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史景遷去世：從幽微細節中挖掘中國歷史
文/紐約時報NEIL GENZLINGER
研究中國及其廣博歷史的傑出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1996)和《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等書中挖掘中國的過去，也闡釋中國的現在，他於週六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家中去世，享年85歲。
他的妻子金安平說，死因是帕金森病的併發症。
史景遷教授在耶魯大學任教40多年，他的講座一直很受歡迎。他擅長從微小細節中發現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他的書深入考察了代表著更大文化力量的個人生活和奇異時刻，並以生動的故事將它們包裹在一起。
「這本書如同一張精緻的蛛網，像中國書法一樣靈巧、迷人、精准，」戴安娜·普勒斯頓在《洛杉磯時報》上為他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又譯《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2001）撰寫的書評中寫道，這本書講述了一位學者在18世紀早期挑戰第三位滿清皇帝的故事。「它也同樣令人不安，因為它讓人聯想到許多仍然引起共鳴的東西。」
史景遷最為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是《追尋現代中國》，它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現在已成為標準文本。這本876頁的書回顧了中國從17世紀明朝的衰落到1989年民主運動的歷史。
「其他書籍也試圖涵蓋中國從帝國時代到共產主義時代的政治和社會史，」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書評中寫道。「但它們都不具備這部作品的敘事技巧、豐富例證和主題重點。」
史景遷共有十幾本著作，最早的是1966年的《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這本書基於他一篇有關17世紀中後期至18世紀初的一個歷史小人物的論文撰寫而成。
他在前言中寫道：「不必過度渲染曹寅個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於其生平可以告訴我們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以及他所運作的那個制度結構。」
這種方法也指導了史景遷後來的許多著作。達特茅斯學院的中國歷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電子郵件中寫道，「《曹寅與康熙》改變了這個領域，它推動了一場新的歷史敘事運動，並在其他許多專業領域產生了影響。」
在《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1974)中，史景遷用一種不尋常的手法將康熙描繪得栩栩如生。
「史景遷用他自己的話向我們介紹這位君主，」東亞研究學者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在2004年史景遷成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時發表的演講中說（2010年被《人文》雜誌轉載）。「康熙直接對讀者說話——或者看似如此。這本書是有爭議的，因為皇帝的話是在不同背景下大量素材的拼貼。但康熙的聲音是生動的，令人信服的，這本書打破了中國專家傳統受眾的局限，接觸到更廣泛的公眾。」
項美麗(Emily Hahn)在時報上評論該書時說，「史景遷戳破了譯者的氣球，把所有的氣都放出來了。」
史景遷的其他一些書也面向普通讀者。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幾乎以一己之力，使普通讀者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強烈而直接的興趣，」柯嬌燕說。「一個具有這種大眾影響力的作家，還能站在學術影響力和可信度的前沿，這是很不尋常的，但史景遷就是這樣。」
史景遷於1936年8月11日出生在英國薩里郡，父母是德莫特和穆里爾·斯彭斯（母親原姓克雷爾斯海姆）。父親在出版社和藝術畫廊工作，母親是一個熱愛法國文化的學生。
1954年，他從溫徹斯特男子學院畢業後，在軍隊服役兩年，駐紮在德國，然後進入劍橋大學克雷爾學院。在那裡，他編輯校報，並擔任文學雜誌《格蘭塔》的聯合主編。
1959年獲得學士學位後，他在耶魯大學攻讀研究生，在那裡，他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得到了漢學家芮瑪麗(Mary Wright)的鼓勵，並最終發展成為他的職業。他于1965年獲得博士學位，並於次年開始在耶魯任教。
「對於整整一代耶魯本科生來說，‘史景遷’既是一個傳奇人物，也是一門傳奇課程，」耶魯畢業生、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教授陳怡君在電子郵件中說。「他只需一張手寫筆記，就可以讓四五百人講堂裡的學生全神貫注。他仿佛從空氣中變出了金子。我認為他從來沒有講過兩次同樣的課。」
他的耶魯講座成為《追尋現代中國》的核心。這本書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後不久出版，這增加了人們對這本書的興趣。史景遷教授的長遠見解為這些事件提供了寶貴的背景。
「在美國對中國的興趣仍然濃厚的時候，《追尋現代中國》說服我們，理解天安門的關鍵是理解中國的過去，而不是在我們自己的政治神話中尋找答案。」阿諾德·以撒斯在《費城詢問報》的書評中寫道。
W·W·諾頓出版公司的史蒂夫·福爾曼是他那本書的編輯，他說，一個與史景遷教授關係親密的人對他的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已經寫好了出色的開篇章節的草稿，但還沒有決定投身于這個龐大的項目，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福曼通過電子郵件說。「最終是他的母親對這些章節的熱情說服了他繼續前進。」
「他最終在那不勒斯比薩店的一張桌子上撰寫了這本書的大部分稿子，」福爾曼還說，並提到了那家現已停業的紐黑文餐館，「後來他們在那家店的牆上掛了一幅他的鑲框照片。」
史景遷教授與第一位妻子海倫·亞歷山大的婚姻以離婚告終。除了他於1993年再婚的妻子外，他在世的親人還有一個兄弟尼古拉斯、他第一段婚姻的兩個兒子——科林和伊恩；繼女美琴（音）；繼子亞宇（音）；孫子；和兩個繼孫。
史景遷另一本既受歡迎又具有學術吸引力的書是《太平天國》，這本書講的是自認為耶穌兄弟的洪秀全，他在19世紀的中國領導了一場災難性的偽基督教運動，造成一場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內戰。
這個故事的似曾相識之處顯而易見——中國已經吸收了無數其他外部影響，包括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並經常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正如夏偉(Orville Schell)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書評中指出的那樣，史景遷教授並沒有給他的讀者們灌輸這一觀點。正如他的大多數其他著作，他讓事件自己說話。
「毛澤東曾經頌揚‘一張白紙好做文章’，」夏偉寫道。「史景遷傳授知識的大量作品引起了同樣的反應。他在《太平天國》中講述的殘暴行徑迫使我們自己思考，去尋找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