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是中國下一任總理，很重要嗎？
文/德國之聲中文網
儘管距離中共二十大召開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習近平再次連任中共總書記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毫無疑問。與此相反的是，總理李克強明年卸任後的繼任者人選卻依然迷霧重重。
從1979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四十餘年，還沒有哪一屆中共的黨大會在即將進行權力更替時像今年這樣確定、卻又令人擔憂。如此情形倒是有點像1967年好萊塢電影《猜猜誰來吃晚餐》的經典劇目，種族主義雖然製造著緊張和懸念，但是擋不住兩個不同年輕人的愛情。
當然，這種張力和結局只是1967到69年美國民權運動高漲的一個隱喻，有關一個主流自由派白人家庭如何在緊張的衝突中接納一個黑人家庭的喜劇。中國當下的政治局勢當然沒有真正的喜劇氣氛，但卻充滿了中國人民所熟悉的黑格爾的諷刺意味：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二十大：一場鬧劇
在洪憲稱帝106年之後，對在袁世凱的「二十一條」遺產刺激下發生的中國革命和革命者來說，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自然更接近一場鬧劇：孫中山和他的民族主義同志們締造的共和國被顛覆了一次，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同志建立的第二共和即將被再次顛覆。畢竟，理論上，最高領導人的無限期任職關乎國本，也是君主制與共和制的唯一重大區別。
不過，另一個區別還在於，與袁世凱試圖復辟的帝制不同，中共正在從制度上完成從冷戰後的威權主義政權向一個有著龐大經濟體量、龐大政黨官僚體系和發達現代科技支撐的極權主義政權的最後蛻變。尤其在經歷了長達十年的軟性政變、黨國改造和社會清洗之後，二十大的黨代表們繼續選舉他們的領袖連任早已經不是懸念，真正的懸念在於那些儒家官僚們將推舉誰為總理。這一選擇將決定中國兩千年來的儒家官僚們的道德生命，也將影響全球政治的穩定，而且兩者息息相關。
習近平：從紅二代到權力巔峰革命世家習近平（左）1953年生於北京，父親習仲勳（右）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本圖攝於1958年。
習近平 vs 儒家官僚
因為，在過去十年的清洗和重整之後，中共不僅已經悄悄轉型成一個民族主義政黨，而且顛覆了1979年以來建立並實行的集體領導制度，一個新的史達林模式的領袖體制即將在二十大上宣告成型；然而，儘管對領袖本人來說黨內外幾乎不存在有組織的能夠挑戰的政黨、派系或者社會力量，他的連任路上已經消滅了所有憲法和現實的障礙，但是，他仍然需要面對鄧時代、乃至毛時代或者說過去兩千年中國政治傳統裡最為穩固的遺產——儒家的官僚群體。他們仍然影響著中共高層的權力分配，特別是反映「君相關係」的總理人選、以及與形式上的集體領導有關的其他重要職位的人選，如人大委員長等等。
換言之，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這個龐大群體，雖然說無法改變習近平的連任、也無法扭轉習近平「打什麼旗幟」的根本路線設定，雖然說這個儒家群體在過去兩千年裡經歷了無數次腐敗和危機，但是他們在推翻滿清帝制的民族革命中最重要的共和口號「天下為公」卻來自明末清初儒家文人對帝制的批判，例如黃宗羲和王夫之等人力倡的「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和「不以天下私一人」等等。這在重新以所謂天下主義代替普世理想的今日中國，仍然振聾發聵，具有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力量，代表著中共黨內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繼承者們、儒家官僚幹部們所能堅持的歷史理性。
據此，習近平再有個人集權的野心，也不得不設法與李克強等人、和改革開放路線共存、共治，不僅不得不保留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和若干老人席位，而且難以專斷總理職位。畢竟，在經歷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後，黨內改革路線的遺老遺少們雖然沒有能力把二十大變成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翻版，也至少能夠以經濟、民生、就業、穩定以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等議題對習的集權形成強大牽制。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可能繼續控制總理人選，也可能在「人民領袖」的封號之外，抵制「黨主席」的設立——那對保留形式上的集體領導也就是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若干職位、然後保持鄧小平路線的存在。
李克強與李鴻章
而且，這種重要性對國際社會來說同樣如此。當李克強和他的國務院官員在過去一年不斷勸說外資、外企和民企保持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不斷出台安撫性政策，包括各種避免中美脫鉤的技術性安排，國際社會看到的是一個李鴻章似的總理大臣依靠每日口服大量德國補藥頑強地支撐著病體、繼續辦著洋務，減緩中國與世界的脫鉤乃至對抗進程。
雖然囿於中國法律和黨內慣例的限制，李克強的總理一職無法連任，所能做的只是提名自己的接班人並且達成黨內的交換。這樣的交換也許是以李克強的徹底退休為代價，而非坊間傳言的轉任人大委員長——中共的三號人物。否則，他的轉任很可能將把總理人選讓位於更效忠領袖、更缺乏改革色彩的胡春華。那或許也是一種不壞的平衡。
八月中北戴河會議結束後習、李二人分赴遼寧、深圳，似乎就表明了兩人對未來總理人選的不同意向。習對遼寧的視察、對振興東北的呼籲，似乎更適合過去十年作為主管扶貧工作的副總理胡春華接手強調平衡發展的習氏路線，區別於李克強視察深圳、拜祭鄧小平所暗示的改開路線傳人。而對國際社會來說，前一種安排意味著未來五年的中國經濟將更趨意識形態化，從而加速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脫鉤，引發新一輪全球供應鏈和地緣政治的動蕩，是需要極力避免的。
在這個意義上，當國內的壓力聲音消失之後，中南海或許聽不到來自上海、徐州、四川的苦難消息，那些被「戰狼們」過濾的國際意見卻前所未有的刺耳。從今年年中以來的七國集團決議到聯合國人權高專發布的新疆人權報告，再到今年底的世界民主峰會，如果中國政壇中不再有李鴻章風格的洋務派，那就意味著一個難以管理的世界與中國關係，中國政府可能陷入沉默或者對抗的危機之中。
本文作者凱波為中國政治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