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又給觀察者網扣帽子，要不要理睬他們？
文/觀察者網
「白宮聲稱釋放孟晚舟沒有政治干預，並否認拿孟交換兩名加拿大人，而中國線民覺得這很可笑。那些（中國）政治宣傳帶頭人發現，拿這份白宮聲明做文章很有好處。觀察者網，一個民族主義網站，發起了一個‘超級話題’嘲諷這份聲明，在社交媒體上獲得3億多次閱讀。」
10月4日，178歲的英國週刊（自稱是報紙）《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孟晚舟歸國事件發表時評《當中國想樹威》（When China wants to be feared），順帶拿觀察者網舉例，佐證所謂中國「被推到高峰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這已經不是觀察者網第一次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了。像《紐約時報》、彭博社、《大西洋月刊》、路透社、法新社等「百年老字型大小」西方傳統媒體，在提到這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新媒體時，都曾不約而同地給它貼上「民族主義」標籤，讓人不得不懷疑，這是不是「行業標準化操作」？
當然，這也不是觀察者網的「特殊待遇」。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等中國權威媒體早已深入西方傳媒語境之中，但直到今天，只要它們在外媒報導裡「客串」，就必然被打上「國營媒體」、「黨的喉舌」等等固定標籤——即使外國讀者早已熟悉它們。
其實，民族主義曾經不是貶義詞。
其實，黨媒、國營媒體也都不是貶義詞。
在歐洲，相當一部分大眾媒介是國營的；在特定歷史時期，黨報幾乎統治美國傳媒業，沒人覺得奇怪——直到便宜的「便士報」把黨報徹底擊垮，美國迎來商業報刊時代。
然而，在西方媒體的涉華報導中，一切都變了味。中國民族主義的潛台詞是所謂「極端、威權、洗腦」；中國國家媒體的潛台詞則成了「政治宣傳」，「愚弄百姓」。
久而久之，外國讀者也和他們的媒體形成「閱讀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讀者看到引用的是中國「民族主義」媒體，就「條件反射」地認為這是「假新聞」在「洗腦百姓」，殊不知自己已經被困在一間滿是偏見的「繭房」之中。媒體打個標籤，也就可以大膽採編中國報導，不用怕民眾被「帶偏」了。
西方媒體，為什麼這麼喜歡給中國同行「扣帽子」？
究其根本，西方媒體到底建立了什麼輿論霸權，能夠斜著眼睛給外國媒體肆意定性？它們為何站在自由主義高地上，批量生產一頂頂「高帽」，然後把「戰狼」、「中國官媒」等等詞彙全部「搞臭」？
如果還施彼身，對這些在意識形態道路上越走越偏的西方媒體，應該給他們各戴一頂什麼合適的「帽子」呢？
百試百靈的「帽子」
10月2日，《經濟學人》在中國版塊的專欄「茶館」中發表評論文章《當中國想樹威》（When China wants to be feared）。
這家老牌自由主義媒體的精緻文筆，精妙地歪曲了事實真相：孟晚舟在美國的策劃下被非法拘留，但這1000多天被描述成「3年的法律糾紛」；孟晚舟走下舷梯的一刻，《經濟學人》卻「陰陽怪氣」道「國家電視台直播她降落的畫面，好像她是宇航員似的」。
文章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說法極盡嘲諷，並把孟晚舟的歸國污蔑為「人質交換」。中國民眾感歎祖國強大，也被諷刺為民族主義氾濫。要知道，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和中國政府的不懈努力，孟晚舟可能還像前阿爾斯通高管皮耶魯齊那樣，繼續被美國拘押。
《經濟學人》為了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舉例稱，「白宮聲稱釋放孟晚舟沒有政治干預，並否認拿孟交換兩名加拿大人，而中國線民覺得這很可笑。那些（中國）政治宣傳帶頭人發現，拿這份白宮聲明做文章很有好處。觀察者網，一個民族主義網站，發起了一個‘超級話題’嘲諷這份聲明，在社交媒體上獲得3億多次閱讀。」
經濟學人宣稱，中國線民對於美國的嘲諷，和中國官方對於所謂「扣留人質」不明確否認的態度無法調和。
英語國家的讀者不瞭解觀察者網，作者可以對背景資訊進行補充，但「民族主義」的「帽子」帶著先入為主的判斷，飽含對中國線民居高臨下的批判。
觀察者網每次出現在外國媒體中，必然被戴上這頂「帽子」。這種「媒體定性」更多是為意識形態和立場服務。
例如路透社2020年12月2日的報導中，引用了愛國畫手@烏合麒麟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說的「有太多抹黑中國的漫畫」，一句話就草草地將烏合麒麟與「民族主義」掛鉤。而且，報導從標題就開始充斥偏見——《‘戰狼’畫家翻開中國政治宣傳藝術作品的新篇章》。
7月，觀察者網和人民日報旗下報紙《環球時報》追蹤曝光了柯達公司發佈抹黑中國新疆的攝影作品，引發輿情，最終促成柯達刪除涉疆「黑照片」，並發佈澄清聲明。
《紐約時報》7月21日在報導此事時，特別寫到共青團中央轉發的「民族主義新聞網站觀察者網」的報導——《新疆這麼美，柯達卻非要‘夾帶私貨’》。《紐約時報》當時就來了一波「常規操作」，強行將共產黨與西方口中的「極端民族主義」扯上聯繫，還緊接著引用那名抹黑新疆的攝影師的採訪，並用大量篇幅為他洗白。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種「媒體定性」已經成為西方媒體的「常規操作」。
法新社在報導香港的稿件中，更是稱觀察者網是「中國大陸的極端民族主義媒體」。
對於其他的中國媒體，這些西方老牌媒體們也都給他們「批發」了各式各樣的帽子。只要出現《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前面或者後面必然跟著「中國共產黨的喉舌」、「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小報」。
《紐約時報》2021年1月15日的報導很經典。這家反對特朗普的媒體在他下台後還在持續「鞭屍」，報導稱「特朗普和科技巨頭起衝突，而中國網路世界卻和特朗普站在一邊」。文章連續引用觀察者網和《環球時報》，並挨個給他們扣好「帽子」，暗含褒貶。
雖然這些西方媒體平時立場不同，有時候吵來吵去，但對中國媒體的定性卻十分一致，這也著實令人驚奇。
新華社、央視、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媒體，雖然頻繁在外媒報導中「現身」，但外國同行每次都要不厭其煩地給他們扣好「國營媒體」、「黨的喉舌」的帽子，無論讀者對他們多麼熟悉。
《經濟學人》在上面提到的時評裡「陰陽怪氣」道，「如果和西方關係不好了，那是因為國家偉大復興近在眼前。引用新華社——中國國家通訊社——的報導，孟被逮捕是因為中國的崛起，‘她的釋放也是’！」
這篇時評中同樣出現了《人民日報》，後面照例跟著「中國共產黨的官方喉舌」，然後摘出人日報導中的內容嘲諷一番。
「假裝上帝」的《經濟學人》
馬克思曾一語道破《經濟學人》的本質，「倫敦的《經濟學人》，是金融貴族的宣傳工具」（the organ of 「the aristocracy of finance」）。
《經濟學人》編輯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2003年的告別專欄曾回憶道，曾經有一個新來的編輯問一個老編輯，「怎麼寫出《經濟學人》那樣的文章？」
那名老編輯精闢地回答，「假裝你是上帝。」（Pretend you are God）
紐約城市大學歷史學教授亞歷山大·澤文（Alexander Zevin）的著作《逍遙法外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at Large）寫道，「每每出現戰爭、經濟蕭條，或是這家雜誌不支持的運動，《經濟學人》的‘心臟’就會受到一次打擊，然後再重申他們對信念和原則的堅守：自由市場、低稅收、法治、公民自由、私有財產、新聞自由、帝國主義的暴利優勢，還有對政府的懷疑。」
雖然雜誌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但從創刊伊始，就有高度的政治性和階級屬性。據這本書介紹，1843年，一個名叫詹姆斯·威爾遜的蘇格蘭帽子生產商為了反對英國《穀物法》而創立了《經濟學人》，又名《政治、商業、農業和自由貿易報》。
雖然聽起來像產經報紙，但一開始刊載更多的是宣傳鼓動性的內容，報紙的目標受眾是「佔有土地和金錢利益的上層社會」，而窮人、下層階級以及試圖幫助窮人的改革運動，都遭到了無情的誹謗，就連他們所受的痛苦也要被斥責一番。
威爾遜賦予了《經濟學人》傳教的使命，其最基本的「教義」就是：只有自由貿易的清風才能拯救墮落的社會。威爾遜寫道，「我們堅信，（自由貿易）在延續文明和道德方面，沒錯，還有在消滅奴隸制方面，比其他任何可見的方式都更有效。」
英國《新政治家週刊》（New Statesman）2019年11月27日的文章曾直言，《經濟學人》從一開始就不懈地為自由帝國主義辯護。
1947年，《經濟學人》讚頌杜魯門主義，1948年支持粉碎馬來亞叛亂，1951年建議在伊朗進行炮艇外交。60年代，它為美國中情局策劃下的中美洲侵略和政變歡呼，無條件支持越南戰爭，1965年為蘇哈托在印尼清洗共產黨的行動洗白，1973年對智利的右翼政變喜聞樂見，1991年早於小布希呼籲對薩達姆發動戰爭，並在2002年將這場戰爭美化為對伊拉克進行的一次先發制人的打擊。
2012年，《經濟學人》外交事務方面的資深撰稿人的約翰尼·格裡蒙德（Johnny Grimond）在他的退休演講中表示，「沒有《經濟學人》不喜歡的戰爭。」
對於崛起的中國、逐漸式微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人》則憂心忡忡，在經濟板塊保持一貫高水準的同時，政治板塊則陷入一會「唱哀歌」，一會「歇斯底里」的分裂狀況。
到了2018年9月15日，《經濟學人》在創刊175周年時擔憂地寫道，「175年前創立《經濟學人》是為了爭取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造就了現代世界，可現代世界卻開始與之背道而馳……我們對這一現狀令人深感擔憂。」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諮詢委員會主任李世默曾研究《經濟學人》雜誌對歷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所發表的評論，得出一個頗有喜感的結論：人們幾乎可以反過來理解這個雜誌關於中國的政治評論。它說你不好，往往是很好。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說，「這印證了對於像《經濟學人》雜誌這樣的西方主流媒體關於中國的政治評述，可以反過來理解，準確度八九不離十。這種現象還印證了我2010年的話：十年之內，西方媒體會為誤讀中國而後悔，現在一些人恐怕腸子都要悔青了。當然還會有一些嘴硬的，就讓他們繼續留在黑暗中犯傻吧。」
所以，一出生就面向精英、自帶階級屬性的《經濟學人》，自然只能找出些「民族主義」、「政黨喉舌」的帽子給中國媒體戴上，而我們大可一笑了之。畢竟，在互聯網時代，「跌落神壇」的媒體已經不再有資格去「教化眾生」了。面對轉型和生存壓力，最好的選擇只能是與讀者平等地站在一起。
一些西方媒體常年政治操弄，報導失實失範，所作所為和自我標榜背道而馳，其實早已給自己贏得了一張張標籤。
經濟學人早就被坐實「金融貴族的宣傳工具」、「自由帝國主義辯護者」。為了反特朗普一切上綱上線的CNN，成了前美國總統「親測有效」的「假新聞」（Fake News）；而獲獎無數的《華盛頓郵報》也被特朗普蓋章認定為「亞馬遜公司的昂貴說客」（an expensive lobbyist for Amazon）；為了炒作涉疆陰謀論捕風捉影、拼湊不靠譜證據的英國廣播公司（BBC），也淪為「只有紀錄片可以信任的電視台」……
這些西方傳統媒體，無論如何搖旗呐喊，都無法逆轉走在下坡路上的自由主義世界。萬眾皆媒的時代，無論他們如何捏造一個似是而非的環境，真實世界的訊息還是會通過各種管道透出來。至於《衛報》、泰晤士報、福克斯電視台、美聯社、法新社等等在意識形態道路上越走越偏的「老字型大小」西方媒體，如果我們把帽子扣回去，大家發揮下想像力，應該給他們各戴一頂什麼合適的「帽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