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發表三月乏人問津 專家警告不可輕忽
文/美國之音方冰
今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全球安全倡議》。三個月過去，這個重新包裝北京外交事務原則的宣示並未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反響。評論認為，可能是講話缺乏具體政策內容，是個籠統、模糊的初步檔。然而研究習近平「安全觀」的美國學者指出，該倡議有可能成為中共黨國從根本上修改國際秩序的重大計畫。
今年4月在博鰲論壇上，習近平再次為全球「指明方向」，這一次不是在中國擅長的經貿發展領域，而是中共在歷史上相對比較謹慎的國與國之間的全球安全領域。《全球安全倡議》，即所謂的「六個堅持」，發表的時間正值俄烏戰爭爆發兩個月之後、以及美中關係陷於前所未有的緊張之際。
「安全不可分割原則」來自俄羅斯？
儘管沒有引起太多反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認為，其中有一個「堅持」是新的，引起了他的注意，即」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它來自俄羅斯的原則，」傅泰林說。「我真的找不到很多以前北京外交部提到過‘安全不可分割’的檔。」 他補充。
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中的第四個堅持是：「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任何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都應得到保護，任何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也應受到尊重。在近期的烏克蘭危機中，美主導北約忽視安全不可分割原則，一味追求東擴，違背泛歐安全安排，反而釀成當下歐洲的安全危機。軍事聯盟和集團對抗只會危及世界和平，只有重視彼此合理安全關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才能實現普遍安全、共同安全，才是應對全球安全挑戰的長久之道。」
儘管這個「堅持」，顯然跟他的其它「堅持」矛盾，如「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但卻跟俄烏戰爭爆發前，習近平與俄國總統普京簽署的「無上限」中俄合作戰略相一致。
最終是分裂而非取代當前世界秩序
「它透露的就是要搞勢力範圍的均衡，並不是尋求全球安全。」原美國律師協會法治專案中國主任虞平說。「或者是全球安全系於各國實力，軍事也好，政治也好，這樣一個現實劃分和平衡，這樣一來，《聯合國憲章》就被架空了。」虞平說。「那就不是一個全球安全問題，那就是它定了一個新規則，就是勢力劃分。」虞平補充說。
「《全球安全倡議》更有可能成為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主要由非自由國家和中國的客戶組成的圈子的意識形態基礎的一部分。」 麥克·蘇曼（Michael Schuman）在《大西洋》雜誌撰文指出。「美國和許多其他民主社會似乎極不可能支援北京的原則，從而分裂而不是取代當前的世界秩序。」
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一出，中國外交部和智庫紛紛撰文，稱此為「當今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大變局中，習近平為人類挑戰提出的「中國智慧、中國路徑、中國方案」。
「該倡議也可以稱為獨裁者宣言。」蘇曼說。「它的原則和實踐將帶來一個比當前以民主理想為基礎的秩序更適合專制政權的全球體系。」
「《全球安全倡議》是否認美國作為全球安全參與者的合法性的不斷努力的一部分。」傅泰林說。「無論是習近平的講話，還是後來外交部長王毅的論述，主要都是針對美國，針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
記者出身的瑞士金融家米衛淩（Willem Middelkoop）7月16日在推特上寫道，「有著150萬粉絲的中國官方外交部發言人，本周發起反美推特風暴。幾十年不對抗戰略發生巨大變化。手套脫了，和平紅利消失了。」
他展示的幾則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推特之一是用英文寫的「什麼叫‘國際社會’？」，兩幅世界地圖顯示，趙稱之為西方的國際社會的地圖中不包括中國、俄羅斯、非洲和南美洲。
拜登政府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將捍衛二戰以來 「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作為美國的亞洲政策核心，以應對北京的威脅。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5月26日在有關中國政策的重要演講中說：「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企圖，又有不斷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做到這一點的國家。北京的設想將是令我們背離過去75年來維持全球如此多進步的普世價值觀。」
「對於一些世界領導人——尤其是獨裁領導人——《全球安全倡議》可能很有吸引力。」 蘇曼說。「許多人更願意擺脫美國的人權和民主標準，以及華盛頓的說教和堅持這些標準的壓力。在中國版的世界秩序中，國家領導人可以在本國境內或多或少地為所欲為。因此，《全球安全倡議》有可能成為另一種由中國主導的體系的意識形態支柱，該體系將反對美國的非自由國家聚集在一起。」
中共修改國際秩序的大計
像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這樣口號式檔發表後國際社會應者寥寥本屬正常。不過專門研究習近平「安全觀」的美國學者指出，該倡議有可能成為中共党國從根本上修改國際秩序的重大計畫。
「我們看到的是《全球安全倡議》與《總體國家安全觀》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繫。《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在2014年4月提出的，最初推出時也非常模糊。」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林登·詹森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希娜·賈斯特納特·格雷騰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說。
但最終它對中國國內政策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它確實產生了對中國國內安全機構的全面改革，20多項不同國內安全法的重組，包括了人民武裝員警的作用、紀律檢察機構、反腐運動都與《總體國家安全觀》相連，還有意識形態教育討論中的變化，在新疆的意識形態安全政策，它有點像被包裝成《總體國家安全觀》試點案例。」格雷騰斯說。
「到了2017 年，習近平告訴公安部，在國家安全工作中必須具有全球視野，因此，公安部大幅度擴大了他們在國際上的活動。」格雷騰斯表示。
格雷騰斯稱習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議》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外在表現和投射。「《總體國家安全觀》從根本上說是關於中共安全的政治安全觀。」格雷騰斯日前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一場討論會上說。「政治安全又被定義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共領導，特別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的安全。」
「很明顯，這確實是一個党國和一個政權的安全觀，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想法現在正在國際上進行測試，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記住，它正在向海外擴展。」格雷騰斯警告。
對此，曾研究《總體國家安全觀》並撰文討論的獨立法律學者虞平表示了不同看法，「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在（中國的）主權範圍內、共產黨的體制下、從上到下貫徹的，它綜合了過去的所有做法，然後把它推到一個極致。」
但研究聯合國人權事務的虞平同時表示，北京確實在不斷測試國際社會，「它要試，一點點試，過去它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是這麼試出來的，試圖改變人權的概念。」
不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傅泰林認為，習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議》翻成英文後，「倡議」這個原本在中文裡僅為「建議」、「提案」的東西，變成了Initiative——「計畫」，「所以我認為這裡用詞給了中國很大靈活性。」
傅泰林認為《全球安全倡議》究竟為何現在還「言之過早」。他希望發現的是「這在即將召開的（二十大）黨代會上的工作報告中是如何描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