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講不支持「台獨」，白宮新聞公報為什麼不明說？
文/觀察者網
11月16日，中美元首三個半小時的視訊會晤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廣泛關注。雙方就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戰略性、全域性、根本性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進行了充分、深入的溝通和交流。
外交無小事，幾個細節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細節一：在會晤前，中美都完成了一件大事，美國剛剛通過了一項1萬億美元的基建法案，而中國剛剛舉行了十九屆六中全會。
細節二：當天會晤前的幾個小時，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在記者會上又提到「從實力地位出發」，稱剛簽署的基建法案是拜登能「從實力地位出發」出席會談的關鍵原因之一。
細節三：會晤伊始，習近平稱呼拜登為「老朋友」，該如何理解？
細節四：會晤過程中，美國更多地強調競爭，而中國更多地強調合作。
細節五：對比會後白宮新聞稿和新華社通稿，雙方在台灣問題的表述上略有不同：白宮新聞稿中沒有明確指出不支持「台獨」，而只是說美國仍然致力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指導下的「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獨」，白宮為什麼不明說？對於上述會晤細節，該如何解讀？
11月17日，觀察者網特邀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進行權威解讀。以下為採訪實錄：
文/觀察者網 王慧
觀察者網：11月16日，中美兩國元首舉行視訊會晤。雙方選擇的會晤時間很有趣，美國剛剛通過了一項1萬億美元的基建法案，而中國剛剛舉行了十九屆六中全會，您對這一時間點的選擇有何解讀？
吳心伯：其實會晤的日期10月份基本上就定下來了，從中方來講，我們肯定考慮到要開黨的六中全會，等於說是把國內的一個重大活動完成以後再來會晤。
從美方來講，10月份的時候，拜登恐怕也不是很肯定，他的基建法案在會晤時是不是能通過，當然他肯定是要爭取成功的。剛好，會晤的時候，這個法案通過了，也等於拜登在國內完成了一件大事。在某種意義上，他會感覺更有底氣來和中方進行這樣一個會晤了。
從時間點的選擇來講，說明雙方在處理雙邊關係時，主要的關注點還是在國內問題，都是把國內的大事情安排好，再來談雙邊關係。
觀察者網：白宮新聞發言人稱，基建法案是拜登能「從實力地位出發」出席會談的關鍵原因之一，對此您怎麼看？
吳心伯：這就反映了拜登政府的一個心理障礙，一個心結，因為他上台的時候，一般認為拜登政府是一個比較弱勢的政府。當時美國國內的經濟形勢不好，加上疫情，再加上川普在政治上造成的衝擊，美國國際地位在川普時期空前下降。另外，拜登本身只拿到了8000多萬張選票，而川普拿到了7000多萬張，再加上拜登這把年紀，78歲做總統……所以，一般來說，都把它看做一個弱勢政府。
其他人認為拜登政府是個弱勢政府問題倒是不大，關鍵是中方也有評論認為，這是個弱勢政府。當時拜登剛上台的時候，《華爾街日報》採訪我，讓我談談對拜登政府的看法，我說這明顯是個弱勢政府。
結果，過了兩天，以前在歐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高職的一個朋友跟我講，你說拜登政府是個弱勢政府，大家都很關注這個評論。
所以，它唯恐中方認為它是一個弱勢政府。在和中方打交道的時候，為了顯示自己不是弱勢政府，它就表示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跟你交往，堅持住它強勢的一面。從3月份阿拉斯加會晤，美方說要「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一直到現在，他們這個心結一直沒過去，一直有心裡障礙，生怕中方把它看成是一個弱勢政府。
這個很有意思，在某種意義上也說明他們缺乏自信。你如果有自信的話，是不在乎人家怎麼看的。所以，他嘴上口口聲聲講要「從實力地位出發」來打交道，正好說明他們心裡感覺自己的實力是有限的，是沒有那麼強勢的。
所以，拜登政府在和中國打交道的時候特別在乎兩個東西：第一個，你不能講它是一個弱勢政府；第二個，你不能講美國在衰落。他們受不了。
觀察者網：外交無小事，關於拜登沒有稱呼習近平「老朋友」這個細節引起廣泛討論，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拜登對這一稱呼的反應？
吳心伯：拜登過去和習近平交往的時間比較長，在歐巴馬執政時期，他是以他和習近平的關係為自豪的。
歐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曾經跟我講，當時歐巴馬政府內部討論中國或者是談到習近平的時候，拜登就迫不及待地提醒大家，在美國他是和習近平待的時間最長、旅行距離最多的人。當時拜登把這個作為他的政治資本之一，動不動就要提醒大家，這是他的優勢。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過了川普時期以後，現在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政治情緒整個比較負面，這個時候拜登就講政治正確了，他就要跟中國保持距離，生怕人家說你跟習近平是「老朋友」。
去年競選的時候，川普政府也攻擊拜登跟中國的關係，說他上台了肯定會對中國軟弱，所以，他現在對這個事情很敏感。前一段時間有記者在提問中提到他和習近平是「老朋友」，他馬上就澄清，我們不是「老朋友」，只是彼此瞭解，純粹公務關係。
我認為，這個事情傳遞的信號就是，當下美國國內整個的對中氣氛是非常負面的，所以拜登必須政治正確，在中國問題上表現出敏感性。
觀察者網：這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拜登政府是個弱勢政府？
吳心伯：當然也可以這麼講，也就是說，它的對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制約。
觀察者網：在這次會晤中，為什麼美國更多地強調競爭，而中國更多地強調合作？
吳心伯：之所以出現這個情況，是因為中美處理雙邊關係的理念或者思維不一樣。
中方實際上是一種互利共贏的思維，我跟美國合作，你得益我也得益。就是說，雙方把「蛋糕」做大，雙方都得到了更大的一塊「蛋糕」。
但美國不是這麼想的。它覺得，過去多少年都是中美合作，結果你的力量上升，挑戰了我的主導地位、優勢地位、霸權地位。所以，現在我把你力量的上升看成是對我的挑戰，我要跟你競爭。這是一種「零和思維」，「零和思維」是指你得益了，就等於我失去了我的力量和地位。
中美出現不同的理念和思維的原因是，兩國所處的地位不一樣。
中國還是一個上升的力量，對於一個上升的力量來講，你合作的平台越大，機會越多，上升的空間越大。所以我們希望不光跟美國合作，跟其他國家也都合作，參與各種合作。
但美國不一樣，美國現在就要維護它的霸權地位。對它來講，首先要確保不能讓主要挑戰者趕上和超過自己，而這個主要挑戰者在美國看來就是中國。所以它現在一定要跟中國競爭，但其實競爭就是一塊遮羞布，這個背後就是美國要阻止中國的成長，要放慢中國崛起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打壓和遏制」中國，當不能公開講這種話的時候，就用「競爭」這種中性詞來掩蓋一下。
觀察者網：既然美國是競爭思維，中國是合作為上，那麼接下來中美之間是合作會占上風，還是競爭會成為主導力量？
吳心伯：川普時期當然是以競爭為主導的，他基本上跟中國不談合作了。現在的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相比，有些方面還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川普是美國優先，很多國際問題他不想去管，像《巴黎氣候協定》、伊核協議他都退出了。這些問題他都不管的話，他就不需要跟中國合作。
而對於拜登來講，他要推進對氣候變化的應對，要重返伊核協議，還要處理朝核問題、阿富汗問題，客觀上他就必須要和中國合作，因為這些問題沒有中國的合作，他搞不定。
從美國內部來講，川普的經濟理念是一個過時的理念，落後的理念，所以他搞幾千億美元的貿易戰，搞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這些東西。
相對來講，拜登政府比川普政府要聰明一些，他們意識到了，貿易戰搞到最後，實際上傷害美國比傷害中國還要多，所以拜登去年競選的時候就拿這個事情批評過川普。在技術這一塊，如果美國完全跟中國「脫鉤」的話，自己也會受到很大損失。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也講過這個事情，在有些涉及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技術方面要「脫鉤」，但是「脫鉤」也不能太廣泛，太廣泛的話，就等於美國失去了利用全球化來發展自己的機會。
所以拜登認識到，雖然競爭是對中政策的基調，但是還是繞不開合作，不管是在美國自己的經濟發展上，還是在處理國際和全球事務上，他們都離不開和中國合作。
前一段時間拜登政府在強調競爭，但是到了6月份以後，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很多問題都需要和中國合作。所以，7月份就派了常務副國務卿舍曼訪華，8月美國總統氣候特使克裡訪華，這表明他們對爭取中國合作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了。
所以，現在口頭上，拜登還是把競爭作為處理對中關係的基調，但是從政策的重點來看，這段期間明顯在向擴大對中合作轉向，包括這次中美元首會晤，主要目的也是尋求應對共同挑戰，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加強互動。
他沒有辦法在嘴上一下子改過來，因為這麼做在美國國內不好交代，到時候共和黨的鷹派就會攻擊他。在川普後期跟中國合作這個詞在華盛頓是不能提的，這就是個敏感詞，誰講合作就等於向中國投降，對中國搞綏靖政策。所以，現在拜登政府現在明明要合作，卻出於政治正確，不能公開這麼講。
觀察者網：對比會後白宮新聞稿和新華社通稿可以發現，白宮特別強調美方對人權的關切和對競爭的管控。在台灣問題上，雙方的表述也略有不同：白宮新聞稿中沒有明確指出不支持「台獨」，而只是說美國仍然致力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指導下的「一個中國」政策。 拜登不支持「台獨」，白宮新聞公報為什麼不明說？您對這些細節有怎樣的解讀？
吳心伯：美國的新聞稿一看就看得出來，主要的講給美國國內聽的，主要就是讓國內共和黨的鷹派知道，我跟中國會晤，不是去妥協，不是去讓步，我還是跟中國鬥爭了。我也不是去搞合作，只是講怎麼樣管控競爭而已。
實際上拜登他就是來尋求合作的，但是也不敢大大方方地講出來，這跟我們前面分析的背景是有關係的。
拜登本身這麼熱切地要和習近平會晤，不就是要拉著中國合作嘛，但是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氣氛負面、不正常，他們又不能這麼講，只能講我們是為了管控競爭，然後我也在人權這些問題上對中國強硬，這些實際上都是為了防止對手對他進行攻擊。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拜登政府還是個挺弱勢的政府，它受國內政治的制約非常大。
關於台灣問題，從中方的新聞稿和過去中美互動的經驗來看，拜登應該真的講了不支持「台獨」，因為這個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過去美國就講過不支持「台獨」，甚至小布希連反對「台獨」都講過的。
但是在當下的氣氛下，拜登不敢講，講了之後會得罪共和黨，得罪鷹派。接下來他還有重要的法案要通過，如果他得罪了共和黨，這些議員就會找他麻煩，影響他的重要議案的通過。所以很可能他對中國做了這樣的表態，但是新聞稿不能這麼寫，就做了脫敏處理，過去中美之間是有這種例子的。
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白宮新聞稿將「一個中國」政策前加上了《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這兩項都是所謂的美國國內法，這麼做實質上是將美國的國內法淩駕於國際義務之上，是非法和無效的。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對此您怎麼看？
吳心伯：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們講「一個中國」是指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原則有它的基本內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國人講的「一個中國」叫一個中國政策，和我們的一個中國原則不一樣。現在，他們除了過去說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之外，又把《台灣關係法》和雷根的六項保證塞進去。
在當前美國政治氣氛負面，又把中國看作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拜登更要強調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和我們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不一樣，他們是有他們的解讀和定義的。
這也意味著，台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中一個最主要的分歧，今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對美鬥爭是長期的，也是嚴峻的。我們必須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對美國施壓，這次會晤習近平實際上也花了很多時間來重點談這個問題。
觀察者網：您曾判斷「兩岸統一離不開美國因素，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在下降」。日前，美國一邊和台灣頻繁互動，不斷碰觸中國底線，拜登一邊在會晤中說致力於「一個中國」政策，您怎麼看美國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方式？
吳心伯：我覺得美國現在這個做法反映了它目前對中戰略的一個基本的框架，實際上就是鎖定中國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而台灣是美國遏制中國、打壓中國的一個最主要籌碼和杠杆，所以美國只會越來越多地打「台灣牌」，以更大的力度打「台灣牌」，不可能逐漸淡化這張牌。我剛才講的，我們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的鬥爭是長期的、嚴峻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次六中全會公報裡也寫道，對於台灣問題，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這個「外部勢力干涉」主要是指美國，「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就是說以後在台灣問題上主要是操之在我，不對美國抱什麼期望，因為我們已經看出來了美國對台政策的本質。所以，今後我們一方面是對美繼續鬥爭，另一方面主要還是要加強我們自己對台海局勢的管控能力和掌控能力。
掌控能力，打個比方就是說，讓台灣人感覺到，美國不管怎樣支持台灣，台灣的安全都是取決於大陸，而不是由美國來提供保障。
觀察者網：美方多次提出要管控風險，給中美關係建立規則、安裝「護欄」，您認為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中美有「護欄」嗎？
吳心伯：曾經有「護欄」，比如說三個聯合公報就是「護欄」。但現在美國越來越把三個聯合公報邊緣化，把《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拿出來弱化三個聯合公報。前幾天布林肯在講到對台政策的時候，甚至連三個聯合公報都不提了，就是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基於《台灣關係法》的。
這樣一來，在台灣問題上最重要的「護欄」就沒有了，那就很危險了。
觀察者網：歐洲議會11月初派代表團訪台，並與蔡英文會面。您認為，在台灣問題上會不會有更多國家跟著美國？
吳心伯：我覺得他們在美國的壓力或鼓動下會有一些動作，但在台灣問題上不會像美國走的那麼遠，因為畢竟他們在台灣問題上的利益跟美國不能比。美國是把台灣問題作為戰略上牽制、遏制中國的籌碼，而對於歐洲國家來說，他們不存在這樣一個需求。
歐洲國家要麼是作為美國的盟友，要配合一下它；要麼是國內有些反華勢力，為了在國內做個交代，他們就會在台灣問題上搞點動作，或者一些反華政客故意要拿台灣問題對中國示威。
但是我覺得他們做法總體還是會比較謹慎的，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問題的危險性。更主要的是，他們很清楚，這麼做對於他們自己的利益肯定是失大於得，你如果在台灣問題上得罪了中國，那一定會在經貿或者其他方面付出更多，簡單的道理擺在那裡。
觀察者網：您研究中美關係和美國問題，著述甚豐，想請您談談從歐巴馬「重返亞太」到川普的「印太戰略」，再到如今拜登加強版的「印太戰略」，中美關係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變化？
吳心伯：歐巴馬時期應該說是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捩點，當時美國經過了08年的金融危機，它的整個國力的增長勢頭放慢。然後，中國在2010年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美國作為老大，它最擔心的就是老二。所以，歐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主要就是在亞太地區削弱中國不斷上升的力量和影響力。也就是說，它在亞太地區或者更廣的範圍內，把中國作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歐巴馬時期是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捩點。
到了川普時期，第一，他更明確地講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歐巴馬沒有正式地講，川普直接講出來了；第二，川普開啟了和跟中國全方位的戰略競爭。歐巴馬主要是在亞太地區，在外交、經濟領域以及南海問題上對中國施壓，而川普跟中國的競爭從政治到經濟到外交到技術，各個方面都展開了，是全方位的競爭。而且，競爭的空間範圍也擴大了，從亞太擴大到印太，其實也不僅是印太，他還擴展到了其他地方。當時蓬佩奧等人哪怕是到非洲、拉美訪問，也都要在那裡講中國的壞話。
拜登總體上延續了川普對中政策的基本思路，把中國看成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要跟中國開展長期的、嚴峻的、全方位的戰略競爭。
但他也有一些調整。第一，拜登覺得中美除了競爭之外，還些要合作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同，因為川普後期就不談合作了，誰談和中國合作就是「投降派」。另外，拜登在講到競爭的時候，至少嘴上表示不希望競爭失控，希望回到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對抗。也就是說，他希望給競爭畫一個底線，這個也和川普不一樣，川普實際就沒有底線，後來競爭實際上走向了中美之間的全面衝突。
所以，到目前為止拜登和川普在對中政策上有兩方面不同：一個是合作，一個是給競爭畫底線。但是在實際的政策執行過程中，合作的分量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他能真正的管控競爭，還是只在嘴上說一說，我們需要拭目以待。
觀察者網：您在今年5月份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判斷「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未來不排除戰略對抗」，現在您對這個觀點有沒有補充？
吳心伯：沒有什麼新的補充，我覺得從美國的對中政策和戰略來看，跟中國的戰略對抗至少在局部已經是一個事實。
比如說，拜登執政之後拉攏盟友搞反華聯合陣線，在印太地區四國合作，現在又搞了個AUKUS（澳英美聯盟），接下來還要搞民主國家峰會，搞去中國化的產業鏈。也就是說，從政治上到安全上到經濟上，拜登對中國採取了一種戰略對抗的姿態，這應該是中國崛起背景下，美國長期的一個對中戰略。
所以，我前面做出了中美未來不排除戰略對抗的判斷。當然，這裡要注意，我們講的戰略對抗和戰略衝突是不一樣的，戰略對抗是一種態勢，雙方在很多方面會有一些交鋒，戰略衝突就不一樣了，衝突可能就包括軍事衝突、代理人戰爭等。現在還沒有走到直接的戰略衝突這個地步，但是這個風險是在不斷上升的。
觀察者網：您自2012年以來，每年都要率外交部專家學者小組赴美調研，這些調研具體是怎樣進行的？又有哪些具體的收穫？
吳心伯：這種外交政策調研或者中美關係調研，對一個學者來講，是把他的知識跟實際的外交和國際關係結合起來的一個嘗試。
比如說，我帶外交部專家小組去調研，當然每次我們都是有明確的調研題目，比如說就兩國關係進行調研，或者就兩國關係中的某個重要問題進行調研。
一般來說，這種調研要盡可能地擴大調研面。首先，我們當然希望能夠見一些對方參與兩國關係的官方人士。其次，要去智庫和大學跟專家學者見面，這個是我們的優勢。第三，有時候我們還要去第一線調研，比如說，要調研中美經貿關係，就要去跟美國的商界、企業界、商會打交道，如果要調研美國的國內政治，就要到美國的基層，至少是州一級，去跟當地的政治記者或者政治活動分子交談，瞭解他們是怎麼想的。
學者調研的優勢可能在於，我們對有些問題有長期的研究和跟蹤，有知識儲備。比如說你是專門研究中美經貿關係的，或是研究美國經濟的，或者研究美國國內政治的，或者是研究美國對外政策的，你把在調研裡獲得的很多資訊和你的既有知識結合起來，做一個比較，然後分析判斷，得出你的結論。
所以，專家調研可能和專門從事外交工作人員的調研是不一樣的，他們可能沒有研究經歷或者相應的知識儲備，相對來講，專家對有些問題可能會看的深一些，把握的准一些，這就是學者調研的一個優勢。
觀察者網：您在中美智庫當中都曾任職，以您的經歷來看，中美智庫有哪些不同？
吳心伯：我覺得中國體制內的智庫，研究取向比較單一。比如說，一個研究國際問題的體制內的智庫，基本上就是為國家的外交政策出謀劃策。
美國的智庫不一樣，美國政府的智庫很少，很多都是社會型智庫。社會型智庫的最大問題就是，它得自己想辦法生存下來，它要去籌款、找錢。這樣一來，它研究的取向就不那麼單一了。就是說，它一方面要對政府有影響，同時它還要考慮資助他們的這些金主，考慮金主希望他們解決的問題。
或者，有些智庫是代表社會上某種勢力的，比如說比較保守派的，像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它的基調就決定了你只能在這個框架裡面做研究，不能去講那些左派、自由派喜歡的東西，那肯定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