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周安瀾：中西關係緊張 北京必將加劇間諜滲透行動
文/voa林楓
2020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自詡為中共領導人智囊的翟東升的一段公開演講視頻引起了美國政界和輿論的廣泛關注。他在那段視頻中誇口說，在1992年到2016年間，美中之間各種危機都能在兩月內搞定的原因是「咱們上邊有人，我們在美國的政界核心圈有老朋友」。
最近，一本由澳大利亞智庫學者出版的新書—《間諜與謊言：中國最大的秘密行動是如何愚弄世界的》(Spies and Lies: How China’s Greatest Covert Operations Fooled the World)為翟東升的說法提供了例證。該書揭示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是如何用幾十年時間，通過滲透和影響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決策者、外交官、退休官員、學者、媒體和宗教領袖，來試圖重塑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態度。
這本書的作者、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高級分析師周安瀾(Alex Joske)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長期以來對中國國家安全部在滲透、情報刺探和影響力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威脅缺乏足夠認識，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一股反映中共聲音、符合中共利益的力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在美國和其他很多西方國家大行其道。
周安瀾把這歸咎於西方國家對中國情報間諜系統運作認知的不足。他說，與俄羅斯間諜策反中情局人員和闖入機密設施的硬核行動相比，中國國安部的特工是小心翼翼等待時機，他們披上外交政策學者、文化交流官員、詩人、電影製片人、商人和圖書出版商的外衣。
書中提到一名叫林地的中國國安臥底。此人不僅能說流利英語，且擁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碩士學位，並被當時很多美國的中國觀察家所熟知。2001年，林地以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秘書長的身份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記者俱樂部出席一場被美國電視臺C-Span轉播的公開活動，而坐在他身邊的正是美國資深外交官、曾給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1972年訪問中國時擔任翻譯的傅立民(Chas Freeman)。林地當時負責組織有影響力的美國人士前往中國訪問。
美國之音2015年的一篇報導引述中國媒體財新的文章說，林地和他的哥哥林強都是「與安全部門有特殊關係」的官員。
周安瀾說，這些隱秘手段意味著中國國安部的特工在玩一種與西方情報機構不同的遊戲，他們打擊西方民主制度下不受保護的部分。與此同時，西方的情報機構負責中國工作的資源不足，對北京採取強硬立場的政治意願也不強，因此，中國國家安全部在海外的行動幾乎沒有受到制約。
隨著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的不斷惡化，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大國開始對中國情報機構的間諜活動和影響力行動提高警惕並向公眾發出警告。這些國家的反間諜部門認為，中國正越來越多地使用公開和隱蔽手段來影響美國的政策制定。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夫·雷說，FBI現在大約每12小時就會啟動一項針對中國的新反間諜調查。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處長麥卡雷姆也表示，軍情五處現在對可疑的中國活動的調查是2018年的七倍。
今年2月，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辦的一場活動上，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NCSC)、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的官員向全美各州和地方官員介紹了中國影響力行動的風險。NCSC今年7月份發佈的一份通知說，中共統戰部通過許多前沿組織在海外開展影響力行動，參與這類行動的還有中國外交部、國安部和教育部；中國駐美使領館以及各種半官方實體或代理人。
周安瀾說，隨著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的關係日益緊張，這只會讓中國的間諜活動和對海外的影響力活動變得更為重要，因為當公開的管道變得更加緊張，秘密管道將成為中國對全世界施加影響力的一個主要突破口。
以下是美國之音對周安瀾專訪的內容節選。
記者：你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
周安瀾：長期以來，我一直在研究中國的統戰工作和統戰部，我對中國如何尋求影響外國政治體制非常感興趣。但我認為有些東西是缺失的，我們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的情報機構，比如中國的國家安全部(MSS)是如何在統戰工作和影響力行動中發揮作用的，這似乎的確是拼圖中缺失的一塊，是我們對中國如何在世界各地施加影響和權力的理解中所缺少的。我所看到的關於中國國安部的許多研究已經過時了，而且沒有真正涉及影響力行動的問題。所以當我看到有越來越多關於中國國安部影響力行動證據的時候，我決定應該將其寫成一本書。
記者：這本書的書名《間諜與謊言》有什麼特殊意義？
周安瀾：這反映了（中國）間諜在影響力行動上的關注，不僅僅是竊取資訊、入侵網站或者是在外國政府內部招募人員，而是對他們散步謊言，塑造他們對中國的理解，試圖改變他們在與中國有關的關鍵問題上的立場。例如，我在追蹤一名中國國安部官員和一名叫林地的國安人員，他們負責一個美國的活動人士，他們試圖賄賂他，向他提供與江澤民會面的機會來換取他在臺灣問題上採取中國的立場。他拒絕了這個提議，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場嚴峻的行動，同一批臥底情報人員通過類似的方法接觸到了很多其他人。
記者：西方情報界常用「一千粒沙子」來比喻中國刺探情報和搜集資訊的做法。但你在本書中提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導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國安部在海外的影響力行動的審視不足。請具體來談一下你的觀察。
周安瀾：我想很多人可能聽說過這個有關中國情報行動的「千粒沙」的比喻。這個比喻的核心想法是這樣的，如果中國想從海灘上偷一千粒沙子，它會派數千名中國遊客去那個海灘，每人撿一粒沙子或者說每個人都帶一點沙子回家，所有資訊最後會被收集分析並匯總到整個複雜的情報拼圖中。但這其實不是中國情報機構的運作方式，即便這一理論在幾年前還在流行，並為西方情報機構內部的許多人所熟知。它的漏洞在於，它沒有強調專業間諜機構中專業情報人員的作用，比如國家安全部，比如中國軍隊以及中國公安部的情報部門。
所有這些機構的雇員人數加起來可能在幾十萬這個數量級上，他們都是從事秘密行動的情報工作的專業人士。所以，並不是一千個人被隨機派去做事，我更感興趣的是中國的情報機構如何組織指揮和策劃他們在影響力行動中的作用。
記者：你在這本書中強調中國國安部在海外滲透、情報刺探和影響力行動的重要作用。這樣一個重要機構為什麼一直被忽視了？
周安瀾：首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俄羅斯被視為主要的優先事項，後來反恐任務也吸引了西方情報機構的大量資源。因此，中國一直都不是首要任務，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同時，許多人認為，中國的軍事情報在當時是中國情報機構中更有效和重要的一部分。他們認為，國安部的情報部門在國內主要集中在監視來華的外國遊客，抓捕外國間諜和監視訪問中國的記者。但這其實不是事實。從一開始，國安部就在很大程度上專注於外國情報工作，而且其對外情報工作從20世紀90年代起開始增長。我書中記錄的是相當複雜、相當長期、相當專業的情報和影響力行動的證據，這些行動設法改變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中國的看法，或有助於改變他們的看法。
記者：中國國安部與統戰部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周安瀾：二者之間有很多重疊，中共統戰部，特別是在海外，它的重點是在華人社區、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中建立網路和與中共合拍的人。
但統戰部的問題是，它沒有國家安全部那樣的秘密行動技能，儘管它確實也在做這種工作。我在寫這本書時發現一件事，有一段時間，美國聯邦調查局誤將一些統戰部官員稱為國安部官員，因為他們的活動在很多方面看起來非常相似。但國安部在外國政治方面的專業知識要多得多，其人員的語言技能和間諜情報技能也更高超。
我在中共統戰部和中國國安部之間的關係中看到的是，統戰部一直在與中共合拍和對中共友好的人物中建立起國際網路。而國安部將此視為招募人員、開展情報行動的機會，因此，例如，中國全國政協每年在北京召開會議，可能有30名左右的外國人士被邀請參加。我發現，國安部實際上是在暗中為這些外國訪客舉辦歡迎會，舉辦統戰論壇，重點顯然是試圖利用這一點，並進一步利用他們，利用他們來開展隱蔽和秘密的行動，利用他們來幫助收集情報，而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開展政治影響行動。
記者：西方國家執法部門在甄別中國國安臥底和他們的聯絡人方面似乎遇到很大挑戰，這導致中共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影響力行動取得了一定突破。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周安瀾：用一位前情報官員的話說，如果你關注（中國）影響力行動的運作方式，那就要注意關係的構建。那種正式付款的情況不多，換句話說，通常在反間諜雷達上可能出現的、需要並且可以阻止的活動較少。中國國安部甚至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心照不宣」來指這種默契的招募，即人們成為事實上的特工，而他們的上線甚至沒有強迫他們承認這一事實。外國對象自己也知道與他們在打交道的可能不僅是個外交官、不僅是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實際上可能與中國的情報系統有聯繫，但他們並不需要被強迫承認這一點，他們並沒有被正式地通知這一事實，因此他們仍然可以一起合作。他們仍然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可能從這種關係中得到好處，但他們可以宣稱自己並沒有參與（中國的）情報行動來推卸責任。
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僅要關注那些明知是為中國情報機構工作的人，我們還需要注意國安人員是如何操縱人們的。被中國國安操縱或愚弄並不構成犯罪，但當這最終導致政治干預時，當它影響我們對中國的理解時，當它誤導美國的政策時，它就成了一個問題，而我認為傳統上西方反間諜機構不會真正關注這個問題。他們更關注的是試圖竊取政府機密的人，試圖入侵政府伺服器和訪問敏感性資料的人。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這些中國國安部的行動如此成功的部分原因，這有點像在雷達之下飛行。他們沒有像其他類型的情報行動那樣觸發警報，但他們在影響和操縱人們方面仍然非常成功。
記者：世界各國都有情報間諜機構，也從事各種情報和間諜活動，為什麼中國的間諜活動和特別是其隱蔽的影響力行動會給民主社會構成威脅？
周安瀾：我認為，威脅主要來自這些影響力活動。中國情報行動具有隱蔽、脅迫或腐敗的一面，儘管有效，但也確實對民主社會甚至非民主社會具有腐蝕性和危害性。這些活動往往與公眾意見和人民的願望相抵觸，因為他們尋求塑造和影響精英決策。有很多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相當敵視或警惕，但精英們卻被收編了。他們可能被賄賂了，他們也可能只是被中國政府迷惑住了，做出了不符合國家利益的決策，它不是本國人民想要的，而是中國想要的。
記者：如不出意外，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即將開啟他的第三個任期。在他作為中共一把手的頭十年裡，他給中國的間諜和情報系統帶來了哪些變化？
周安瀾：習近平所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他清洗了軍隊和政府情報機構的幾個關鍵人物和高級官員，例如公安部的孫立軍，國家安全部的馬建和劉彥平。我認為這反映了中國情報機構的日益政治化，但也反映出要確保情報界對中共和習近平本人忠誠的努力。對我而言，還不清楚這些變化會對中國情報機構的活動有什麼影響。
我們可能會看到，在黨內鬥爭中他們（特工人員）更經常地被用來監視習近平的政敵，以便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削弱他們。而習近平對中國國安部更好和更強大的政治支持將加強國安部的許多海外活動，可能會使其更好地獲得掩護，也可能會讓它在情報行動中與其他機構有更好的協調能力。這究竟會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我認為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和世界各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只會使中國情報機構的工作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公開的接觸管道變得更加緊張，隱蔽的秘密管道將成為中國如何在全世界施加影響的一個關鍵特徵。
記者：你在書中說，西方學者對中國情報和間諜行動的研究非常欠缺而且困難重重。那你又是怎麼做到的？你的信息從何而來？研究中國的間諜和滲透行為有什麼意義？
周安瀾：我只想說一點，那就是這本書幾乎完全是利用開源資訊完成的，包括互聯網、書籍、我能夠從中國和其他國家獲得的各種公開記錄。這表明，儘管長期以來人們忽視了中國國家安全部和其他情報機構，而且沒有多少學者關注它，但這其實是我們可以和需要研究的領域。非政府工作人員、像我這樣在智庫工作的人，實際上可以走出來，試圖揭露和曝光這些活動、這些秘密行動，這將是提高認識和打擊它們的一個真正重要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