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塑造中國「可愛」形象講話的政治解讀

文/BBC

在中國與西方的外交僵局不斷加深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釋放出對外宣傳工作調整的信號。雖然他講話中的措辭一反中國外交「戰狼」風格，但觀察人士指出，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外戰略發生重大變化。

據新華社消息，習近平於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表示，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在主題為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這個場合，他還強調要在對外宣傳中注重基調，「謙遜謙和」。

伴隨「戰狼」風格近年來主導中國外交，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因此，這一表態的時機與其對中國對外策略的影響成為外界主要關注點。

國際形象遭重創

這是中共十九大後由25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就針對「對外宣傳」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在講話時提到，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

中國共產黨今年正在籌備慶祝政黨成立100週年，明年中國還將迎來北京冬奧會與中共二十大這兩大吸引國際關注的事項。而中國當局近兩年來在多個問題上遭遇國際社會批評，其中包括北京被指侵犯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人權的問題，對香港民主派的打壓，以及新冠疫情溯源問題上的透明度等。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沒有明顯改善，且中國與澳大利亞、歐盟和日本的關係也不斷下滑。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歐美與亞洲14個發達國家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新冠疫情與「戰狼外交」等因素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負評升至十多年來的最高點。

路透社去年曾援引多個消息來源報道稱，中國政府的一份內部報告發出警告，指北京正面臨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最嚴峻的國際形勢。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楊大利認為，在中美關係與中國外交整體布局均陷入膠著的當下，外宣是外交事務的中間一環，中國領導人如今或是希望從戰術上進行調整。但他指出，習近平這次講話並不意味著北京承認錯誤，中共當局「只是在說可以做得更好」。

此次習近平的講話是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做出的。楊大利認為，從中共體制來講，這種場合的性質不比政治局會議，更多在於借此「加深一下黨的領導對這個主題的認識」。

他還認為可以從此次另外兩個信息看出，中共可能會在形勢與方法上有新做法，但無意對對外戰略做出重大調整。

一個是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要加強對中共的闡釋。習近平稱，「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鬥，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

楊大利稱，習近平與他的幾位前任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習近平講話強調共產黨合法性，「讓大家理直氣壯地宣傳共產黨執政」。此次繼續強調這一點顯示「所謂戰狼風格是不會變的」。

另一個是此次講課學者的選定——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維為。他在過去幾年中屢稱西方媒體「帶有強烈意識形態偏見甚至敵意」，稱西方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報道不實事求是」。

《中國紀檢監察報》6月3日引用張維為表述稱，「為了更好地與西方交流，我們要學會與西方交鋒，交鋒之後往往才能更好地交流。」

報導稱張維為表示，「我覺得中國也確實到了這麼一個時候，對於誤讀中國，特別是惡意誤讀，該出手就出手，該調侃就調侃，該當頭棒喝就當頭棒喝，該和風細雨就和風細雨。」

楊大利認為，選定張維為意味著這次學習「實際上是中共自己人在做一些反思」。「他這些年所推動的東西毫無疑問代表著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對美國有時候是蔑視，某種程度上這也展現出很多在做外宣工作人的風格和基調，因此這並不是一種完全批評的態度，而是他們自己人在反思『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是還要做得更好』。」

從習近平講話內容來看，此次他的語氣明顯更加溫和。他在講話時提到，要在外宣中加強「感召力」、「親和力」、「說服力」。同時，還要廣交朋友，不斷擴大中國的「國際輿論朋友圈」。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宋文笛注意到，習近平的講話內容與拜登此前的重要表態可以形成對照。

例如，拜登曾在就職總統後首次記者會上表示，民主與專制的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他稱習近平認為專制是未來的潮流，民主在越加複雜的世界中將無法發揮作用，而美國「必須證明民主在發揮作用」。

宋文笛稱，習近平此次稱要幫助國外民眾了解中共「為什麼能」，是在間接回應「拜登再三透露的危機感」，意在強調中共政權的「績效正當性」。

在此基礎上，他指出習近平還迴避了外國人介意涉及意識形態推廣的「中國模式」字眼，使用凸顯借鑒務實經驗的「中國方案」，此舉「意圖將中西雙方的歧義從戰略層級降溫到例如脫貧等實際層面問題，重新定位二者之間的關係」。

他也認為，習近平這番講話意在強調中共大外宣的戰術轉型。「在措辭上勇於吸納西方詞匯、在溝通上凸顯中國經驗的普世共同性，借此弱化外界壓力」。

在他看來，對內強調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的中共政權，未來可能希望將對外關係與其國內政治氣氛脫鉤，但中共在體制論述層面很難做到與其他體制相容，且負責對外傳播的外交與外宣體系人員工作時又無法完全不顧及國內氛圍與個人政治發展，這都會對北京的調整帶來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