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對中政策：從「脫鉤」到「去風險」 戰略轉向還是凝聚共識？
文/BBC中文網
過去三個月，「去風險」（De-risking）無疑是社交媒體的一大熱詞，風頭蓋過之前特朗普治下美國對中政策中的「脫鉤」之說。
據信，「去風險」這一概念由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3月份第一次提出，到5月份G7峰會上寫入公報，再到六、七月份的外交出訪中被反覆提及，「去風險」成為主導西方對華關係的最新共識。
從「脫鉤」到「去風險」，這是否代表歐美對中國的戰略轉向？還是戰略細化？更重要的是，「去風險」背後到底有哪些考量，中國又為何反對？BBC中文梳理、採訪，進行深入剖析。
「去風險」共識
在3月底的一次演講中，馮德萊恩為自己即將展開的中國之行定下基調。
一方面，她強調與中國「脫鉤」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利益，因此歐洲當時沒有響應特朗普提出的與中國「脫鉤」的倡議。話鋒一轉，她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將專注於「去風險」。
換言之，「去風險」就是相對於「脫鉤」一詞而言的。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於2023年4月5日抵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歐盟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同時到訪。
「脫鉤」則是特朗普的演講中的常用詞。比如在2020年8月的一次採訪中，川普表示，中美經濟有可能脫鉤。他表示，「我們沒必要」和中國做生意。後來他又談及脫鉤說：「就是說，如果我確定他們沒有以正確的方式對待我們，我肯定會那樣做。」
過去三個月， 從拜登到馬克龍，歐美領導人快速接受了「去風險」這個新詞。
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一次政策講話中用了這個詞，「我們追求去風險，而不是脫鉤……去風險從根本上意味著有彈性、有實效的供應鏈，確保我們不會被任何一個國家所脅迫。」
然後，在5月份的日本的G7峰會上，「去風險」被七國集團整體接納，正式寫入公報之中。
7月6日到9日，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訪華。行前在一次國會眾議院聽證會上，她還在繼續闡釋這個詞，她表示，儘管需要提出中國那些侵犯人權的報告，但與中國脫鉤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美國人購買在中國可以更廉價地生產的商品從而「大大獲益」，而中國也同樣從美國出口產品中獲益，而這也有利於美國經濟，「這就是為什麼停止跟中國進行貿易將是災難性的。去風險？很好。脫鉤？絕對不行。」
「這個詞爆火，我都可以想象，要麼是大家苦思冥想，然後一個總統跟另一個總理打電話說，大家協調好，最近幾個月哈，多提提這個詞。要麼就是，馮德萊恩一說『去風險』，其他領導人一拍桌子說，這個詞好，我們也用，」一位長期在內地和香港商學院授課的學者向BBC中文表示。他說， 這個詞最主要的作用是跟特朗普的無底線外交劃清界限，顯得理性、負責任，又不得罪已經仇視中國的選民。
歐州版和美國版「去風險」
細究下，歐美對待「去風險」的出發點不一樣。
德國媒體《商報》解釋，俄烏戰爭讓歐洲警醒，經濟上依賴對手，將會使歐洲陷入受人脅迫的境地，所以要「去風險」。與「脫鉤」不同的是，「去風險」的目的並不是要在經濟上孤立中國，而是要增強歐洲自身的經濟抗壓能力。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則稱，去風險聚焦在高技術，特別是半導體領域，以阻止中國超越西方。美國事實上已經在做了，在芯片等領域築起「小院高牆」。而且似乎效果顯著——根據全球行業協會 SEMI 的最新數據，在美國的貿易制裁下，中國芯片設備銷售額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23%，而全球芯片設備銷售額卻增長9%。
換句話說，歐洲出於自身抗風險的能力，加強自己的產業鏈安全，從而轉移部分產業鏈，達到對中「去風險」的目的。美國則在戰略競爭的高度，通過關鍵領域的嚴格限制，以去除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超過乃至威脅自身的風險。
疫情爆發後，各個國家發現在藥物、醫療用品上不能過於依賴單一市場，否則在極端情況下，會危及自身安全。因此提出供應鏈多元化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依靠離岸外包（off-shoring）降低成本，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而近岸外包可以以降低供應鏈的脆弱程度。
在疫情前後，歐美與中國的地緣政治關係也急劇惡化，在新疆、香港、台灣、俄烏等問題上分歧加劇。美國又推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號召供應鏈轉移到「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
上述學者稱，「去風險」就是兩個趨勢合流之後的產物，它有足夠的模糊性，因為歐美日在面對中國時可以定義自己的「風險」。
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院長劉寧榮撰文稱，對歐美日等國家來說，儘管「去風險」所代表的含義並不相同，但可以成為他們在後新冠時代對華政策的最大公約數。歐盟的主流看法是強調「去風險」不同於「脫鉤」，不是孤立中國，而是要增強歐洲自身的經濟抗壓能力。對美國而言，與「脫鉤」相比，這個詞較為中性，比較容易讓世人接受，但美國並不會因此改變在高科技領域與中國脫鉤的戰略，也不會放棄圍堵和孤立中國的既定方針。
中國的「去風險」
西方輿論普遍認為，從「脫鉤」轉向「去風險」，這是歐美日在「鬆口」，試圖淡化與中國緊張關係和陣營劃分。
但中國在官方層面則回應沒那麼積極。
不久前，總理李強訪問德國，他對商界喊話稱，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應該辯證看待依賴問題，不能人為誇大「依賴」，甚至把相互依存與不安全簡單畫等號，「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新華社的報道則更強硬地指出，提出「去風險」，目的就是要把中國與「風險」劃上等號，誘拉盟友從過去因美國施壓與中國「脫鉤」的被迫狀態，轉為主動「去風險」進而「去中國化」的自發狀態，為美國實現其整體對華「脫鉤」遏制戰略打助攻。
「雖然中國反應很大，但其實一定程度上中國該慶幸，這是對中國重要性的認可而做出的妥協。」上述學者稱，而在西方民主整體下，不可能做出180度改變，尤其是中國威脅成為西方社會難得的共識之時，只能用「去風險」作為一種務實的態度，雖然還在強調中國是個「風險」，但也承認了，與中國脫鉤，脫不起。在這個語境下，中國就和西方有博弈的空間。
實際上，中國也在「去風險」。
2020年7月，中國也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說法剛提出時，從媒體到輿論，多以「內循環」來概括。這一政策標誌著中國的戰略重心將轉向本地需求和技術發展。
當時就有觀點提出，是在降低對外經濟依賴性，以便在極端情況下，比如台海戰爭，面對歐美日的經濟制裁，保持一個正常運轉的經濟。俄烏戰爭爆發後，這種觀點更加甚囂塵上。
貿易碎片化的後果
即便不像冷戰時期美蘇那樣經濟完全脫鉤，「去風險」的思維指導下，同樣會導致全球貿易的「碎片化」，儘管在很多學者看來，在疫情期間，這種碎片化的趨勢已經形成。
新加坡副總理黃循財稱，「一個碎片化的全球經濟將把世界分裂為相互競爭的區域集團。貿易、投資、思想的傳播將會減少——而這些都曾是幫助我們實現經濟進步的關鍵因素」。
上述學者則表示，經濟學上講，凡歧視必有代價。把中國的某些領域當作風險，而去風險，就是一種歧視，那麼不得不承擔代價，比如價格更高、品質更差的商品。
「但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同樣的事情也在中國發生。比如電信行業，三大國企壟斷，沒有開放給外部市場，那麼競爭就不充分。幾年前有人把中國移動在香港的套餐發到網上，大家發現比他們在內地的套餐優惠得多，從而忿忿不平。其實就是因為香港的電信市場，沒有設置壁壘，充分競爭下效率更高。」
貿易碎片化帶來的後果有前車之鑒。一戰後，美國議員科德爾·赫爾認為，德國和英法開戰，就是因為貿易不夠自由，而自由貿易能促進國際和平。
他在國會演講中稱，「對我來說，與不受阻礙的貿易相伴的是和平；而與高關稅、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經濟競爭相伴的則是戰爭。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鼓起勇氣，在當前的嚴重危機中發揮領導作用，因為歷史的命運指針現在指向我們。」
但當時赫爾的觀點過於匪夷所思而被邊緣化。
直到全世界經歷了二戰的苦痛之後，人們在迷茫中想起赫爾的觀點，此時已是國務卿的赫爾趁勢促成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之後演化為WTO，他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70年過去，全世界經歷空前的自由貿易程度，以及大致和平的國際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