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取消中美間三項軍事交流機制，該如何管控危機風險？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若愚
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裴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執意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國外交部8月5日宣佈了「三項取消、五項暫停」共八項反制措施，其中取消的內容均聚焦軍事層面，分別為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
筆者認為，「取消」顯然比「暫停」更為有力、堅決。中美兩軍之間機制性的對話陷入停頓，無疑會對中美兩軍關係乃至中美關係帶來深刻影響，增加了一線處置時「擦槍走火」的風險。但基於中美兩軍交往的歷史邏輯和現實因素，強化危機風險管控、防止最壞情況發生，極有可能是兩軍軍事關係發展的必然選擇。
以鬥爭求合作是中美軍事關係的主軸
自1979年中美建交開始，中美兩軍軍事交往已經走過43年跌宕起伏的歷程，大致經歷了四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89年，這是兩國兩軍關係的「蜜月期」，美國向中方出售了包括防空雷達、黑鷹直升機等在內的先進裝備；
第二階段是1989年至2001年，兩軍關係受到諸多挑戰，美國對華防範多於合作，遏制多於交往；
第三階段是2001年「9.11事件」至2012年，在反恐、防擴散、維護地區穩定等方面，中美共同利益增多，兩軍關係逐步改善並呈現出穩定發展勢頭；
第四階段是2012年至今，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框架之下，雙方努力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軍事關係，在開展一系列競爭與較量的基礎上，努力保持著軍事關係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對此，2019年推出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如此評價中美兩軍軍事關係：中國按照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積極穩妥處理同美國的軍事關係，努力使兩軍關係成為兩國關係的穩定器，為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作出貢獻。在中美關係中，兩軍關係保持了總體穩定。
從根本上說，決定中美軍事關係的是兩國的國家利益。當中美兩國追求共同利益的需要大於分歧時，雙方的合作與交流即會趨向緊密；而當兩國利益的衝突大於共同利益時，兩軍的對抗也將高漲。對於發展中美兩軍關係，中方始終把握一條原則，那就是中方的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這其中，最為重要、極為敏感的就是台灣問題。
在中美兩軍關係歷史上，曾先後數次因台灣問題的影響而受到衝擊、陷入低谷。
其一是1995至1996年，由於美方允許時任台當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引發台海局勢緊張，中國先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導彈實彈發射演習。
其二是2008年10月，美國不顧中國多次嚴正交涉，作出向台灣地區出售潛射魚叉導彈、愛國者導彈、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等6項先進武器系統，總價值高達64.63億美元的決定，引發中方強烈反對。
其三是2010年1月，美國向台灣地區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3反導系統、掃雷艇等總額約64億美元的武器。對此，中國外交部宣佈，中方決定推遲中美兩軍部分交往專案，推遲雙方擬於近期舉行的中美副部長級戰略安全、軍控與防擴散等磋商。
此次裴洛西竄訪台灣，使得中美兩軍關係再一次陷入低谷。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大國，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誰也打不倒誰，誰也改變不了誰。
對於美國來說，持續打台灣牌以牽制中國復興崛起進程更為符合其利益，立即投入對華的全方位軍事衝突乃至大規模戰爭未必是其戰略選項。因此，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軍事反制越有力、手段展示越多樣，就越能亮明「底牌」與「底線」，越有利於避免美方的「戰略誤判」，充分認識到「在台灣問題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美方不應抱有任何幻想」。通過堅決有力的鬥爭，可以推動兩國兩軍關係慢慢重回正軌。
取消三項軍事交流機制影響重大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美兩軍建立起了覆蓋不同層級、涵蓋不同領域的軍事交流機制，通過實質性對話與溝通表達各自利益關切，以減少誤解、誤讀、誤判，增進瞭解，擴大共同利益，避免一線軍事接觸擴大為軍事摩擦乃至軍事衝突。
這次取消的三項機制，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第一，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
1998年1月19日，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華時，簽署了中美國防部《關於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這是中美兩軍之間簽署的第一個有關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的協定，有助於改進和加強兩軍的瞭解、溝通和聯繫，標誌著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取得了新的實質性的進展，是中美雙方為維護和平與穩定所做的積極努力的具體體現。
這個磋商機制內容包括年度會晤、專門會議和工作組會議，總體運行比較順利，但因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而中斷過兩次，2020年「因為美軍方不專業、不友好和不具建設性的做法」，導致年度會晤未能如期召開。
2021年12月15日至17日，據美軍發佈的消息，美國印太總部、太平洋艦隊及太平洋空軍代表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代表以視頻方式舉行了美中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工作組和海軍將領年度會議。中國國防部稱，雙方就當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勢進行了交流，對《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執行情況進行了評估，討論了改進中美海上軍事安全問題的措施，並就2022年機制會議有關事宜初步交換了意見。
時隔一年磋商機制得以恢復，表明雙方都有溝通接觸的意願，也反映兩軍保持交往的積極勢頭。
但也有軍事專家分析認為，該磋商機制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中方既關心軍事行動和操作風險，也關注主權及國家安全等戰略問題；而美方只希望談行動安全問題，雙方在議程設置方面爭議擴大。同時，磋商機制局限於交流看法、表達關切，在約束部隊行動、解決實際問題上發揮作用不大。
第二，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機制。
該機制建立於2005年，主要是落實兩國元首和防務部門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並在工作層面就雙方的交流對話進行議程溝通及協調，是雙方就兩軍關係政策問題交換意見的重要平台。
自建立以來，這一機制保持了穩定運行，每年舉辦一次。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時期，由於美方不斷對華挑釁遏壓，致使中美兩軍關係面臨著不少困難和挑戰，但兩軍之間始終保持著這樣的溝通。
最近一次舉辦會晤，是2021年9月28日至29日，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領導與美國防部助理部長幫辦以視頻方式共同主持第十六次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後中美兩軍的首次機制性對話。雙方就加強兩軍危機管控、建立信任與合作等深入交換看法，中方重申了在有關問題上的重大關切，表達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原則立場。
第三，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
這是該通話機制首次公開披露。有軍事專家分析認為，中國軍隊改革後確立了「戰區主戰」的原則，東、南、西、北、中五大戰區在指揮作戰、處置一線軍事問題中擔負著重要職責。與之相對，美國以全世界為作戰版圖，劃分歐洲戰區、北部戰區、南部戰區、非洲戰區、中部戰區、太平洋戰區六大戰區。中美兩軍戰區領導的直接溝通交流，對於一線指揮員更好掌控形勢、消除分歧、作出正確決斷非常重要，是處置兩軍現地問題、避免直接爆發衝突的「刹車片」。
這三項機制是中美兩軍機制性溝通交流的主要管道，隨著它們的取消，有專家評價為「中美兩軍工作層面的溝通將陷於停滯狀態」，「機制性溝通交流管道幾乎全部中斷，增加了雙方誤解誤判和突發事件的可能性」。
或許是美軍也看出了其中的利害關係，據美媒報導，美軍高層8月初多次給中方打電話，都被中方拒絕，沒有得到回應。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柯比認為當前台海局勢緊張，因此中美軍方需要保持溝通順暢，以減少誤判風險。柯比表示，美方相信能繼續與中方在非常高的層級保持軍事交流，如果有需要的話，美軍高層仍有機會聯繫中方，即使在戰術層面也是如此。
中美兩軍溝通之門並未徹底關閉
筆者分析認為，這次取消三項機制，並非徹底關閉中美兩軍的溝通之門，此前也有相關機制因中美關係形勢停止再恢復的先例，未來一旦中美關係好轉，三項機制也有經歷漫長談判而得以恢復的可能性。同時，在特殊緊急情況下，中美依然能夠借助其他管道進行溝通，未必會像一些觀點認為的兩軍關係處於「黑箱狀態」、「黑暗森林態勢」。
比如，國防部直通電話。
這是兩國國防部長交流熱點敏感問題的重要管道，於2007年11月建立。
2022年4月，中美國防部長進行了最新一輪次的通話，雙方就兩國兩軍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是一次坦誠、深入、建設性的戰略溝通。通話中，雙方一致同意，中美兩軍要保持溝通管道暢通、管控風險、推進危機溝通機制建設。
2022年6月，中美國防部長在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舉行會晤，五角大樓希望對華開設更多熱線，美方正尋求在美防長、美軍參聯會主席、美軍印太總部司令與中方官員之間建立更好的溝通管道。
目前，在中美競爭對抗加劇的情況下，國防部直通電話將成為所剩不多的溝通管道，在緊急情況下可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再比如，聯合參謀部對話。
中美於2017年8月在北京簽署《中美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框架檔》，構建起雙方參謀機關的高層次對話。2018年1月11日，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舉行了視訊會議，討論了雙邊合作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特朗普政府面臨換屆、政局可能陷入動盪、不排除突然發動戰爭的情況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萊，曾於2020年10月、2021年1月兩度致電李作成，向對方保證兩國不會突然開戰，如果開戰則會提前發出預警。
這個所謂的「密電」曝光後，在美國引發軒然大波。米萊為其行為辯護稱，這兩次通話是「例行公事」，是為了「在這種情況下安撫盟友和對手，確保戰略穩定」。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對話機制在管控危機中的作用。
今年7月7日，李作成應約與米萊通話，雙方就國際和地區形勢、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及台灣、海空軍事安全等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就保持兩軍關係穩定發展、避免引發衝突對抗達成重要共識。新聞報導稱，這是一次坦誠、深入、建設性的戰略溝通。
此外，2014年兩國國防部簽署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兩個諒解備忘錄，2015年雙方就新增「軍事危機通報」「空中相遇」附件達成共識，2017年兩國建立外交安全對話機制，積極加強戰略溝通、管控風險分歧。雙方在防務部門、陸軍、海軍、空軍等層面開展機制性交流，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反海盜、院校交流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這些溝通管道，都為控制風險提供了安全閥門。
有軍事專家認為，中美兩軍長期在一線接觸、相互有一定程度瞭解，這是管控風險的現實條件。由於美艦機常年對中國的抵近偵察，中美兩軍「擦槍走火」事件概率一直存在，而容易發生事件的地點主要是在南海，而不是在台海。在南海地區，經過長年的偵察和反偵察，中美兩軍一線官兵對對方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彼此可以做到「心中有數」。而在台海，中國有地利之便，且解放軍能力不斷提高，所以主動權在中國手中。
結語
總之，解鈴還須系鈴人。這一輪中美關係的緊張因裴洛西竄訪台灣而起，也需要美國美軍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作出承諾、澄清立場、消除影響，讓中美軍事關係逐漸回溫。
而此次中國軍隊在「鎖台」軍演中展示出的能力，也標誌著兩岸關係、中美關係進入新的階段，美方必須基於現實能力，重新評估和確立中美軍事關係的基點，尋找擴大合作、正視分歧、管控衝突的最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