何改變，只是想擴大他們的統治基礎和鞏固他們的統治。」
和平移交權力第一人
2002年11月15日，江澤民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江澤民卸任中國國家主席；2004年9月和2005年3月，江澤民卸任兩個軍委主席職務。
胡平說：「江澤民本人並不願意把權力交出來，尤其不願意交給胡錦濤，但是他最後還是交出來了，雖然軍委主席拖了兩年，拖泥帶水，但最終畢竟還是交出來了。」
吳國光說：「江澤民能夠把總書記這個位置和平地讓出來，這個確實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江澤民實際上就是學了鄧小平，和平移交最高權力。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是沒有持續性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和平地移交了共產黨最高黨魁的這樣一個位置，這個作為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的進化史上來看，這個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這個進步意義非常有限。」
的確，中共的和平移交權力並沒有形成制度，更沒有約束力，因此導致習近平可以隨意修改憲法中的國家主席任期條款，可以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兩屆任期的常規得以連任。
對江澤民讚譽有加的庫恩在《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說，江澤民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社會穩定的維護者，同時又是一個有思想的改革者與國際主義者」。
胡平說：「和胡錦濤，和習近平相比，江澤民就顯得要開明一些。除了他個人的觀點之外，也和當時大觀點有很大的關係。你要和當時，不要說和趙紫陽相比，你就是和喬石，和李瑞環相比，那江澤民在他們同一代的這些高級領導人中間也是更保守、更強硬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會被元老們看中，他想他當接班人就是看中這一點。」
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當年選擇江澤民作為接班人是選對了人。江澤民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有些事情，江澤民做了，實際等於沒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