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召開六中全會， 「第三個歷史決議」成焦點
文/BBC中文網
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周一（10月18日）召開會議決定，於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六中全會」）， 其中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中共建黨百年，執政中國70餘年的歷史中，它的「六中全會」不止一次給該黨和中國的走向、命運帶來重大影響。
即將召開的這一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恰逢中共二十大前，最高層面臨傳統上的「大換屆」，因而更加引人關注。
分析人士認為，六中全會「研判歷史」意在為即將於2022年召開的二十大大作鋪墊，習近平將為尋求再次連任、長期執政「找個說法」。
2018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刪除了國家正、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為習近平「無限期」執政掃清了障礙。
本次六中全會可能主要討論什麼？
簡言之，「以史為鑒」將是本屆六中全會討論的的主旋律。
早在8月31日，中共政治局例行會議決定將於11月在北京召六中全會時指明： 「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
對此，在美國的中國時政評論員鄧聿文當時發推特分析稱，「看樣子是要寫第三個歷史決議文件，進一步奠定習的歷史合法性和地位」。
歷史上，中共曾經通過兩個「歷史決議」，一是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有官方黨史研究學者形容，兩份文件都是在中共「面臨重大轉折時刻」、「重大歷史關頭」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
其實坊間早有猜測稱，習近平領導下中共可能出台第三個歷史決議，一個曾經普遍提及的時間點是2018年，既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和習近平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2021年，中共建黨100週年，加強黨史教育恰好再次成為北京的重頭戲之一。此次北京宣佈六中全會將集中著墨歷史，自然而然又令人聯想到「歷史決議」這個詞。
據官方新華社周一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一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並對這些意見討論， 修改後的決議稿將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上審議。
鄧聿文認為，習近平之所以有可能選中共建黨百年、而不是2018年凖備這個歷史決議，一個原因是建黨百年更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意義。這樣，習近平本人恰好是在第一個百年結束、第二個百年開始之際繼續大權在握，歷史意義自然更加不同。
「歷史決議」，顧名思義，就是要對歷史問題定性、下個結論。1981年中共制定第二個歷史決議以來，中國大陸發生過的最為震驚、也最具爭議性的歷史事件當屬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鄧聿文認為，如果習近平的中共推出第三個歷史決議，它可能將保留鄧小平對文革是「10年浩劫」、六四是「動亂」的定性，但是有可能對當年學生參與六四「採取一種更和緩的描述方式」。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畢竟「六四」不是習近平本人的「負資產」；再者，時過境遷，社會態度發生了改變，強調學生當年只是出於愛國熱情、想推動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定性更容易被接受。
「六中全會」為什麼引人關注？
通常情況下，中共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中共黨章規定每年至少開一次全體會議。
從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到現在的四十多年間，中共基本形成每五年召開七次全會的慣例，其中六中全會通常更加引人關注，特別是兩屆中央委員會換屆前的那一次、比如即將召開的二十大。
這是因為，排名倒數第一的七中全會更可能打理下屆黨代會的細節，六中全會通常聚焦意識形態、黨建等問題，並有可能議定下屆黨代會召開日期，從實際意義上擔當「承上啟下」功能。
比如，十五屆六中全會（2001年）通過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十六屆六中全會（2006年）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再比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十八大2012年下半年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十九大2017年下半年召開。
歷史上兩次重要的「六中全會」
中共黨史研究和觀察人士最經常提起的「六中全會」有二次。第一次標誌著開啟毛時代，第二次象徵著走入鄧時代。
六屆六中全會：開啟毛時代。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城東的一座教堂裏召開。
此次全會看點主要有兩個。一是決定了「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後來被寫入黨章，成為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定海神針」；二是規定了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鞏固了其在中共的領導地位，確定了以毛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毛本人後來對這次六中全會的評價頗高， 說它「決定了黨的命運」。
十一屆六中全會：走入鄧時代。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
此次會議最關鍵的看點是，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重新評價中共建政的前30年，徹底否定了文革，並把發動文革的主要責任算在毛的頭上。
中共對此次全會的評價是，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標誌著中共完成了「撥亂反正」。
十九屆六中全會將會有何價值？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次「六中全會」分別形成了以毛、鄧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而引人注目，近年來的「習核心」理論將在11月份的「六中全會」得以進一步強化。
9年前， 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 其在黨內的核心地位在2016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得到確立；一年後的中共十九大，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又被寫入黨章。 接下來就是2018年3月，廣受關注的有關國家領導人任期的修憲行動。
從理論建構、宣傳話語到操作層面，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已經一次次得到提升。
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召開六中全會的公報在確認會議的主要議程時還提到要「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 有分析稱， 這似乎也透露出習近平的「居安思危」的用意。近期北京在科技、金融、教育到娛樂等多個領域採取的一系列整肅措施，被廣泛視作是在為二十大「清場」。
分析人士指，隨著二十大臨近，習近平或許會面臨來自黨內的更多質疑，特別是他推翻了中共持續幾十年的最高領導人「兩屆連任「接班制度，必須要給全黨一個說得通的理由。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教授陳澄曾對BBC中文說，「對於中共來說， 如何實現權力平穩過渡至今仍然是一個挑戰。對習時代如何評價，不僅要取決於習的執政成果，也要取決於他如何解決未來的權力過渡問題、如何包容社會上和黨內有建設性的不同聲音，以及如何加強而不是破壞執政黨的制度。」
鄧聿文認為： 「本次『六中全會』要大幅度抬高習近平的地位，在黨內和國人心目中鞏固『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了』的觀念，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大繼任最高領導人奠定歷史合法性。」
「習近平必須要給出個說法。只有這樣，才能為他在二十大大連任作好鋪墊，」鄧聿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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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毛時代與鄧時代的兩次六中全會
文/多維新聞關嶺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十九屆六中全會將於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共黨史研究和觀察人士注意到，在過去，有二次六中全會在關鍵時刻召開，在中共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第一次標誌著開啟毛澤東時代，第二次象徵著走進鄧小平時代。
六屆六中全會：開啟毛時代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這次全會主要有兩個看點。一是規定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二是提出「四個服從」，後來被寫入黨章，成為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定海神針」。
遵義會議後，雖然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得以確立，但是，在長征途中，還是發生了張國燾擁兵自重、另立中央的事件；抗戰初期，王明自恃有強硬的共產國際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放在眼裡。
六屆六中全會之前，中共先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再次傳達了這些指示。
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指導，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這些指示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的資本。李維漢後來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在六中全會發言時，多數中共高層力挺毛澤東。彭德懷說：「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陳雲表示：「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到現在，無什麼大的錯誤，這主要是中央有遠見，起了把舵的作用。」李富春則說：「黨的成功……最主要是中央路線的正確，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
當時，還有人提出應當推選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認為還不是時候，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但在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就主動將工作移交給毛澤東了。張聞天回憶說，「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認為他明確提出「四個服從」：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在中共七大上，「四個服從」被寫入黨章。
可以說，六屆六中全會是開啟毛澤東時代的一次會議。毛澤東本人對這次六中全會的評價也頗高。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作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時公開表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走進鄧時代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這次全會主要看點也有兩個。一是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決議）。這一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並稱毛澤東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二是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文革，成為中共全黨和全國關注的一件大事。1979年，葉劍英在建國30週年講話中宣佈，要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革10年的歷史作出正式總結，中共隨後決定起草決議。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提出三條要求：第一，要對毛澤東的歷史作用作出積極評價；第二，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說明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第三，得出一個全面的結論，使人民能夠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陳雲則提出，要另加建國前的黨史，寫中共60年，這更能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1980年10月，決議初稿發給大約4,000名高階幹部討論，讓他們提意見。討論歷時一個多月，實際有5,600多人參加。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黨內民主大發揚。針對嚴厲批評毛澤東的呼籲，鄧小平指示，「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起草決議與解除華國鋒職務同步進行。據《鄧小平文選》記載，在最後「敲定」決議時，鄧小平表示應該寫上華國鋒的名字，並指出其錯誤。「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同時，按現在的政治動態來說，也有必要。」
1981年6月下旬，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在7月1日中共建黨60週年之際向全國公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中共從此告別毛澤東時代，走進鄧小平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