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明：中國如何利用美國實力的大戰略
文/法廣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近日在美國《外交》雜誌撰文，就在他看來「中國如何利用美國實力的大戰略」加以說明。
博明稱，「儘管許多美國人遲遲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北京對華盛頓的敵意早在美國總統特朗普2016年當選之前就開始了，甚至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就開始了。自1949年掌權以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將美國視為敵對勢力。但三十年前，在冷戰結束時，中國領導人將美國從眾多對立面中的一個提升為其國家的主要外部對手，並開始悄悄地修改中國的大戰略，開始尋求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
博明稱，「美國和其他自由社會遲遲沒有意識到這種競爭，國會山出現了罕見的兩黨合作精神。但是，即使是這種新的共識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戰略中最具威脅性的因素之一：它利用美國和其他自由社會的重要方面並將其作為武器為中國的野心服務。重要的美國機構，特別是金融和技術領域的機構，堅持幾十年來通過接觸獲得的自我毀滅的習慣，這種方法導致華盛頓將經濟合作和貿易置於一切之上。」
博明說，「然而，如果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找到了意願，就有辦法將華爾街和矽谷拉回原位，將美國的脆弱性轉化為優勢，並減輕北京政治戰的有害影響。這必須從採取更大膽的措施開始，阻止美國資本流入中國所謂的軍民融合企業，並挫敗中國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領導權甚至壟斷權的渴望–從半導體製造開始。」他稱，「美國還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揭露和對抗中國政府的信息戰，這些信息戰通過利用美國的社交媒體平台；這些平台本身在中國境內是被禁止的來散布虛假信息和播撒分裂。華盛頓應該還人情，讓中國人民更容易獲得來自中國所謂防火牆之外的真實新聞。」
博明稱，「一些人認為，由於中共的意識形態在國外沒有什麼吸引力，所以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了微不足道的威脅。然而，這種意識形態對中國人民也沒有什麼吸引力，而且這並沒有阻止該黨統治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問題不在於列寧主義極權主義的誘惑力，而在於列寧主義極權主義–由資源豐富、意志堅定的北京統治者所實行–具有巨大的強制力這一事實。」
博明稱，「因此，美國領導人不應忽視這場競賽的意識形態層面；他們應該強調這一點。美國的價值觀：自由、獨立、信仰、寬容、人類尊嚴和民主，不僅僅是美國為之奮鬥的目標：它們也是美國武器庫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因為它們與中共在國內實行一黨統治、在國外實行中國統治的空洞願景形成鮮明對比。華盛頓應該接受這些優勢，並有力地提醒美國機構，儘管安撫中國可能在短期內有助於它們的資產負債表，但它們的長期生存取決於只有美國領導才能確保的自由市場和合法權利。」
博明稱，「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沒有考慮到美國社會和企業正在被武器化以服務於中共的長期議程，這可能被歸結為天真或波利安娜式的樂觀主義。這樣的借口已經不再可信了。然而，北京仍在上演這齣戲，將美國的資金和機構用於自己的目的，這使得華盛頓更需要採取真正的行動。」
「政治戰的藝術」
博明稱，「西方國家遲遲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國精心設計的、長達數十年的敵對戰略，這與美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後的傲慢有很大關係。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中共將發現幾乎不可能抵制柏林牆倒塌後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據這一思路，通過幫助中國致富，美國將放鬆該黨對其經濟、人民和政治的控制，為逐步與多元化的西方國家接軌創造條件。」
博明稱，「這可以說是一個誤判，部分原因是中共為實施其大戰略所採用的方法。憑藉令人羨慕的紀律，北京長期以來一直在掩飾其挑戰和顛覆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意圖。北京與西方技術合作，美國人認為這些技術將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但它卻利用這些技術來監視和控制中國人民，並將中國境外越來越多的世界人口作為目標。該黨現在系統地培養西方公司和投資者，而這些公司和投資者反過來又對中國的政策言聽計從，甚至以符合中共目標的方式遊說其本國首都。」
博明稱，「北京的方法都是政治戰的表現，冷戰遏制戰略的主要設計師、美國外交官喬治·肯楠在1948年的一份備忘錄中用這個詞來描述一個國家為實現其國家目標，在戰爭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肯南認為蘇聯的政治戰爭是最精緻和最有效的。如果肯南今天還活着，他會驚嘆於北京在克里姆林宮的遊戲手冊上的改進。」他稱，「肯南的備忘錄旨在使美國國家安全官員打消對和平與戰爭之間基本區別概念的普遍依戀。他希望美國人能夠擺脫這一障礙，學會在政治領域作戰，以防止與蘇聯發生潛在的災難性軍事衝突。在很大程度上，華盛頓正是這樣做的，在各大洲召集夥伴以遏制蘇聯的影響。」
博明稱，「今天，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正再次接受政治戰爭的現實。然而，這一次，這場運動是由一個不同的共產主義國家指揮的：它不僅擁有軍事力量，還擁有來自其准市場化版本的資本主義和系統的技術盜竊的經濟力量。雖然有一些人持反對意見，例如金融家、藝人和從參與中受益的前官員；但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歐洲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的普通公眾終於適應了中國政權的邪惡本質及其全球野心。考慮到中共近年來的行為方式，這並不令人驚訝：掩蓋新冠病毒的最初爆發，攻擊中印邊境的印度軍隊，扼殺與澳大利亞的貿易，粉碎香港的法治，並加強對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運動。」
「不再韜光養晦」
博明稱，「這些咄咄逼人的舉動僅僅代表了幾十年來戰略的一個新階段。美國學者杜如松 （Rush Doshi）在撰寫其最近的《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一書時，仔細研究了中國領導人的講話、政策文件和回憶錄，以記錄北京如何將目光投向了瓦解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根據當下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中國事務主任的杜如松的說法，有三件事讓中共領導人感到非常震驚：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活動；1991年初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部隊的壓倒性勝利；以及同年蘇聯的解體。」
杜如松說，「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提醒北京注意美國的意識形態威脅；海灣戰爭的迅速勝利提醒它注意美國的軍事威脅；而失去共同的蘇聯對手則提醒它注意美國的地緣政治威脅。在短時間內，美國迅速取代蘇聯成為中國的主要安全關切，這反過來又導致了一個新的大戰略，一場取代美國力量的三十年鬥爭就此誕生。」
博明稱，「中國的新大戰略首先旨在淡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然後更公開地將美國的力量從該地區取代，最終主導一個更適合北京治理模式的全球秩序。蔡霞認為，這種模式不僅僅是威權主義，而是新極權主義，她在中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最高殿堂：北京中央黨校擔任了15年的教授。現在流亡美國的蔡霞最近在這些網頁上詳細介紹了她與中共的分歧，並在其他地方寫道，中共的基本利益和利用（美國）同時對其保持敵意的基本心態在過去七十年裡沒有改變。」
博明稱，「蔡認為，習近平並沒有制定黨的戰略。他只是把它轉移到了一個更公開、更積極的階段。如果觀察家們能更仔細地思考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對中國提出的韜光養晦的戒律，他們就會意識到，鄧小平的做法始終是作為一個過渡階段，在中國強大到可以公開挑戰美國之前，是一個佔位符。」
博明稱，「這個時刻現在已經到來，北京不再費力地掩飾其全球野心。今天，黨的口號要求中國在世界範圍內佔據中心位置，建立人類共同命運的共同體。3月在阿拉斯加，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與中國同行的首次面對面會談中，這一點得到了生動的展示。在他們的開場白中，中方利用國際電視對這次會議的報道來教訓美國人。我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承認美國所倡導的普世價值，不承認美國的意見可以代表國際輿論，中國高級外交官楊潔篪在一次精心編排的抨擊中說。楊潔篪將美式民主與他所謂的中式民主相提並論。他認為，後者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廣泛支持，而 美國自己國內現在，很多人對美國的民主並沒有信心。」
博明稱，「楊潔篪的獨白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於在大多數新聞報道中，最重要的含義很容易被忽略。北京正在利用其在鏡頭前的時間，公開宣布其對世界領導地位的追求。漢學家馬修·約翰遜（Matthew Johnson）表示，楊潔篪是在遵循習近平在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上發布的指示，當時中國領導人呼籲黨員幹部提高意識形態的領導力和話語權，以捍衛北京的極權主義社會主義品牌。這種在全球舞台上進行意識形態鬥爭並取得勝利的過程也被賦予了一個名字：偉大鬥爭。」
「最好的防禦」
博明稱，「肯南認為經濟國策是政治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將經濟武器納入其大戰略並不令他驚訝。北京的經濟目標被表述為雙循環政策，即優先考慮國內消費（內部循環）而不是依賴國外市場（外部循環）。然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中國的這一戰略實際上可以被認為是進攻性槓桿：這一方法旨在減少中國對高科技進口的依賴（同時使世界上的技術供應鏈越來越依賴中國），確保中國可以很容易地用另一個國家的相同進口產品替代來自一個國家的進口產品，並利用中國的經濟槓桿來推動中共在全球的政治目標。」
博明稱，「中共試圖將這些舉動說成是防禦性的。習近平在去年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解釋說：『我們必須保持和加強我們在整個生產鏈中的優勢……我們必須加強國際生產鏈對中國的依賴，形成強大的反制和威懾能力，防止外國人人為地切斷（對中國）的供應』。然而，在實踐中，中國正在發揮進攻作用。近年來，中國政府限制與加拿大、日本、蒙古、挪威、菲律賓、韓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旅遊，以迫使這些國家的法律和內部政治及司法程序發生變化。」
博明稱，「這些運動中最積極的是中共對澳大利亞發起的運動。一年多以前，澳大利亞建議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這一想法得到了世界衛生大會幾乎所有成員的支持，但北京決定對堪培拉的膽量進行懲罰。中國很快開始限制進口澳大利亞的牛肉、大麥、葡萄酒、煤炭和龍蝦。隨後，中共公布了一份14項所謂的爭端清單，實際上是對澳大利亞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包括要求堪培拉廢除旨在對抗中共在澳大利亞的秘密影響行動的法律，通過壓制對北京的批評來鉗制澳大利亞媒體，並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要求做出讓步。中國正是以習近平的講話和黨的文件所描述的進攻性經濟戰略來針對澳大利亞。至少在大戰略方面，習近平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
「受到影響的情況下」
博明稱，「中共的進攻性槓桿運動是北京大戰略的公開體現。但該戰略也依賴於隱蔽和無形的活動：旨在顛覆中國對手的社會和政治機構的信息戰和影響行動。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統戰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活動範圍，中國領導人稱之為法寶，這在世界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是無法比擬的。黨的9500萬黨員必須參加這個有許多分支的系統，僅統戰部就有三倍於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員的幹部。」他稱，「然而，統一戰線並不從事外交工作，而是收集有關公民個人和政府官員的情報，並努力影響他們，重點是外國精英和他們經營的組織。收集檔案一直是列寧主義政權的一個特點，但北京對全球數字網絡的滲透使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博明稱，「中共收集了全世界數百萬外國公民的檔案，利用它收集的材料來影響和恐嚇、獎勵和敲詐、奉承和羞辱、分裂和征服。政治學家布拉迪（ Anne-Marie Brady ）稱統一陣線的工作是腐蝕和破壞外國政治制度的工具，『削弱和分裂我們，使我們的媒體的批評聲音受到侵蝕，並將我們的精英變成中共的客戶，他們的嘴裡塞滿了現金』。」他稱，「黨的武器庫中較新的是對美國社交媒體公司的利用。在過去的幾年裡，中國政府在他們的平台上充斥着公開和隱蔽的宣傳，並通過代理和機器人進行放大，這些宣傳不僅越來越注重宣傳北京政策的粉飾性敘述，而且還注重加劇美國和其他目標國家的社會緊張局勢。例如，中國政府及其在線代理機構幾個月來一直在宣傳質疑西方製造的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內容。」
博明稱，「總部位於紐約的智庫蘇凡中心（Soufan Center）的研究還發現，有跡象表明，基於中國的影響行動正在放大網上的陰謀論，包括與匿名者Q（QAnon）有關的虛假信息。蘇聯做夢也想不到，它的煽動性宣傳能在美國獲得大量受眾，就像北京每天通過矽谷科技巨頭提供的工具獲得的那樣。博客漢學主義（Sinocism）的作者、北京信息戰的密切觀察者畢曉普（Bill Bishop）寫道：『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有效的全球信息行動和增加其國際話語權的有效途徑，只能通過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美國社交媒體平台』。」
「美國的反擊戰略」
博明稱，「經過幾十年的天真和否認，華盛頓對北京的態度終於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適應現實並變得強硬起來，拜登政府基本上維持了其前任的政策。特朗普為懲罰中國盜竊知識產權而徵收的關稅仍在實施，拜登總統正在充實特朗普發起的商務部小組，旨在將危險的中國軟件和設備排除在美國國內電信網絡之外。本屆政府還在深化與中國有關的外交舉措，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組成的民主國家集團。」
博明稱，「儘管採取了這些糾正措施，但仍有幾個領域需要華盛頓進一步加強其做法，特別是確保美國強大的私人利益不再削弱其對抗中國的能力。金融領域是開始的地方。數百萬美國人的退休儲蓄目前為北京的軍事現代化提供資金，並支持那些參與種族滅絕和其他反人類罪行的中國公司。即使在中國政府系統地將外國記者驅逐出中國，並使該國的投資環境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的時候，富時羅素和摩根士丹利等股票指數供應商繼續將中國公司納入其指數，有時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
博明稱，「由於許多美國基金以這些指數為投資基準，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自動流向中國公司，包括那些被華盛頓制裁或受到出口管制的公司。對中國政府來說，美國資本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其深度和流動性超過了世界上其他資本市場。很少有成功的中國科技公司不是利用矽谷風險投資公司的資金和專業知識創辦的。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是由美國資本提供種子資金。」
博明稱，「儘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發布的行政命令已經禁止美國對59家被點名的參與中國軍隊現代化或人權暴行的中國公司進行投資，但財政部需要將該名單擴大至少一個數量級，以更好地涵蓋開發所謂軍民兩用技術的中國公司：那些既有民用也有軍事或監視用途的公司。拜登政府還應該執行一項禁令，禁止購買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的債務工具，並澄清這些公司的子公司對美國投資者也是禁區。歐盟應該採用類似的投資黑名單，並永久放棄其最近與北京談判的貿易協定。在中國政府制裁強調中國侵犯人權的歐洲議會議員和智庫後，該協議已經被擱置。歐盟現在應該一勞永逸地退出。」
博明稱，「美國和歐洲國家也應該挑戰一些公司的赤裸裸的虛偽，這些公司吹噓他們的投資產品將促進『環境、社會和治理』目標。一些提供這類選擇的基金經理避免投資於不符合特定標準（稱為ESG標準）的西方公司，但卻樂於投資於在所有三個類別中都表現糟糕的中國公司。例如，有些美國大學的捐贈基金可以故意決定只投資於符合ESG標準的美國公司，但同時又投資於一系列無視所有公認的公司治理和環境管理標準的中國公司。中國公司對溫室氣體排放、海洋塑料污染和非法捕魚的貢獻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的公司都大」。
博明稱，「至於社會責任，各種各樣的中國公司：從領先的技術公司到出口全球的製造商與北京的安全機構合作，追蹤、監禁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穆斯林，並強迫他們勞動。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共的基層組織主要是秘密運作，對中國公司進行重大的、往往是決定性的控制，這是對西方公司透明度和獨立性標準的嘲弄。」博明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需要履行2020年《外國公司責任法案》規定的法律義務，該法案規定，如果中國公司未能達到美國會計準則，則在從美國交易所退市之前有一個過於寬鬆的三年寬限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甚至還沒有為不符合標準的公司啟動三年倒計時的時鐘。在判斷美國法律空洞之後，中國公司繼續在美國進行IPO。」
博明稱，「華盛頓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阻止中國政府主導半導體製造業的計畫。中國領導人很清楚，大多數21世紀的技術；包括5G電信、合成生物學和機器學習都是圍繞先進的半導體建立的。因此，這些領導人為建設中國的芯片代工廠投入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補貼，結果好壞參半。」他說，「世界上大部分的尖端芯片都是由台灣半導體製造公司生產的。中共有許多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理由來考慮入侵台灣；它對芯片市場控制的追求代表了這樣做的經濟動機。當然，一場戰爭可能會嚴重損害台灣的代工廠，無論如何，如果沒有西方的芯片設計和設備，它們將難以維持生產。而且，對芯片供應的這種衝擊將影響到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下游工作，而不僅僅是其他大型經濟體的工作。」
博明稱，「即便如此，中國政府可能認為，中國可以比美國更快地從危機中恢復。這正是中國政府從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吸取的教訓，其對中國的對手造成的損失遠遠大於中國本身。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會僅憑半導體庫存就採取攻擊台灣和冒着與美國開戰的風險的致命步驟。關鍵是，中國領導人可能不認為半導體供應鏈的中斷是發動戰爭的障礙。」博明稱，「不管北京方面如何考慮，華盛頓應該通過補貼美國的新芯片代工廠來消除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任何潛在優勢：2020年的《CHIPS法案》和2021年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就是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商務部還必須通過更嚴格地限制用於製造半導體的美國製造的設備的出口，來減緩中國政府擴大其代工規模的努力；不僅是尖端芯片，還有那些幾代前的芯片。」
博明稱，「最後，華盛頓需要做更多工作來解決北京的信息戰。我們這個時代最奇怪的諷刺之一是，美國公民的政治言論有時會受到審查，甚至被那些向全世界數百萬人傳播中共虛假信息和煽動性言論的美國社交媒體巨頭所剝奪。美國公司、國會和法院應該採取行動，解決這兩種現象；支持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同時揭露中國政府推動其信息傳遞的方式。」他稱，「這可以而且應該在維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文字和精神的情況下進行。這個想法不是要審查北京的聲明，而是要揭露政府精心策畫的努力，通過虛假賬戶和隱蔽計畫，將宣傳偽裝成公民之間的有機對話。在這一努力中，華盛頓的最佳合作夥伴應該是矽谷社交媒體巨頭本身。因為他們有辦法發現北京的代理人，這些公司可以發揮主導作用，抑制中國政府在網上的影響行動的規模。」
博明稱，「同時，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以及在其中蓬勃發展的公司，必須讓中國公民更容易從中國的防火牆外獲取信息，並在北京的數字全景圖的監視下相互交流。防火牆很強大，但在技術上卻沒有許多觀察家通常認為的那麼先進。與中共的信息戰相比，美國的努力不需要涉及製造虛假信息，甚至根本不需要產生多少內容。華盛頓只需要為中國人民提供更安全的手段，與他們的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新聞、意見、歷史、電影和諷刺。」
博明稱，「一個很好的開始是在中國的僑民中。目前，抵制中共路線的華文新聞機構已所剩無幾。根據中國政府實施的一項新的國家安全法，香港當局最近逮捕了為數不多的幾家媒體之一的所有者和編輯：現已停刊的《蘋果日報》。美國政府可以通過向有前途的私營媒體提供資助，並為聯邦資助的媒體（如自由亞洲電台）重新注入活力來提供幫助。美國的大學也應該給每個來美國學習的中國人發放第二部智能手機；不受微信等中國應用程序的影響，這些應用程序會監控用戶的活動並審查他們的新聞提要。」
「民主 VS. 暴政」
博明稱，「在1995年訪問北京期間，美國民主活動家劉迪蒙（Dimon Liu）會見了一位同情民主改革的前中國官員。他向劉女士提供了一個她永遠不會忘記的對美中關係的見解：如果競爭是基於利益，暴政就會贏。如果競爭是基於價值觀的，民主就會贏。」他稱，「北京最近試圖脅迫澳大利亞遵守中國政策的失敗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中共領導人賭的是，澳大利亞企業在遭受有針對性的貿易禁運後，會遊說其政府向中國政府做出政治讓步。但澳大利亞人民：包括商業領袖和出口商都明白，接受中國的最後通牒就意味着屈從於一個危險的新秩序。澳大利亞企業吸收了損失，經受住了禁運，並找到了新的市場。澳大利亞人決定，他們的主權比龍蝦銷售更重要；毫無疑問，這讓那些認為堪培拉會把澳大利亞的經濟利益置於其基本價值觀之上的北京感到困惑。中共打出這張牌後，只要民主國家保持對利害關係的警惕，就不可能在澳大利亞或其他地方再次有效地打出這張牌。」
博明稱，「中共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其對全球優勢地位的渴望，華盛頓的官員們終於不再假裝不知道。美國人、歐洲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們現在對北京的意圖和其敵對行為的來源越來越清楚。當選的領導人現在必須採取下一步行動：不僅對北京，而且對他們自己社會中需要加入反對中共的精英機構實行強硬的新路線。」他稱，「由於公司是經濟行為體，而不是政治行為體，政府有責任制定與對手接觸的準則。有了嚴格的新參數，華盛頓可以為所有美國公司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重新對美國245年的民主試驗作出承諾，而不是向中國政府的新極權主義試驗屈服。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準則，美國公司、資金和機構將繼續被脅迫為北京的目的而不是民主原則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