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公佈第3份歷史決議：實現統一是「歷史任務」
中央社注意到，中國官媒新華社今天11月16日公佈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稱：「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中共）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該決議指控台灣當局自2016年以來加緊進「台獨分裂活動，「致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頭受到嚴重衝擊」，並稱，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祖國完全統一的時和勢始終在我們這一邊。
這份決議還表示，習近平就對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另據法新社的報道，美國總統喬-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東時間11月15晚，北京時間16日早，舉行了視頻峰會。雙方在台灣問題上仍然僵持不下。
習近平敦促拜登勿在台灣問題上「玩火」，並威脅台灣分裂分子如果越紅線，他將被迫採取行動。
喬-拜登雖然強調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重申美方堅決反對任何改變台海現狀或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單方行動。
中央社說，線上「拜習會」落幕，美中雙方事後表述出現重大差異。中方通稿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均聲稱，美國總統拜登在會中指美方「不支持台獨」，但美方的聲明完全未見拜登有此表述。
連結:中共第3份歷史決議：實現統一是“歷史任務” (rfi.fr)
聚焦中美元首視訊峰會：習近平和拜登談了些什麼
《紐約時報》
2021年11月16日
玩火：台灣是美中之間最熱的熱點問題。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敦促美國不要在台灣問題上考驗中國的決心，中國聲稱這個民主島嶼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是有耐心的，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發佈的會議紀要，習近平對拜登說。 但如果‘台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習近平使用了生動的語言來闡明北京的強硬論述，批評美國政客試圖利用台灣議題對北京施加影響——他形容這種趨勢是危險的。 這一趨勢十分危險，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在中國發佈的會議紀要中，習近平這樣說。
美中之間沒有比台灣的命運更充滿爭議的問題了。台灣是一個民主島嶼，實際上是個獨立國家，只是名義上沒有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官方承認。
自從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1949年被打敗後撤到台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但近幾個月來，北京批評美國加強台灣民主制度和軍事防禦努力的聲音越來越大。
為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峰會定基調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週末說，台灣獨立的前景是對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
北京的強硬言辭常常與展示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相結合。中國用模擬兩棲攻擊的軍事演習和穿越台灣防空識別區的空中巡邏威脅台灣。許多軍事分析師（包括一些五角大樓的在內）認為，裝備日益精良的中國軍演可能是入侵的前奏。
拜登政府與前任特朗普政府一樣，已警告中國，採取軍事行動、進行軍事威脅是危險做法。作為與中國重建外交關係的條件，美國在1979年不再正式承認台灣。對於中國在台灣海峽頻繁軍事活動的回應，美國加大了外交努力，來支持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總統。
這些努力包括美國官員和國會議員的訪問和武器銷售。
中國說，這些做法激發了台灣民眾正式宣佈獨立的情緒，北京警告，台灣宣佈獨立將導致戰爭。拜登總統上個月在一個電視直播的市政廳節目中回答問題時不準確地宣稱，如果台灣遭到攻擊，美國將盡力協防颱灣，這個說法加大了中國的擔憂。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週末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時警告，任何對‘台獨’勢力的縱容和支持，都是對台海和平的破壞，最終都將自食其果。
— Steven Lee Myers
週一，拜登總統在白宮與習近平主席進行虛擬會晤。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將此次會晤視為一場無需任何妥協的勝利。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場虛擬峰會本身就證明瞭中國等待新一屆政府上臺的戰略是正確的。
經歷了特朗普時代的動盪之後，中國領導人希望在拜登總統今年1月就職時重啟與美國的關係。當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時，中國官員似乎先是感到驚訝，而後感到憤怒。
當拜登的國家安全團隊在許多問題上挑戰中國時，中方高級官員發出了猛烈攻擊。這些挑戰從台灣到新疆，美國國務院已宣佈新疆正在進行一場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主要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今年7月，在北京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演講中，習近平警告說：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北京沒有在任何導致這些分歧的政策和行為上妥協，包括威脅性的軍事巡邏和圍繞台灣的演習。相反，它迫使美國做出讓步。
其中包括9月獲釋的電信巨頭華為高管孟晚舟，她於2018年因美國的逮捕令在加拿大被拘禁。北京對她被拘感到憤怒，作為報復，基本上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兩名加拿大人扣為人質。
中國繼續就其紅線問題警告美國，特別是關於台灣命運的問題，但各種公開聲明的語氣已大為緩和。 隨著中國將於2月迎來北京冬奧會，以及11月的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符合該國的利益。
我認為兩國都想讓這段關係降溫，專注美中關係的分析師阿裡·韋恩說，他供職於位於華盛頓的諮詢公司歐亞集團。他們都認識到，激烈的競爭和不受約束的敵對關係之間的界限是很脆弱的。
— Michael D. Shear
上周，習近平（中）在北京召開的六中全會上。 XIE HUANCHI/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習近平在哪？他還在中國，整個大流行期間都在那裡。
峰會以虛擬形式進行，而非親自到場，這是為了照顧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需求。
白宮曾希望他和拜登總統上個月在羅馬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上會面，但習近平沒有出席。自拜登於1月上任以來，習近平還沒有離開過中國——實際上，自2020年1月新冠病毒開始從中國傳播以來，他就沒有離開過。
留在國內的表面原因似乎仍然是新冠病毒，但一些專家推測，習近平不能走開是因為上周結束的一個重要政治會議。
他利用這個大會鞏固了自己在共產黨內的地位，穩固他在明年開始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第三個五年任期。鑒於新冠病毒的威脅仍然存在，可以想像，習近平可能會一直待在中國，直到明年11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這不僅僅是內部政治陰謀。這與中國日益孤立的態度是一致的，由日益增長的自信推動——有些人可能會稱之為狂妄自大——即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這個國家是自己命運的主人，隨著經濟地位和軍事實力的鞏固，越來越不需要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認可。
儘管如此，習近平的缺席正值中國海外地位下降之際，許多國家的公眾情緒把矛頭指向中國在國內外的行為。他向格拉斯哥的氣候談判提交了一封信，並且為了減少削減煤炭使用的壓力聯手印度淡化最終聲明，受到了尖銳批評。
— David E. Sanger
週四，北京一家商場的電視中播放著晚間新聞裡習近平的講話內容。 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一個問題籠罩著這場峰會：這是冷戰嗎？
在北京與華盛頓的多重關係緊張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問題：兩國到底是正在走向冷戰，還是會走向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狀態。
讓兩國關係陷入冷戰行為將是個歷史性錯誤，這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拜登總統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
習近平在週四的演講中表示，亞太地區不能也不應該回到冷戰時期的對立和割裂狀態。他在亞太經合組織的峰會上發表了預先錄製的講話，敦促亞洲各國不要搞地緣政治小圈子，這顯然是指拜登為了對抗中國而加強民主國家聯盟的努力。
拜登堅稱美國不是在發起新冷戰。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上周表示，我們可以選擇不這麼做。兩位領導人的會晤是白宮為確保做出正確選擇所進行的部分工作，以防意外和誤解把兩國關係推向錯誤的方向。
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如今的形勢與冷戰時期大不相同。美中之間的經濟交流與聯繫規模是巨大的；美蘇與之相比則顯得微不足道。冷戰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損失；習近平和拜登都清楚、也談論過這些風險。
其他深層次的聯繫——在美國和中國主導的網路上，對可以瞬間跨越太平洋的技術、資訊和原始資料的相互依賴——在冷戰期間也從未存在過。
（兩國）貿易關係的規模和複雜程度被低估了，拜登的亞洲事務首席顧問庫特·M·坎貝爾在7月談到為何如今與40年前的冷戰截然不同時表示。
儘管如此，拜登今年還是一再提及專制與民主之間的世代鬥爭，讓人聯想到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意識形態交鋒。習近平有時也是如此，他聲稱要確保中國在關鍵技術上不依賴西方，同時還要讓西方依賴中國。
毫無疑問，兩國在過去幾個月的行為都讓人想起冷戰：中國空軍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執行任務；北京擴大了太空計畫，再送三名宇航員前往其空間站，加快測試旨在打擊美國防禦系統的高超音速導彈；以及為一位華為高管的獲釋而釋放兩名加拿大人和兩名美國人，這似乎是一次人質交換。
與此同時，美國宣佈向澳大利亞提供核潛艇技術，讓澳大利亞的潛艇可能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出沒於中國沿海。中國的評論人士也沒有忘記，美國上一次分享這種技術是在1958年，為了應對當時俄羅斯不斷擴張的核武庫，英國取得了海軍的核反應爐。
— David E. Sanger
今年6月的上海港。對於中國的貿易做法我們繼續表示嚴重關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說。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中美貿易預計將是一個核心議題
上海——在特朗普政府與北京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近兩年後，該協議越來越像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持久框架。
貿易以及被稱為第一階段協議的休戰預計將成為拜登總統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之間的虛擬峰會的焦點。
雖然拜登在總統競選期間曾質疑特朗普政府激進的貿易方式，但他領導的白宮仍繼續試圖通過關稅和其他投資限制來對抗中國的工業補貼和其他貿易措施。拜登政府仍對廣泛取消關稅持謹慎態度，除非中國對高端製造業的廣泛政府補貼加以限制。
習近平本月在上海一個進口博覽會的視訊講話中暗示，他的政府願意討論部分補貼問題。但北京大體上仍致力於加強經濟內迴圈，這項政策建立在對半導體和商用飛機等行業的補貼之上，中國在這些行業中嚴重依賴進口。
據報導，中國也即將允許波音737 Max重返天空，大約三年前，該型號客機曾在衣索比亞和印尼發生墜毀。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去年年底批准了該型號飛機複飛，此後它在其他地方廣泛執飛，沒有發生事故。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上個月宣佈，拜登政府將重啟特朗普時代的程式，將一些特定產品排除在關稅之外。豁免適用於美國公司能夠證明他們確實需要、但又無法從其他地方輕易購買的產品。
根據第一階段協定，中國被允許保留對美國商品的部分關稅，但已經對大部分關稅進行了豁免。
拜登的經濟副手本周正在亞洲其他地方出訪，加強聯繫以平衡這些地方與中國的關係。戴琪和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正在訪問該地區，會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和印度的經濟官員。
— Keith Bradsher
1972年，毛澤東和尼克森在北京會面。 KEYSTONE/GETTY IMAGES
五十年間的領導人峰會反映了美中關係的起伏
自從尼克森總統1971年宣佈將訪問中國，在美國引起震驚以來，美中領導人的會晤已成為兩國關係中充滿希望的里程碑。
在尼克森訪華後的50年裡，兩國關係時而合作、時而對抗。1979年，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在華盛頓與卡特總統見了面，實現了兩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結束了多年的敵對狀態。
後來，雷根總統在1984年、布希總統在1989年2月訪華，後者訪問中國僅幾個月後，鄧小平就下令軍隊殘酷鎮壓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活動。
布希對六四大屠殺的回應是暫停與中國的所有官方接觸，但一個月後就秘密派遣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前往北京，以保持與中國交流的管道暢通，中國當時加盟了美國遏制其冷戰對手蘇聯的努力。
再後來，兩國領導人一直沒有進行正式互訪，直到克林頓總統於1997年在白宮接待了江澤民。江澤民在鄧小平逝世後成為中國領導人，官員們希望他的訪美會開啟一個開放的新時代。
一段時間後，與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或與中國高級官員會晤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目標。這背後的考量是，定期的會晤會讓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
2006年，小布希總統和國家主席胡錦濤宣佈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制，讓雙方官員為解決不斷擴大的貿易爭端舉行定期會晤。
奧巴馬總統上任後，2009年的戰略經濟對話變成了戰略經濟與安全對話，反映了圍繞著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浮現出的潛在衝突。
對小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一種批評是，雖然中國人說了許多讓美國人放心的話，卻一直幹著自己想幹的事情——從網路攻擊到在南中國海建人工島、將其軍事化。
美中峰會可能在2017年達到了頂點。那年4月，特朗普總統邀請習近平訪問了馬阿拉歌莊園，在你見過的最漂亮的巧克力蛋糕端上餐桌時，特朗普告訴習近平，美國轟炸了敘利亞。
同年11月，兩位領導人再次見面，這次是特朗普訪問北京，他成了首位在紫禁城用餐的外國領導人。您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特朗普對習近平說，他想用奉承來說服中國領導人合作，但沒成功。
— Steven Lee Myers
上個月，中國鹽城的一個半導體廠。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雙方將難以就技術領域的未來達成一致。
9月，中美在技術未來問題上的長久衝突迎來罕見的一致時刻，當時美國司法部説明促成了一項協定，讓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的一名高管獲釋。
兩國將很難在這一領域達成更多共識。
拜登總統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舉措，來收回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國獲取美國技術的措施。美國官員擔心中國會利用美國的軟體和設備打造出由政府支援的競爭對手，並開發出包括先進電腦、人工智慧和面部識別系統等工具，加強國家監控。
華為本身仍然是一個矛盾點。美國當局幫助被拘禁在加拿大的中國高管孟晚舟獲釋。但他們仍在限制華為獲得關鍵的美國半導體和軟體，從而打擊其業務。
儘管拜登政府的部分官員呼籲改善兩國經濟關係，但仍有許多美國議員在推動對中國科技企業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拜登也利用與中國的競爭來助力其基礎設施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旨在提升美國的技術競爭力。
從中國的立場看，自力更生可能比獲取美國技術更為重要。北京不太可能放鬆對資料流程動或網路言論自由的嚴格限制。這樣的立場實際上把大多數主流外國互聯網企業擋在了國門之外。領英就是最新的案例之一，該公司在上個月表示將關閉在中國的運營。
兩國也可能在網路安全問題上發生衝突。今年夏天，美國指責中國進行了一種新型網路攻擊，突顯出其日益成熟的精密技術。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堅稱自己是駭客攻擊的受害者，並將愛德華·斯諾登披露的美國情報人員如何入侵其系統（包括華為的電腦）當做證據。
— 孟建國(Paul Mozur)
5月，員警在新疆喀什巡邏。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共19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出爐。在這份超過3萬6000字的決議中，中共宣稱，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統一，是其「歷史任務」。
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 定性六四慘案不到百字
文/法廣
中共19屆6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在全會結束5天後終於出爐，3萬6000多字的長文，對於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和天安門慘案，僅用97個字帶過，並以「政治風波」和「反對動亂」為其定性。
中國官媒新華社今天11月16日公布中共19屆6中全會第三個歷史決議，外界關注該歷史文件如何評價和定性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民主運動和天安門屠殺，可是出乎意料，僅用97個字帶過，並以「政治風波」和「反對動亂」等詞彙為其定性。沒有描述解放軍部隊進北京，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用坦克衝撞碾軋逃離的人群，也沒有公布那場屠殺的死亡人數。
此外，這篇3萬6000多字的中共「歷史決議」還將發生在六四慘案之後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顛倒過來，放在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前，似乎意圖調換前因後果。該決議說：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由於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支持和煽動，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嚴重政治風波。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
然後，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將毫不相乾的一些事件，諸如金融危機和北京奧運等，緊貼在那場被稱為「政治風波」的後面，似乎想蓋住什麼，倒也增加了一點篇幅：
「黨領導人民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等經濟風險，成功舉辦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戰勝長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嚴重洪澇、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災害，戰勝非典疫情，彰顯了黨抵禦風險和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
連結：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 定性六四慘案不到百字 (rfi.fr)
張倫：新歷史決議不會真正為中共、為中國未來開出一番新境界
文/法廣
中共第19屆六中全會引發關注，會議被普遍視為是為鞏固「習近平時代」，提升黨的控制，為明年二十大召開做鋪墊。會議焦點、將審議通過的歷史決議出台的意義，對「六四」等重大事件會如何敘述引發猜測，旅法學者、法國蓬德瓦茲大學教授張倫先生接受本台電話採訪談他對此的觀察。
報道稱此次為期四天的六中全會被為「重量級會議」，為什麼如此受關注？
張倫：我想所有人對最近這幾年、尤其是這一年多來因為疫情帶來的各種各樣內外衝擊都有最直觀的感受，中國肯定是又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折時期，明年又有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在修憲之後能否順利地保障自己的權位、中國如何面對巨變的世界和內部的格局，我想在這一局面下開這個會，對於習近平、對中國、對中共當然是有其重要性，同時可能也牽扯到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因此這個會當然是比較重要的。
會議的重頭戲，是審議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即所稱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為什麼是現在要着墨歷史，出台這個「歷史決議」？ 而一般據指六中全會往往是聚焦意識形態和黨建工作。
張倫：這個當然是和二十大相關，與意識形態當然也是有其內在聯繫，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個決議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現在我們看得比較清楚，儘管官方在不斷地宣稱習近平思想的重要性，統一思想等，但是中國社會、共產黨其實是瀰漫著一種非常迷茫惶惑的心理狀態，要通過這樣一個決議來進行內部的思想整合，同時進一步給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包括下一步可能的繼續執政來尋找一種理論上的依據，我想這個時候通過這個決議，從中共、從習的角度當然是有其內在邏輯的。
您預計這個決議會在哪些重大歷史問題上有突破性的描述嗎？
張倫：坦白說我最近對中共的事情沒有給予太多關注，其實道理很簡單，這樣一個基本的邏輯、基本的態勢決定了不到了一個所謂內外矛盾、各種各樣因素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是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的，所以我也沒有給予太多重視。但是這個會可能確實是有其重要性，這裡所有的問題肯定是圍繞着習的地位、習的執政來展開的，這一點我覺得他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提法出來，從最近幾年的宣傳可以看到，不外乎是擡高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如果擡高習近平的歷史地位，我們看到習最近幾年的做法，有相當的一部分是否定鄧（鄧小平）時代的做法的，這個決議如果這樣提升，那麼某種程度上是會貶低鄧，也就是說與當年通過第二個歷史決議某種意義上說，可能會有一些相悖的、至少在暗含的邏輯上會相悖、相反、相矛盾的提法出來，這些我想不外乎是為了鞏固習的權力、地位、中共的權力、地位做準備、做鋪墊的。至於說這個決議能不能真正地解決中共所面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中國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以我這樣一個觀察者的角度看，我是不抱任何期望的。以最近幾年表露出來的各種信息看，我覺得他們有相當一部分是倒行逆施，在「走回頭路」，比如說搞個人崇拜、強化對中國社會的控制、限制各種各樣人的自由和創意等等，所以，從這些角度考慮，我不覺得這個決議會真正地為中共、為中國的未來開出一番新的境界、新的天地出來。
不少討論提到對六四等歷史事件的評述， 有些分析認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會保留鄧小平對文革是「十年浩劫」、六四是「動亂」的定性，但有可能對當年學生參與六四「採取一種更和緩的描述方式」，而另一種看法則是認為會有比之前更強硬的表述，您傾向於哪種觀點呢？
張倫：對文革的評價和對六四的評價是根本不同的、兩類性質的事情，對文革的評價如果是緩和了的話，那隻能是災難性的。而這幾年其實是在不斷緩和，一直在說文革是艱難探索當中的一個問題，最近稍微又有一點往回收，這方面如果軟化的話只能是更糟的事情，文革是對這個民族的一個真正災難，到今天為止，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還在承受着它留下的某種「後遺」惡果。
如果對六四採取更軟的評價，當然我們希望看到如此，但是我也不覺得在現在這個背景下會出現這樣的可能性，我覺得大概率出現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強硬的一些看法，因為我看不出來它現在有什麼樣的特殊原因，怎麼會這個時候會突然間會對六四有軟化的說法，我看不太出來這種可能。當然如果出現、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是我看不出來有這種邏輯，是不是人們還是出於有更多這種期望，在做這種猜測，如果按照中共現在、習現在近幾年執政的風格、立場的話，對六四會是更強硬的一種態度，我覺得這方面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會議召開前中國官媒高調宣傳習近平偉人形象，被普遍解讀是為習近平繼續擔任中國黨政軍最高領導造勢。因此大會的召開被視為是為明年中共二十大連任第三個任期做準備。 其實2018年的修憲已經為習近平連任總書記鋪平了道路，他還有必要做這些宣傳和鋪墊嗎？
張倫：當然還是有了，因為畢竟中共（領導人）的任期，這是經了文革、經了六四這兩場巨大的災難之後換來的中國的一種進步，許多人經常忘記有一個具體的歷史背景，就是人們常常認為六四隻是犧牲，沒有贏得中國的一些什麼進步，其實鄧小平最後徹底地退下來，他宣布徹底地辭職，（把權力）交出去，這是跟六四的屠殺、付出這樣慘痛的代價有直接的關係的。他（鄧小平）是在六月份，後來又是在九月份，分別向中共的常委、包括第三代領導人開始交班，之後提出辭職。所以，這是巨大的災難換來的中國的這樣一個政治上的進步，使得政治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有一個基本的預期，就是中共建立了退休制，那麼現在習要把它改掉，我想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後果，將來我們會看到的，我們期望不出災難最好，但是這種可能會給中國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是巨大的。
習現在是兩任了，他要徹底地、如果讓自己繼續執政下去，他面臨的壓力、各方面的反彈還是會很大的，儘管他修憲了，人們也知道這樣一個意圖，但是真正做到這一步的時候，他還是要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安撫人心，讓人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所以我想這方面他做這方面的工作當然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說他改了之後，事情落實下來的時候就會很順暢。
您談到了有關人事，對於人事的布局，在會議召開前夕，一些重要高官落馬，包括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涉嫌「受賄」被逮捕，前副總理張高麗被曝性醜聞等，這些是否涉及到他的整個的人事安排布局？
張倫：一定會如此的，在二十大前一年半左右的時候，一定會出各種各樣的事情來，圍繞着二十大權力的交接、代際的更迭，因為 到二十大會有一些人因為年紀、是不是適合、「七上八下」這個規矩還要不要遵守等等，包括兩屆任期之後能不能繼續做下去，這些事情，牽扯到權力的分配、權力的繼承，在這之前，一定會有一個比較激烈的權力的爭鬥，這個權力的爭鬥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現在我們看到的比如說提到的孫力軍等人的事情，背後一定是有這樣一個邏輯在的，因為這不僅僅是牽扯到二十大的問題，還牽扯到二十大以後下一步執政團隊的組成和運作問題。所以我想如果不出意外，這個六中全會上，也許可能就會有一些人事的變動，或者至少我們能看出一些徵兆來，因為有些人如果二十大要上位的話，這個時候是一定要有所動作了，否則就來不及了，從組織上、人事上做調整可能就來不及了，所以這個六中全會重要，除了這個決議之外、包括習自己的連任安排之外，還有一些人事上的東西，我相信要不就直接宣布了，要不跡象就會表現得很明顯了，我想這是確定的。
就中國改革發展的現狀，張倫先生最後補充說：
張倫：中國幾十年，特別是後六四時代發展出來的模式，當然有它的成就一部分、高速增長的一部分，但這個模式本身就有的那種畸形、負面的東西，最近這幾年越來越顯現出來了，不平衡、不合理的許多問題都在加速顯現。這個是需要中國做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調整的，在這方面，我們看吧，他們會怎麼樣看待這些事情，做什麼樣的決策。但如果是按照過去這幾年的說法、做法，我個人是不敢太樂觀的，因為我們也看到這個結果是很不佳的，不敢讓人有任何樂觀，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比如造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現在都在逐一喪失，中國能不能很好地發展出一種新的生長模式？社會、政治能不能做政策上的調整？這些都是面臨很大的問題。官方這幾年實際上也在做一些嘗試，想做一些事情，但是這方面有很多的做法其實是有倒退的。
我自己過去就常有一個說法，就是：改革帶來很多的成就，但改革也浮現出很多問題，改革出現的問題應該是用更深刻的改革的方式去解決，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方式，那就是用不改革之前的那種方式、毛時代的方式來應付這些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基本上習這些年更多地是採取毛時代的、不改革的、之前的方式來處理改革出現的問題。中國的改革事實上是走了一半之路，最終這個改革能不能成功？歷史性地看，宏觀地看最後能不能勝利、成功？我們真的是要畫問號了。用過去我也常舉的例子，中國大陸一個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所說的，這是「半拉子改革」，我們走到了「半拉子」，這個「半拉子」能不能走下去？就是一個問題了。倒退的話，很可能最終會帶來很多很多問題，其實當年中共總理溫家寶在下台之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你如果搞不好的話，幾十年改革的成就會前功盡棄，這是他當年說過的話，我想我們現在是存在着這個風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