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眼裡中共生存百年的三個「絕招」
文/美國之音
在中共慶祝百年生日之際，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陸續發表文章或書籍，分析中共在百年之後仍然牢牢控制14億人口的大國靠的是什麼。他們總體上歸納出三個原因：嚴密的極權控制、「偉光正」的宣傳洗腦、以及根據時代變化做出的一些調整。不管他們的看法是否中肯，現整理出來供讀者參考。
監控打壓，消除可能的反對力量
與世界其他任何極權主義政黨相比，現在的中共都算長壽的。中共的導師，蘇聯共產黨，在蘇聯1991年解體之前只統治了74年。非但如此，中共及其領導的政權還看似越來越強大，對美國和西方的民主體制形成了最大的挑戰。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狄忠蒲認為，中共維持政權的手段之一是嚴密的控制和消滅威脅。
他在「中國政治的悖論」一文中寫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列寧主義政權的共同特徵，包括不存在有組織的反對派、對政策進程的嚴格控制、遍佈社會各個角落的黨的組織，以確保黨的路線得到遵守，打壓少數民族以確保統一的民族認同。中共醉心於對政治組織的壟斷，使其免受任何真實的或想像的威脅的侵害。」
美國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CMC)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則認為，中共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殘暴、最血腥的」一個政權。他說，通過歷次運動，中共成功地根除了任何可能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這是中共政權存在的重要手段。
他6月30日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一個有關中共百年及其對未來的啟示的研討會上說：「這個政權消除了所有有組織形式的潛在抵抗，從秘密團體到宗教、到公民社會到私人機構。這是其他以前的政權，無論多麼殘暴的暴君，都無法做到的。」
從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27年間，中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包括「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和 「八九六四」等。有人統計過，中共執政以來，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6000多萬到一億不等。
裴敏欣特別指出，並不是歷史選擇了中共。事實上是1930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挽救了中共，否則，「中共只是歷史書上的一個注腳而已」。
中共對人權的打壓和網路審查在習近平上臺後更是變本加厲。習近平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對香港的鎮壓已經引起了國際關注。美國和不少國家認為習近平政府在新疆的所謂「再教育運動」是種族滅絕。在香港，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包括法治、新聞和教育在內的香港公民自由狀況在日益惡化。
近年來，中共對14億人口的控制和有效統治，通過高科技得到了進一步提高。英國網路服務安全公司(Comparitech)2020年7月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設置最多閉路電視(監視器)的20個城市裡面，就有18個在中國。此外，中國安裝的攝像頭數目是全球總數的一半。
掩蓋歷史，控制資訊，展示自己「偉、光、正」
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的裴敏欣說，掩蓋自己的殘暴歷史，消除民眾對中共殘暴歷史的集體記憶則是中共的另一政治遺產。因為中共的刻意隱瞞，在中國，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六四」大屠殺，更不用說中共更久遠的殘暴歷史。
在中共成立百年之際，習近平更是不遺餘力地向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開戰，向那些批評黨的錯誤，披露黨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真相的人開戰。習近平還下令重新編寫了《中國共產黨簡史》。在《簡史》中，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運動，包括給中國全民帶來劫難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艱辛探索」。
在掩蓋歷史真相的同時，共產黨還對資訊實施嚴格審查：監督社交媒體，封鎖網上的敏感詞，刪除敏感貼以及限制進入外國網站等等。
哈佛大學的賽奇教授指出，在中共嚴格控制的宣傳中，總是有一些不變的主題，以展示自己「偉大、光榮和正確」的形象。
他說：「有很多東西是不變的，這一點，我們從習近平7月1日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中國人仍然念念不忘受外國人欺辱的所謂百年國恥。這是 1949 年之前就流行的一種敘事–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一百年的屈辱，當然現在也超過了 100 年。中國共產黨仍然把這視為宣揚民族主義的重要敘事。這對其統治以及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於百年國恥的敘述很重要。」
賽奇說，這樣的敘事對習近平一直宣揚的中共領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很重要。
他指出，利用特定敘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並用這種敘事為未來的政策鋪路是所有政黨都會做的，但是中共的敘事有所不同，中共不會直面自己的錯誤，中共做的只是掩蓋事實、扭曲真相。為了展示中共的「偉大、光榮和正確」，賽奇說，即便中共承認出現挫折，但這種挫折通常是被歸咎於共產黨內的「邪惡」個人或是「外國勢力」。
他說：「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中共無法誠實地面對自己的過去以繼續前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黨犯了錯誤，要麼是邪惡的陰謀家將人民和黨引入歧途，或者是一些討厭的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並試圖歪曲他們想要推動的真實歷史。」
中共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就很能反應這個傾向。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說：「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這「反革命集團」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全然不顧在文革中所有人都聽從毛澤東的事實。
另外，中共還通過詆毀對手來展示中共的「偉大、光榮和正確」，以及中國「極權主義」制度相對西方民主的優越性。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共對於初期隱瞞疫情殃及全國乃至全球不僅毫無歉意，反而把通過極端手段實現的疫情控制當作自己「偉光正」和領導能力的體現，不去悼念無數冤魂反而高調慶祝勝利。
調整適應，追求「績效合法」
托尼·賽奇(Anthony Saich)是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艾什民主治理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剛剛出版了一本《從叛逆者到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百年》一書。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共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是中共長久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說：「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共)的適應性，加上中共組織的強大力量。我所說的適應性是什麼意思呢？正如你所說，很多時候我們預測中國共產黨垮臺。1989年，蘇聯解體，文化大革命，但每一次它都具備足夠的適應能力來重建自己，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賽奇認為中共在1978年推出的改革開放最能體現中共的適應性。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幾乎所有政治學家都認為中國的政治體系會迅速崩潰，但是，這一切沒有發生。鄧小平迅速決定將中共政權的使命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希望通過經濟建設「讓自己涅槃重生」。
從那以後，中共的政治精英似乎形成了一個共識，即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來自於中國的經濟表現。這種通過經濟成就，尤其是以執政黨能提高個人財富及人民生活水準來衡量的執政合法性在政治學中通常被稱為「績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
2001年，江澤民提出讓私營企業主入黨的主張。賽奇認為，從將私營經濟拒之門外，到張開懷抱接納私企老闆入黨，這是共產黨面對現實作出的又一次重要的適應。這個現實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日益強大，日漸富裕。賽奇說，共產黨覺得有必要將他們納入自己的組織中，而不是成為反對的力量。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2016年在自己的書《獨裁者的困境：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策略》(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中也說，把諸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大學生、城市專業人士和私營企業主等納入中共的隊伍，是中國共產黨生存的策略之一。這個策略讓共產黨和經濟改革的獲益者之間建立的聯繫，使得他們支援共產黨的領導。
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國共產黨擁有9514.8萬名黨員，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占52.0%。而中共建政時，中共黨員占人口比例不到1%，69%的黨員是文盲半文盲。在這些黨員中，有一些資本家，包括電子商務巨頭阿裡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億萬富翁創始人馬雲。
賽奇在自己的書中指出，因為成員複雜，尤其是其中不少人純粹因為私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中共已經無法再精准定義自己的性質。中共曾自詡為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黨。
享有較高支援率，短期內中國政權可能不會被推翻
英國前駐華外交官羅傑·蓋思德（Roger Garside）前不久出版了一本新書，題為《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在書中，蓋思德大膽虛構中國總理李克強和政治局常委汪洋以及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聯手發動政變，將習近平趕下總書記的位置，帶領中國進入民主未來的故事。
蓋思德4月30日在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撰文在說，中共政權更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勢在必行。
他說，很多證據表明，中共這個極權主義政權「外強中乾」，「其最根本的弱點就是依賴於控制，而不是信任。」他說，中國很多精英階層人士現在都強烈反對習近平的路線，因為他們意識到沒有政治變革的經濟改革，已經對中國造成損害，並危及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維護自身財富和權力的最大希望，恰恰在於激進的政治改革。
不過，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狄忠蒲教授認為這個觀點有點牽強，他認為，習近平和中共對政變有充分的準備。從發動革命推翻中共的領導來說，他覺得目前更不可能。
他解釋說：「據我們所知，中共現行的制度得到了民眾的支持，該黨在防止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方面非常有效。在這個國家裡，現在還沒有哪個個人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援，可以取代中共。沒有好的組織就很難進行革命。中共從自己的歷史中知道，秘密組織對於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非常有效的利用監控並將之消除在萌芽的狀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有關中共百年的研討會上也表示，中共目前在中國民眾中的支持度確實比較高。他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他說：「一個原因是政權對資訊的控制相當有效，人們真的不知道新疆和香港發生了什麼。他們不知道1989年的六四事件。支持率高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共政權表現得不錯。經濟增長、對新冠疫情的控制、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他們感覺現在比以前更好，雖然不一定正確，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好的城市公園、更好的退休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