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樂義/軍改後解放軍領導層－從後冷戰走向新時代
文/Rfa亓樂義
中共二十大即將在10月16日在北京召開。中南海高層將出現新的變動，解放軍領導層也將隨之改組。以往有不少文章分析解放軍領導層的特點，但不夠全面，往往霧裏看花。9月13日，美國國防大學公佈一份長達72頁的研究報告，以多面向評估解放軍領導層結構性特點，讓人大開眼界，並對解放軍自軍改以來有了重新認識。
過渡的一代
這份報告由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執筆，他分析2015年軍改前至2021年期間，300多位解放軍高層軍官的履歷，評估解放軍領導層的人事結構和職業模式等特點，發現解放軍的體制保守，高層軍官在40多年軍旅生涯中耐心等待升遷，而通往成功之路的有效途徑是擔任各自所在軍種的高階職位，跨領域聯合作戰經驗並不普遍，也不是軍官晉升的必要條件。
報告指出，解放軍高層軍官在年齡、教育、性別和種族方面的同質性高，習近平沒有尋求更廣泛的人才庫來填補高級軍官的空缺。如果中國軍方領導層缺乏軍種、專業和部門以外的視角和歷練，將會降低中國處理未來衝突中的能力，特別是那些需要高度聯合和適應能力的衝突，比如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報告未提台海戰爭，但是跨海作戰所需要的聯合戰力肯定比越過陸界困難而複雜得多。
作者認爲，目前解放軍領導層是過渡的一代，他們的主要經歷是在冷戰後期形成，而新的一代在先進技術和作戰理念方面擁有更多經驗，可能對中國的能力更有信心，並傾向以更能接受風險的方式處理衝突。不過，要培養完全不同以往類型的解放軍領導層，需要對軍種傳統和組織文化進行顛覆性革新，實行上卻非常困難。
這份報告深度分析解放軍領導層，對象涵蓋5大軍種和5大戰區副戰區職以上高層軍官，2021年有155位，包括中央軍委級別6人、正戰區職25人、副戰區職124人，軍銜中將以上。2015年有182人，因軍改裁併減少27人。從2015年軍改前至2021年期間的高層軍官人數合計超過300人，構成報告的主要分析樣本。
軍改影響不大
按常理說，習近平2015年11月全面推動軍改，軍方高層結構應該出現新貌，實情卻非如此。報告指出，軍改前後對軍方領導層的平均年齡和學經歷沒有帶來影響。2021年新的領導層平均年齡61歲，反而比2015年增長1歲，而且高層領導的平均服役都是44年。說明軍方並不指望年輕一代軍官來領導中央軍委各個部門、軍種和戰區，而是讓他們論資排輩等待晉升，其中不乏超前者，比例僅有12%。習近平也許有機會進行更徹底的改革，但擔心可能遇到阻力而影響改革進程。
解放軍領導層通常每2至3年輪換一次職務，但都保持在同一職業軌道上，就是換單位，工作性質不變，沒有其他專業的提升。從2015年至2021年都是如此。
另外，與專業提升有關的是跨職能的輪換。這部分的比例非常低，2021年只有13%，竟然比2015年軍改前的19%還低，出現倒退現象。這也許和軍改轉型有關，使高層軍官需要花更長時間適應新的體制而減少跨職能的輪換。2017年底，習近平發現軍委有的機關部門還找不準自己的職責和位置，出現嚴重缺位、錯位和相互扯皮的現象，而此時軍改已推動2年，說明適應新體制的難度很高，錯綜複雜，需要較長時間磨合。
從職業軌跡上看，高層軍官在特定領域具有相對深厚的專業知識，但對其他職能技能有限，只有少數幾名作戰指揮官具備後勤或裝備經驗，或採購方面的背景，這對指揮聯合作戰非常不利。
中美四大差異
報告顯示，軍改後的解放軍並不優先考慮新晉高層軍官的聯合任務歷練。建立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是習近平推動軍改的基石，近年來解放軍擴大聯合訓練，軍官團能夠在」實戰化」的環境中磨練規劃與聯合指揮技能。然而，這一進展並沒有影響到派任制度。軍改後的職業模式表明，解放軍沒有系統地挑選更多具有規劃和領導聯合作戰經驗的軍官，擔任戰區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更高的職位。
2015年有61%的高級軍官有過聯合任務歷練，主要集中在大軍區總部或軍種總部，範圍有限。2021年這個數字降到56%，也出現倒退現象。情況應該和跨職能輪換比例降低類似，新晉高層軍官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適應新的體制。
相較於美軍，所有軍官都必須獲得聯合任職資格才能晉升爲將軍，而且大多數3星級和4星級將官都有多次聯合任務歷練。報告指出，中國軍事研究單位曾研究美軍的輪派制度，並提出類似方案，但沒有一種方案獲得採用。
報告指出，美國4星級將官的組成、人事結構和職業模式與中國同級將官存在明顯差異。報告以2021年美軍四十位現役四星級上將和三十一位解放軍三星級上將（最高軍銜）來做比較，發現有4點不同：
一、軍種方面。地面部隊最具代表，但解放軍陸軍在軍中擁有更大影響力，最高職位比例爲48%，美軍的比例爲35%。
二、人事結構。中國上將的平均年齡比美國年長4歲（64：60歲），工作歷練多出6年（46比40年）。而美軍高層更加多元化，有2名女性（5%）和3名非裔美國人（8%）。相比之下，解放軍領導層的同質性非常高，全是男性，而且99%是漢族。
三、輪換方面。過去十年美國四星級上將通常有7次任務輪換（平均每18個月輪換1次職位），中國有5次。在同一時間段，每一位美軍高層都進行地域性輪換，解放軍輪換比例爲84%。此外，美軍有23名高層（58%）曾在海外服役，多數在美國盟友或伊拉克或阿富汗，解放軍高層則沒有海外經驗。
四、聯合任務。所有美軍高層都有跨領域聯合服役歷練，通常有多次，而解放軍高層有此歷練的比例佔77%，並不全面。
軍種本位主義抬頭
總體而言，美國四星級上將比解放軍同級將官更年輕，更多元化，並且擁有更多跨領域專業歷練。相比之下，中國的制度更重視資歷和在特定任務中的深度經驗。
另外，還有一個差異涉及職業類型。美軍高層幾乎都是以作戰指揮官的歷練獲得晉升，而解放軍高層幾乎一半是專業的政治委員（政委）。可以說，以上多種差異是中美兩軍高層在整體結構上的一個縮影。
按軍改設想，提高部隊戰鬥力是唯一根本的標準，而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重心在五大戰區。但是軍改實施後，陸續成立陸軍領導機構（陸軍司令部或總部）、戰略支援部隊和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等多個軍種，使得軍改後解放軍領導層派任到軍種總部的比例，從2015年的16%增加到2021年的32%，翻了一番，其結果是這些高層將成爲軍種利益代言人，使得軍種之間的競爭有可能加劇。
軍改前，解放軍領導層有54%在大軍區任職。軍改後，7大軍區改爲5大戰區，2021年軍方高層在戰區任職比例從54%降爲41%，總數仍比軍種多，但是軍種地位開始提升，使得軍方高層以軍種爲導向的晉升途徑更爲明顯，軍種本位主義有可能因此而抬頭，而戰區軍種指揮機構在融入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過程中也可能擁有一定發言權。
誤解將軍的搖籃
報告還指出，外界通常有一種誤解，認爲解放軍領導層多數來自軍改前的南京軍區和軍改後的東部戰區，因爲習近平從1985年擔任廈門市副市長到2007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都在該轄區之內，因此該地區被視爲」將軍的搖籃」。經分析顯示，實情並非如此。不論軍改前後，出自該地區軍方領導層的比例接近2成，低於軍改前的蘭州軍區和軍改後的西部戰區，而後者比例在22%至26%。
還有一種誤解是，東部戰區駐福建的第73集團軍（軍改前是第31集團軍）被視爲對台一線部隊，晉升比例最高，也最受習近平重視。但2015年和2021年的分析數據都不支持這種說法，因爲軍方高層出自該集團軍的比例約4%，有個別將領受到青睞，而非常態。換言之，習近平選拔高層將領，並沒有偏向於具有特定地域背景的軍官，而他也不偏愛那些地理上與他重合的人。
報告特別舉出現任國防大學政委鄭和，是解放軍少有具備多項聯合職能專業的將領。他長期在南京軍區服役，出自第31集團軍，曾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成都軍區副司令員。軍改後轉任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國防大學校長，去年8月改任國防大學政委。從軍區作戰到全軍訓練，再到軍事科學研究機關和最高軍事學府，跨領域的歷練齊備。
但他仍無緣擔任戰區或軍種一把手或軍委更重要職位，乃制度使然。說明解放軍領導層從後冷戰走向新時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