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高官再次勾勒印太戰略，美國聯手歐亞遠離「中國夢」
文/美國之音雨舟
如何應對一個日漸強勢的中國，以及如何在印太地區維護開放的國際秩序，不僅在跨太平洋議程中佔據著重要位置，也成為全球矚目的話題。
星期一(5月9日)，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與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管理學院的「安全、外交及戰略中心」(CSDS)聯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與坎貝爾的印太跨大西洋對話」(Transatlantic Dialogue on the IndoPacific with Kurt Campbell)。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在主題演說中表示，越來越多亞洲國家正在靠近美國；同時，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並不意味著美國要離開歐洲。
有分析稱，「對話」凸顯中國不可避免地被世界解讀為威脅並引發防範；美國與歐洲和印太地區中國之外的國家之間關係更加緊密；這些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包圍」格局正在形成。
美國-歐洲-印太三點一線，中俄另類
坎貝爾在18分鐘的主題演說中指出，在面對烏克蘭戰爭的當務之急時，世界沒有忽視中國與俄羅斯在奧運期間簽署的「重要檔」；美國與盟友及夥伴們所關注的更長遠的國際安全問題，也沒有退居幕後。
他一再強調美國與歐洲、美國與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及東協等盟友之間的合作關係。 他說，「美國與歐洲正在就印太議題，進行前所未有的高層對話……歐洲與印太，這兩個板塊不僅不是各自為陣，反而由一些共同的特點聯合在一起」。
對話的主辦方之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何慕禮(John Hamre)指出，中國認定與俄羅斯之間的夥伴關係「無上限」，這不會讓中國或者世界「更加美好」；目前，中國是「箭在弦上」，俄羅斯則是「開弓沒有回頭箭」。
這次活動的另一個主辦方，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管理學院的「安全、外交及戰略中心」主任，路易士·西蒙(Luis Simon)在會上指出，由於北京與莫斯科的密切關係，歐洲領導人更願意就印太行動與美國攜手，「烏克蘭危機使得中國在歐洲的形象遭受重創」。
「出乎意料：俄烏之戰致印太更近美國」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稱，一般都以為，烏克蘭危機及其產生的後果會吸走所有的注意力，使得歐洲和印太不再成為重點，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形勢發展截然相反」。
他說，在印太地區，俄烏之戰爆發後，美國與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以及東協，進行了多層次的接觸，圍繞烏克蘭和歐盟議題舉行各種對話，「這讓我驚訝。我們分析對比，瞭解烏克蘭的情況。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能在烏克蘭問題上與我們接觸；他們要聽聽看法，要關注這場衝突的走勢。」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路易士·西蒙表示，烏克蘭與歐洲安全，還有美國的亞洲再平衡，都促使了「北約」的復興，「都在強調從美國到歐洲安全這個中心，都不會改變美國向印太轉移戰略重心這個長期計畫」。
坎貝爾指出，美國的亞洲夥伴們靠近美國的努力，「並非由美國協調或者主導，而是當地自發的……包括主動支持制裁政策，向歐洲支援天然氣，力挺對俄羅斯Swift電匯系統的制裁，提供軍事援助，接納難民，等等。」
「印太戰略絕非離開歐洲」
坎貝爾稱，他10年前服務於歐巴馬政府期間，曾就印太議題「與歐洲國家和整個歐洲進行過大量的對話」。但是，10年後的今天，進行這類對話的環境和本質，「都截然不同了」。
坎貝爾坦誠，他在歐巴馬政府時期進行過美國的亞洲再平衡努力，「當時面對的一個主要挑戰，或者說我們所犯的錯誤，是讓人覺得我們在從歐洲轉移開。」
他說，「我們深深地感到，我們在實施印太戰略、靠近印太的同時，也在靠近歐洲，特別是目前面對烏克蘭局勢下更是如此。我必須要說，我們這次對話發生在一個難以置信的重要時刻。我們每個人都承擔著一份發揮作用的責任，我個人的最大責任，是確保戰略框架讓亞洲、歐洲和美國的領袖們更加團結。」
《南華早報》說，華盛頓曾在數十年中一直把印度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廣闊地區稱為「亞太」，不過，隨著美國外交政策應對增長的中國影響力，這個「戰略詞彙」變成了「印太」。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經刊文稱，10年前，「對於美國而言，亞太的提法仍然是標準語言，不過，印太也已經被完全引入了美國的詞庫」。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以及當時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開始在演說中‘部署’印太這個詞彙」；後來的國務卿克里將新開放的緬甸計入「印太經濟走廊」；時任副總統拜登強調美國太平洋再平衡中的印度洋地區；甚至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撒母耳·洛克利爾上將(Admiral Samuel Locklear)，也使用了富有創意的「印亞太」(Indo-Asia-Pacific)來取代「亞太」的提法。
坎貝爾指出，如今，「圍繞戰略角度」進行的更加廣泛的對話，「已經超出了我的想像」；從印太入手進行的穩定對話，「更加朝向與盟友和夥伴的合作」；「我們看到的是，就印太議題與歐洲的對話和接觸，多得令人難以置信」。
俄中「無上限」：警告的衝擊波
坎貝爾指出，俄中在奧運期間簽署的「主要檔」讓所有亞洲國家「受到重擊」。
他說，「亞洲國家對此感到擔憂，而且也決心將此作為警告，絕對不能讓類似歐洲發生的那類軍事行動發生在印太地區。他們的願望是，力求讓烏克蘭成為諸多方面的前車之鑒。這也體現出印太地區總體的戰略思維。」
坎貝爾特別提出，美國與歐洲需要在新的戰略前提下更多接觸印度；印度在許多方面是一個搖擺的國度，而爭取與它長期合作，把印度的戰略軌道改變到更加靠近西方，「符合我們大家的最佳利益」。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何慕禮稱，目前是西方的「關鍵時刻」，強化有70年歷史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至關重要，「我們的制度保證我們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民眾，來自政府如何代表民意；中國的制度是用外力製造政府的合法性，並強加在公民頭上……獨裁政府致力於對抗社會和對抗個人；民主政府用一套制度來平衡社會與個人，保護個人自由。我們需要堅守價值觀。」
坎貝爾認為，美國與歐洲還需要在對話中形成微妙的共識，即「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對於我們而言具有深遠的意義……現在有一種謹慎的認識，就是需要使用什麼手段來維護台海的現狀，這在將來也是關鍵的問題」。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亞洲與日本研究項目高級副總裁，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10年前，習近平提出建立美中兩個大國的新型關係，「那是太平洋兩岸的兩極關係……我建議，美國與歐洲考慮亞洲的未來，而不是中國的未來……包括美國、歐洲以及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在內的國家應該思考，如何將印太地區納入國際秩序中；亞洲是一個多極的地區，它不僅僅有中國，還有日本，印度，韓國等。」
坎貝爾稱，想出一個亞洲計畫，同時考慮如何使所有對話和討論行之有效，將是「我們的下一個步驟」。
美國與歐盟2021年啟動了關於中國的對話以及印太高級別磋商；北約越來越關注中國崛起的戰略影響，以及加強與印太地區主要夥伴關係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