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焦點評論

中美合作大於對抗,幾乎不可能爆發戰爭

董雲裳(美國前助理國務卿、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

孫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

米爾斯海默(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

文/觀察者網

【導讀】 中美爆發戰爭可能性有多大?米爾斯海默堅持認為,中美爆發武裝衝突存在限制因素,然而這些障礙並非不可逾越。董雲裳、孫哲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尼克森訪華50周年之際,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出關於中美關係,特別是探討「接觸」戰略的文章——《中國是美國親自締造的對手?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 此前觀察者網刊發了第一部分《早早遏制中國,到底可能嗎?》,第二部分《中國是對美國的重大威脅嗎?》,本文為第三部分。

【文/董雲裳、孫哲、米爾斯海默 譯/常宜】

董雲裳:中美爆發戰爭可能性很低

我不能同意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即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戰略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在冷戰期間,這一政策成功地促使中國停止支持東亞的共產主義革命,並幫助美國對抗了蘇聯。冷戰結束後,這一政策還參與促進了中國的大規模經濟增長,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世界銀行定義的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2%,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是人類的一項重大成就。

然而,無論什麼樣的失誤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這些失誤都將是戰略錯誤。米爾斯海預設為,結構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這種衝突。但他對局勢的現實主義觀點實際上無視了現代國際現實。

為了維持和平,美國採取了許多強力的限制措施。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建立這些壁壘,這往往是米爾斯海默批評的接觸戰略的一部分。在過去70年裡,這些堡壘幫助維護了和平,促進了繁榮,這些堡壘仍然足夠強大,足以防止中美衝突。儘管還是有可能發生與軍事邊緣政策有關的事故或事件,但它們幾乎肯定不可能導致更廣泛的戰爭。廣泛戰爭的爆發需要一種基本不可能的條件:即每一種約束都同時失效。

首先,雙邊外交必須破裂。接觸是隔離的反面,隔離就是1949年至1972年間中美外交關係中斷。接觸的目的是防止誤解,提供保證,防止衝突。誠然,過去五年來,中美之間的外交和溝通一直乏力。在當前推特和其他網站上不和諧的外交姿態中,很難辨別何為外交權威性政策,這為混亂和過度反應創造了一個成熟的環境。但這些缺陷不是結構性的;它們是可以補救的。如果兩國高層堅持溝通,並努力減少公開的外交強硬姿態(他們應該這樣做),那麼,發動戰爭就會有更多的外交阻礙。

其次,要想發動戰爭,相關國際體系也必須失效。中國和美國與一個由國家和機構組成的全球網路相連,這些國家和機構在某些情況下還有利害關係,即在防止這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方面存在利害關係。幾乎全球所有的政府和機構都會受到兩國戰爭的嚴重破壞,因此它們都會通過外交壓力、調解或抵抗行動來阻止迫在眉睫的衝突發生,比如禁止越界飛行和建設軍事基地的權利。批評者可能會很快提出,其他組織在阻止重大權力衝突方面缺乏影響力。但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戰爭會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和美國以外的國家將最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第三,全球化也帶來了限制。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幫助中國富裕起來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因為中國由此產生的實力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它指向美國。但同樣合理的是,全球經濟,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經濟密不可分的一體化性質,使得任何戰爭都無法取勝,從而對衝突起到威懾作用。誠然,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經濟上的依賴性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但在中國和美國的情況下,戰爭一定會造成雙方的經濟破壞。

2020年1月馬斯克在上海慶祝特斯拉新車投產(來源:路透社)

第四個制約因素是公眾輿論,至少在美國方面如此。美國政界人士可能對戰爭有各種動機,但他們不能忽視選民的情緒。經過20年的反恐鬥爭,美國公眾對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海外衝突十分警惕。如果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顯示出它準備好了與中國開戰,那麼也可以預見,從伊拉克戰爭中吸取了教訓的媒體也將履行監督職能,質疑官方的說法,並由此引發公眾關注。

所有這些障礙都應該起到防止衝突的作用。但如果最終這些障礙不知何故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那麼顯而易見還有一個有效的最終保護:軍事威懾。臺灣是最有可能引發中美戰爭的問題。但雙方武器的數量和品質都會給所有人帶來災難性損失,這將為戰爭提供足夠的威懾力。由於臺灣衝突的破壞性有可能迅速失控,因此不能排除雙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儘管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這是個好消息:正如核時代40多年來阻止了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一樣,中國和美國之間也應該如此,這兩個國家都是擁有可以在第一次打擊中倖存並進行第二次打擊的核武裝大國。儘管中國的導彈和彈頭比美國少得多,但中國正在努力趕上。確保相互摧毀的原則仍然有效。恐怖的制衡仍然存在。

縱觀這份阻止戰爭的潛在因素的清單,人們可能會發現為什麼許多人態度悲觀,因為近年來每一種限制措施都有被削弱的情況。但中國和美國不是歷史的囚徒。這兩個國家將發現他們無法逃避彼此,最終,他們將不得不尋求合作交流。現在看來,這可能是一個遙遠的願景,但考慮到力量相互抵消這一趨勢,和平交流是比世界末日戰爭更可能出現的結果。

孫哲:中美應尋找新的合作策略

在約翰·米爾斯海默看來,中國一心想主宰美國,因此這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一論點的基礎是對中國政府訴求的誤讀。事實上,中國正處於一個自我反省的過程中,在國內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有著多種看法。中國的思維並非鐵板一塊,其戰略方向也並非確定了的。

中國人對中美關係有很多看法。一是由於國內的限制,兩國將不可避免地分離和脫鉤,至少在科技等關鍵領域是如此。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決心遏制中國,削弱其實力,使中美之間的妥協和合作都變得徒勞。還有一種觀點強調了兩國互動的對抗性,認為中國必須準備一場大決戰,這將包括與伊朗、朝鮮、俄羅斯,甚至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進行更密切的合作。這些互相重疊的觀點有一種悲觀和敵意。它們都反映了一種零和心態。

米爾斯海默認為正是這種類型的思維正在指導中國政策。但事實上,他忽略了另一個相反的觀點。這一立場仍然對與華盛頓建立富有成效的關係抱有希望。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所指出,「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在2021年7月表示,中美合作是「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意願」。他補充說,「兩個大國,正在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知和調適中,尋求新時代彼此的相處之道。」在這種樂觀的觀點之中,中美雙邊關係是可以維持的,即使在中美最敵對之時也是如此。

關於中國對美國戰略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一些中國媒體人士和政界人士主張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但大多數戰略顧問仍堅持採取更寬容的政策。事實上,中國現任領導層都非常謹慎。他們一般不開批評美國領導人,尤其是總統。(2020年8月,中國政府確實制裁了11名譴責中國的美國政客和「民主組織」的領導人,但這一批人是經過精心挑選的,而且是在美國政府對同等數量的中國官員施加限制之後才進行的制裁。)中國領導人明白,如果中美兩國的良好關係惡化,如果兩國雙贏讓位於相互破壞,中國將遭受巨大損失。在中國外交界,這種處理與美國關係的政策甚至有一個口號:「批評美國,但不要疏遠;為中國核心利益而戰,但不要破壞中美關係。」

米爾斯海默在他的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批評的接觸戰略,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這種和平主義思想的成果。他可能會稱之為「冒險政策」,但這一賭注得到了回報。接觸戰略使中國現代化達到了非凡的程度,這項政策減少了中國的貧窮,並在中國產生了一個龐大的世界性、思想日益自由的中產階級。在國內,這一中產階級極為珍視自由和財產權等價值觀;在外交政策上,中產階級更喜歡和平與談判。雖然這個群體沒有權力指導中國的未來,但中國的領導層不能完全忽視它。如果中美關係越來越敵對,中產階級在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只會減弱。

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就像被程式設定了一樣,註定要發動戰爭:一旦你給它上了發條,它就會走向權力擴張。他說,中國的實力、其民族主義思想以及世界上缺乏可能限制它的盟友這一現狀,這些都將導致中國嘗試改變國際秩序。但這種對中國意圖的描述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接觸有助於中國融入世界體系。鑒於中國重視主權和談判,稱中國為保守的、希望維持現狀的大國更為準確。相比之下,反而美國表現出了修正主義的姿態,試圖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輸出民主。在亞洲,美國現在正試圖通過與澳大利亞和英國達成安全協議,並重啟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會談」,以此來對中國形成包圍之勢。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視為一個不斷崛起的霸主,它的唯一目標是挑戰美國。相反,中國則認為自己是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但尚未完全崛起的大國,它絕沒有放棄在當前國際體系內與美國共存甚至合作的希望。

米爾斯海默的處方和他的診斷一樣,都是錯誤的。他說,由於美中競爭的根源是「結構性的」,「這個問題無法通過巧妙的政策制定來消除。」所以,他的結論是,「充其量,我們只能對這種競爭進行一定的管理,以期避免戰爭。」然後,他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兩條建議:「在東亞保持強大的常規力量,使中國政府意識到,武裝衝突充其量只能帶來一場無關緊要的勝利,」以及「努力為發動這場安全競賽制定明確的路徑規則——例如,避免海上軍事衝突或其他意外軍事衝突的協議」。第一項建議假設美國可以阻止中國發動戰爭;第二項建議則假設中國有足夠的理性來遵循明確的行為準則。如果米爾斯海默相信這些政策為中美競爭提供了最好的出路,那麼他實質上是在主張,只要雙方有明智的領導和理性的決策,最壞的結果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與他所說的相反,結構本身並不能決定未來,相關機構的行為也很重要。

美國政府不應該同意米爾斯海默對中美關係的悲觀看法,而應該認識到兩國關係可以變得體面、理解和務實。拜登政府似乎已經掌握了這一點。正如國務卿布林肯在2021年所說,「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應當是競爭的時候便會是競爭的,可能是合作的時候便會是合作的,只有在必須的時候才應當是對抗性的。」米爾斯海默可能會批評這項政策是幼稚和軟弱的,就像他也認為接觸戰略是如此。但中美關係的歷史表明,兩國領導人並不一定被結構性力量所束縛。無論是自願的還是在壓力之下,他們都可以選擇合作而不是衝突。

米爾斯海默:中美關係趨於長期競爭

董雲裳不同意我將冷戰後美國與中國的接觸戰略看作為美國嚴重的「戰略失誤」,她認為,這項政策「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這是「人類的一項重大成就」。這一點我同意,但這一成就和美國的安全沒什麼關係,美國的安全才是現在的當務之急。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政策加速了一個強大同類競爭對手的出現,而董雲裳從來沒有解釋過為什麼這個政策不是一個巨大的失誤。

董雲裳承認,中國和美國現在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國家安全競爭——而這讓人不禁要問,為什麼她完全贊成讓我們走到這一步的接觸戰略?這可能是因為她並不擔心這場制衡與反制衡的競爭會導致戰爭,她認為「有許多強有利的限制來阻止戰爭的爆發」。她堅持認為,相比之下,我認為這種競爭正在「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場末日戰爭」的爆發。但我沒有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我強調了戰爭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在描述了戰爭爆發的幾種可能後,我寫道,「這並不是說這些有限戰爭的情景有可能會發生。」更準確地說,我承認,中美爆發武裝衝突存在巨大限制因素。然而,邏輯和歷史表明了,這些障礙並非不可逾越。

孫哲和董雲裳一樣,也歪曲了我的論點,他聲稱我認為中國「註定要發動戰爭」,使中美戰爭「幾乎不可避免」。事實上,我一直認為中美進行安全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孫哲原本應當知道這點,因為他都引用我的話說「可以通過避免戰爭來管理這種競爭」。

孫哲似乎認為即使是激烈的安全競爭,中美兩國也可以避免,可惜他錯了。在他看來,中國是「保守的、希望維持現狀的大國」,美國正在使對華政策往合作而非衝突的方向轉變。這兩種描述都不準確。中國明確地承諾說它要將從根本上改變東海、南海、台灣及其與印度邊界的政治現狀。與此同時,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拜登政府會回到原先失敗的接觸戰略上。美方願意與中方對話並管理好雙邊關係,但現有的證據——比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戰仍在繼續,以及不斷釋放出越來越堅定地保衛臺灣的信號——表明,拜登及其政府班子打算維持強硬的遏制戰略。

孫哲還強調,雖然很多中國人並不看好美中關係的未來走向,但也有許多人對此持樂觀態度,希望兩國關係可以改善。美國國內也是如此。然而,歸根到底,這些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都終將被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所固有的競爭壓力所掩蓋,每個國家最終都要維護自身的利益。 而這種國與國互相競爭的壓力將推動中國爭取亞洲霸權,並導致美國試圖阻止它——即使兩國國內都有人對此表示反對。

孫哲寫道,「接觸戰略使中國取得了非凡的現代化成就。」當然,他是正確的,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好消息。但這對美國來說不是好消息,它錯誤地説明創造了一個最終可能無法遏制的強大競爭對手。

(本文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22年3月-4月刊)

連結:董云裳、孙哲、米尔斯海默:中美合作大于对抗,几乎不可能爆发战争 (guanch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