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為何成為「反中先鋒」？
徐櫻露（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助理館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徐櫻露
8月10日，中國外交部宣佈「召回我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的決定，引起軒然大波。中國外交部門作出此等嚴厲舉措實屬罕見，為何偏偏是東歐的一個彈丸小國「享受」了此等待遇？
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此次引發中方召回大使舉措的直接原因是「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復交涉、曉以利害，宣佈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然而，立陶宛在中國台灣設立代表處，僅是中立關係惡化的導火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立陶宛早就將手伸向了涉台、涉疆、涉藏等反中議題，不斷地試探中方的底線。
7月底，立陶宛向台灣地區捐贈20000劑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是第一個給台灣捐贈疫苗的歐盟國家。立外交部長蘭茨貝吉斯還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我很驕傲我們能和台灣人民團結一致對抗新冠疫情……熱愛自由的人們應該互相照顧！」此前，台當局曾向立陶宛捐贈10萬個口罩。
5月20日，立陶宛議會通過決議，污蔑中國在新疆實施所謂的「種族滅絕」，他們投票呼籲聯合國對拘留營進行調查，並要求歐盟委員會審查與北京的關係。這項決議雖然不具約束力，但得到了立陶宛議會五分之三議員的支持，該決議還呼籲中國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允許讓觀察員進入西藏與達賴會談。
在議會作出該決議後僅3天，立外長宣佈退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7+1」跨區域合作機制，他還攛掇機制內的其他國家採取相同行動以應對「17+1」對歐盟構成的「分裂」影響。
今年3月，立陶宛成立友台組織「立陶宛-台灣論壇」。其創始成員包括經濟部長奧林·阿莫内特（Ausrine Armonaite）、外交部副部長曼塔斯·阿多梅納斯（Mantas Adomenas）、首都維爾紐斯市市長西米西烏斯（Remigijus Simasius）。該論壇主席、前議員斯特波納維丘斯（Gintaras Steponavičius）還聲稱，「立陶宛有反抗蘇聯極權重獲民主自由的歷史經驗，對於台灣受中國大陸武力威脅特別能感同身受，願努力讓台灣完全融入國際社會。」
3月初，立陶宛國防部發佈《國家安全威脅評估報告2021》，大肆朝中國潑髒水，稱中國「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宣傳中共成就，「抹黑競爭對手」，「企圖」擴大在立陶宛和其他國家的影響。
根據立陶宛歷年國家安全威脅評估報告中提及「中國」的次數統計分析，立陶宛並非一開始就是個堅定的「反中者」，在其2018年發佈的國家安全威脅評估報告中只是籠統地提到了2次中國。中國駐立陶宛大使申知非還曾在採訪中表示，「2009至2019年堪稱中立關係‘黃金時期’」，兩國進行了多次高層互訪，簽署了一系列重要雙邊合作檔，「中立雙邊貿易和文化交流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
但是，2019年，中立雙邊關係急轉直下，立陶宛「譴責」中國在其國內和歐盟「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情報活動。並且，立陶宛對中國的惡意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立陶宛突然變臉？
敵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朋友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
俄羅斯是立陶宛一貫的攻擊對象。兩國的恩恩怨怨可以說是「剪不斷理還亂」。歷史上，立陶宛當屬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當中最有存在感的一個國家，16世紀時，立陶宛大公國與波蘭王國聯合成立了波蘭-立陶宛聯邦，後來逐漸發展成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歐洲國家之一。不僅如此，該聯邦還呈現出「超前性和多元性」，其政治制度被認為是「現代民主制、君主立憲制和聯邦制的先驅」，其奉行的宗教自由政策和對農奴實行的寬容政策也被歐洲史學家所讚譽。
然而，從17世紀中期開始，波蘭-立陶宛聯邦逐漸走向衰弱，後來更是在遭遇歐洲列強「慘烈」的三次瓜分後正式覆滅，維爾紐斯也在第三次瓜分中被沙皇俄國所佔領，立陶宛淪為了俄羅斯的一個「省」，此後，立陶宛開始了一個「小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歷史——多次被波蘭、德國、蘇聯佔領。
而由於蘇聯時期的高壓政策，立陶宛對蘇極其仇恨，在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佈獨立，拉開了蘇聯分崩離析的序幕，並在2004年加入了北約和歐盟，正式轉入「西方陣營」。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和2014年烏克蘭危機使立陶宛對俄羅斯的「恐懼」達到了新的高度，而波羅的海三國也迅速作出反應，在大幅增加軍事支出的同時，還在北約框架內大幅加強軍事建設和軍備力量建設。
這個反應又進一步「迫使」俄方加強了在西部軍區的軍事部署。雙方互相指責，互不退讓，而立陶宛也成為了歐盟和北約中的反俄先鋒。
眾所周知，現在中俄雙邊關係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水準，2019年兩國元首決定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聯合發表《關於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與此同時，中俄的軍事合作也不斷持續、穩定地發展。
2018年9月11日至17日在遠東和太平洋水上地區舉行的俄羅斯、中國和蒙古三方聯合軍演「東方-2018」，被稱為是自1981年蘇聯「西方－81」演習以來俄羅斯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參演人員超過30萬，參演裝備車輛3.6萬台、各種飛機1000餘架、艦船近80艘，堪稱「史無前例」。
而北約情報負責人羅林霍芬針對此次軍演評論稱「俄羅斯想要通過此次軍演傳遞多重消息……（其中就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已經準備好用軍事手段維護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在此之前，波羅的海三國總統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呼籲美國向波羅的海三國派遣更多的軍隊，加強北約東線的空中防禦。
另一方面，中美競爭愈演愈烈，2018年從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開始的「貿易戰」，2019年以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為標誌的「科技戰」，還有美國借香港、疫情、新疆大肆發揮，在國際上掀起的對華「輿論戰」都加深了中美的對立立場。
而立陶宛作為美國的堅定支持者，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中國的對立面。不僅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禁止中國在克萊佩達投資，還赤裸裸地將中國稱為其「網路空間和電子通訊（領域）的威脅」。
據立陶宛維爾紐斯政策分析研究所的一名分析家表示，「美國方面的態度十分明確，如果華為在立陶宛參與了5G建設，那這裡將不再有美國軍隊……而有關克萊佩達港口，美國也清楚地表明瞭自己立場，雖然沒有那麼直白。」
而在台灣方面宣佈將在立陶宛設「代表處」後，美國在台協會（AIT）隨即發佈聲明表示支持，聲稱「所有國家都應享有與台灣締結更緊密關係及拓展合作的自由」。此次立政府宣佈將在台灣設立代表處，背後可能也有美國默許和支持。
立陶宛新政府強力支持台當局
2020年10月，立陶宛舉行了議會大選，三個主要政黨：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Homeland Union-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丶自由運動黨（Liberal Movement）和自由聯盟黨（Freedom Party），總計拿下了國會141席中的74個席次，三黨在11月6日同意組成執政聯盟，並在9日簽署協定。
協定中提到，新政府將發展「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我們將積極反對任何侵犯人權與民主自由的行為，並且將捍衛世界各地爭取自由的人士，包括白俄羅斯與台灣。」
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為立陶宛主要的中間偏右政黨，主張自由保守主義與基督教民主主義，但也帶有民族主義傾向。格比亞魯斯·蘭茨貝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於2015年當選為該黨主席，並在大選勝出後出任立外交部長。
而格比亞魯斯·蘭茨貝吉斯的祖父，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是立陶宛從蘇聯獨立後的首位國家元首，在立陶宛獨立運動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還曾擔任立陶宛議會議長，在立陶宛政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2019年老蘭茨貝吉斯還和西方另外76名社會、政治活動家聯合簽署《反對在俄羅斯境內的政治鎮壓的公開信》。
他的孫子也繼承了他「親美反俄」的政治基因，在2020年6月時和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副主席、時任議會議員阿多梅納斯聯名發表《立陶宛是時候做出抉擇了》的文章，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並宣稱「（面對中國的行為）立陶宛無法閉上眼睛，置身事外……中國和之前的俄羅斯一樣，正在挑戰基於普遍國際法的和平共處模式……（而且）速度更慢、更謹慎——也更危險。」
他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提出「立陶宛一應退出旨在分裂歐盟、擴大中國影響力的「17+1」合作機制；二必須全面加強與台灣的關係，支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承認其為『事實上獨立的法治民主國家』；三要在歐盟和北約中尋求對華統一的原則立場；四應拒絕與華為以及其他在中國從事『監視、間諜和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公司合作；五須為逃離極權政權暴力威脅的香港人提供即時庇護。」
而在勝選之前（2020年6月），作為反對黨的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就曾邀請台灣駐拉脫維亞台北代表團代表金星（Andy Chin）在立議會發表演講，介紹台灣的防疫政策。這是台灣方面的「官員」在立陶宛，或者說是在波羅的海國家受到過的最高「禮遇」。
而在2020年4月，時任議會議員阿多梅納斯還聯合其他約200名立陶宛政治家和公眾人物致信總統，公開聲援台灣，提議立總統瑙塞達支持台灣獨立和其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席位。
雖然立總統發言人回應稱「只有聯合國成員才能正式成為世衛組織成員，台灣不是其中之一。」和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類似，自由運動黨也是中間偏右政黨，宣導保守自由主義和親歐主義；自由聯盟黨承諾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為基礎，宣佈尊重多樣性、經濟主動性和西方地緣政治的原則。
而由這三黨推舉的新任總理希莫尼特（Ingrida Simonyte）也持「親美反俄」，乃至「反中」的立場，她曾表示新政府「不僅會關注邊境附近發生的事情，還會關注全球事務」。
2019年5月，在立陶宛總統選舉中，希莫尼特敗給了獨立候選人、經濟學家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瑙塞達的對華立場相對比較克制，不過他也持「親美反俄」立場。有這樣的領導班子，這一屆立陶宛政府會採取激進的「反中」政策也就不難解釋了。
立陶宛難從中國得到想要的好處
其實，立陶宛也曾想過與中國搞好關係，搭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據商務部消息，2017年11月，中立正式簽署《「一帶一路」政府間合作諒解備忘錄》，立陶宛政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17+1」，2018年成功舉辦「16+1」農業部長會，成為首個首屆進博會簽約參展國，時任立陶宛總統格裡包斯凱特還作為首個外國元首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並率團參會。
2019年5月，立陶宛總理出席第八屆中國-中東歐領導人會晤，6月立陶宛作為雙主賓國之一參加首屆中國-中東歐博覽會，11月主辦「17+1」金融科技高級別論壇並在維爾紐斯成立「17+1」金融科技協調中心。農業是中立合作的重點，除此之外，中立還積極在鐵路、郵政和快遞等領域開展合作。
據商務部統計2019年中立雙邊貿易額增長2%，達21.35億美元，來立陶宛中國遊客人數也超過21000人次，截至2019年年底共有10家中國金融科技公司在立陶宛註冊並獲得立陶宛中央銀行頒發的電子錢機構或支付機構牌照。
而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位列立陶宛出口市場的第22位，占出口總額的0.93%，進口來源國的第10位，占進口總額的2.91%。根據資料可以得出，對華貿易潛力雖大，但是從當前的體量上看，對立陶宛並不是特別重要。與中國的經濟貿易目前能給立陶宛帶來的實際收益遠遠沒有靠「反中」攫取的政治利益大。
而且，從另外一個層面看，有專家認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或者「17+1」合作機制下與中國開展合作「不利於波羅的海三國團結」——三國都有較發達的港口，且地理位置接近，互相之間存在競爭。
甚至有人分析稱，擴大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意味著擴大貿易逆差，對本國的經濟發展不利，而且，「由於中國對不同的國家區別對待」，像波羅的海三國這樣的小國會在和中國的談判中喪失歐盟整體談判的優勢。因此，立陶宛想攛掇其他國家一起退出「17+1」合作機制也就不難理解了。
立陶宛的歷史決定其標榜自己為「自由堡壘」
正如蘭茨貝吉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立陶宛長期以來一直是受迫害者的避風港，從中世紀的猶太社區到 16 世紀的俄羅斯政治難民（如安德列·庫爾布斯基王子），到老信徒、加爾文主義者和其他宗教少數群體，再到 21 世紀的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持不同政見者。」立陶宛人一直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的衛士自居。
今年3月，立陶宛議會議員薩卡莉妮（Dovile Sakaliene）和其他9名歐盟有關人員因為以「新疆人權問題為藉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而被中國制裁。薩卡莉妮反而把中方的制裁看作自己的榮譽勳章和可貴的政治資本，甚至表示「（中共的）威脅警告，一點都影響不了我，這種共產政權的老把戲，動輒恐嚇威脅別人，尤其是捍衛人權的人，這就代表我們說對了、做對了。」
在諸如有關「捍衛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事情上，立陶宛可謂是發揮了比其自身實力大得多的影響力。
2020年白俄羅斯總統選舉結束後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白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季哈諾夫斯卡婭（Svetlana Tikhanovskaya）於8月11日流亡至立陶宛。在白俄羅斯要求立陶宛引渡季哈諾夫斯卡婭時，立外交部長蘭茨貝吉斯回應稱「寧看地獄凍結」也不接受白俄的要求，並表示「立陶宛過去和將來都是一堵牆，所有受到政權迫害的民主力量都可以在這堵牆後面尋求庇護……每一個在立陶宛找到避難所的人都可以感到安全。」
可以看出，立陶宛在借「反俄」「反中」等操作吸引國際關注，以換取美國支持。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而中國作為2020年唯一一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更是受到了國際投資者的青睞，未來必將會在國際市場上發揮更大作用。
而立陶宛的這通操作，不僅對中國來說「不痛不癢」，還將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多只能從美國、歐盟那撈點好處費，但是想要靠這個實現自身的長遠發展，恐怕是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