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攤經濟解禁 深圳學起淄博
文/voa陳筠
繼北京、上海等地陸續放寬擺攤規範後，深圳宣佈自9月起也不再禁止「路邊攤」。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地攤經濟解禁代表中國整個經濟結構產生了變化，一向「高大上」的城市也不得不放下架子，開放民眾擺攤以貼補家用。但地攤經濟畢竟是一個相當邊緣的經濟，若想指望通過地攤經濟來拉動中國的宏觀經濟，那就被評論為癡人說夢。
深圳特區報5月4日報導，深圳市近日修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允許街道辦事處根據「方便群眾」、「佈局合理」、「監管有序」等原則，在兼顧居民日常需求和市容美觀有序的情況下，劃定攤商經營場所。符合規定的沿街店家還可以將商品擺在店門口外一定範圍內，借此攬客。但對於在劃定位置之外擺攤且拒不改正的，將按照占地面積每平方米處以1000元人民幣的罰款；情節嚴重的，還將沒收擺賣物品和擺攤工具。新規預計自今年9月1日起實施。
這一波新開放設攤的城市還有甘肅蘭州。此前，北京、上海、昆明與杭州等地，都已陸續宣佈放寬擺攤限制，中國媒體華夏時報說，中國開放地攤經濟的城市達28個。
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中國正面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問題，不只是一般的跨國公司或外國廠商撤離中國，就連「紅色供應鏈」裡的佼佼者如蘋果公司也要轉移生產陣地。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日前曾多次提及印度的重要性，這也意味著印度很可能會取代中國、成為蘋果未來主要的銷售市場與生產基地。庫克日前還前往印度訪問，並親自出席了印度首家蘋果專賣店的開業儀式。
經濟結構重組
蔡明芳教授表示，當外國廠商紛紛撤離中國，中國的經濟與就業自然會走下坡，中國整個經濟模式也開始重組，第一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內需上，而地攤經濟正好可以解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須。為了節省開支，人們吃飯不用一定要上餐館，路邊攤就能飽餐一頓。
蔡明芳說：「我覺得這個地攤經濟再起，它某種程度當然也是代表了中國整個經濟結構的一個變化。第一個，地攤經濟有可能是創造一個新的就業機會；第二個，它其實也有平抑物價的一個功能。」
中國去年的經濟成長率（GDP）僅3%，創下過去40年來的次低。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今年三月坦言，今年要達成5％的目標「並不輕鬆」。
與此同時，中國統計局資料顯示，疫後經濟稍微回暖，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為5.5%，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0.1個百分點；但年輕人失業率仍高，今年3月份16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為19.6%，比上月上升了1.5個百分點。
邊緣性政策
政治學者、北京獨立時評人吳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可以想像，未來幾年，中國的地攤經濟會逐漸擴大，不僅底層人民會出來擺攤，甚至很多中產階級也會加入擺攤的行列，因為疫情三年期間，人民遭受了難以形容的嚴格控管，又面臨著高失業率、中小企業倒閉、經濟近乎蕭條的情形下，人民謀職的空間越來越狹窄。雖然政府有到各地去做調研，但除了對民營企業家喊話給予信心和安慰外，並沒有實質性的政策出台。在這種背景之下，當局允許各地開始擺攤、復活地攤經濟，似乎是一種沒有有效政策與實質性政策下的一個相當邊緣性的政策。
吳強說：「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地攤經濟繁榮時代的到來，但是在大陸、在內地我們都瞭解，這個是一相當心酸的歷史。」
他表示，過去十幾年因為民眾擺攤和城管之間發生的衝突不計其數，幾年前北京在寒冬夜裡趕走幾十萬「低端人口」的事件也還歷歷在目，這種衝突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市容問題，而是底層階級人民生存空間的問題。
政府讓步？
吳強表示，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6月赴山東煙台考察時，曾形容地攤經濟是「人間的煙火」、「中國的生機」，但當時北京日報等中國官媒還出現「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等評論。因此，現在開放地攤經濟可以說是政府對底層人民生活空間的一種「讓步」，但是這就是通過一種「釋恩」的姿態，用類似扶貧的方式，來緩解高失業率以及可能造成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
前中國廣州日報集團旗下的資訊時報總編輯雷歌現在住在美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深圳在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高科技新興城市，騰訊、華為等互聯網大廠雲集，之前因為其城市自我定位很「高大上」，所以一直對地攤經濟不屑一顧，管理得很緊。如今多個城市開始為地攤經濟「開路」，說明了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確實不景氣、失業人員猛增，「讓一些高大上的城市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復活不那麼高大上的地攤經濟」。
雷歌表示，地攤經濟自古存在，幾乎跟人類商業交換的歷史一樣久遠，不管是跳蚤市場、市集、夜市，還是廣東人稱作的「走鬼」，或是現在流行的汽車「後備箱集市」，都是不同形式的地攤經濟，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落後國家都存在著。
他表示，現實來看，地攤經濟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既解決底層人民的就業問題，又方便百姓的生活，甚至還能成為當地文化特色甚至旅遊景點，因此只要有相應的管理就應允准，對地攤經濟打壓或嚴厲禁止是政府暴政的表現，從來就沒有正當性。
邊緣性經濟
雷歌說，從地攤經濟無處不在的意義上來說，他永遠看好地攤經濟，因為它就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但從三年疫情的清零封控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性的崩壞來看，他並不看好地攤經濟能夠扛起重振中國經濟的大旗。
雷歌說：「地攤經濟在宏觀經濟結構當中，它是屬於邊緣化的部分，它增加靈活就業，讓底層百姓補貼家用、改善生活，那是真的；你要指望那種地攤經濟來拉動宏觀經濟，那真的是近乎癡人說夢。」
作為地攤經濟的典型代表，山東淄博燒烤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裡火爆全國，每天吸引超過10萬遊客「進淄趕烤」。但即便如此，它對中國的GDP貢獻也是微乎其微。
雷歌表示，若以三月份每天有5萬人進出淄博和五一期間的人數做個平均，以每天有8萬人到淄博計算、每人花70塊錢人民幣吃燒烤，代表燒烤消費一天是560萬元，一年是20餘億，不到21億，雖然遊客也會帶動其他旅遊、交通、住宿等消費，但那些都不屬於地攤經濟，就燒烤本身的消費其實是20億左右。
低水準開放
他說，淄博去年的GDP是4400億，但全年燒烤的消費只有20億，不到GDP比重的0.5%，而且這還是在淄博燒烤在全國火爆出圈、每天都有那麼多外省遊客前來的情況下才有的消費量，但實際上地攤經濟的消費者絕大多數都是本地人，因此就算每個城市都拿出絕活火爆起來跟淄博相當，也拯救不了中國的宏觀經濟。
分析人士說，地攤經濟雖然救不了中國的宏觀經濟，但淄博燒烤出圈恰恰體現了中國社會其實極待一種「低水準開放。」
北京時評人吳強說：「打破地域權力的各種的限制，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能夠自由旅行、安全的旅行，這種低水準開放才是中國社會最需要的。中國人民現在似乎也只能滿足於這種低消費的燒烤經濟作為一種安慰。」
雷歌表示，從前名不見經傳的淄博燒烤之所以會在今年3月突然火起來，有諸多非常特殊的內部和外部的條件，特別是時機，包括淄博政府去年善待山東大學1萬2千名到淄博隔離的學生，在送別他們時特別包場請吃燒烤，給學生們留下非常溫暖的念想；另也包括淄博市政府圍繞燒烤所做的精心策劃和全面包裝，比如舉辦「淄博燒烤節」並在一個月前就開出「燒烤專列」、「燒烤公交專線」，並推出定制的「燒烤地圖」，還免費開放公廁和停車場、增加5G基站和與提供免費手機充電器等，以方便遊客
政府角色轉換
他表示，淄博燒烤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並不是燒烤本身，而是民眾在經歷了三年嚴酷的疫情管制和年初噩夢般的感染死亡潮後，淄博這裡營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氛圍：溫暖、寬鬆、善意，且充滿熱情，這就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勢所趨。
雷歌說：「在這裡，你可以享受自由，釋放激情，而政府，只為你提供服務。這正是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但在當今中國，卻是鳳毛麟角，難怪它一出現，人們就趨之若鶩，把淄博捧成火爆出圈的網紅。」
他認為，即使各地都端出特色的地攤經濟，比如蘭州賣拉麵、無錫賣小籠包、天津炒大麻花等，也很難再複製淄博這種全國性的火爆，主因就在於它正好在處於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風口；尤其是看懂淄博燒烤火爆的實質，就會知道其成功關鍵在於政府角色的轉換，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在管控中窒息社會活力。
雷歌說，但以淄博模式跟中共政權特性完全不相容的情況來看，淄博模式在全國沒有推廣的空間，也難以持續。淄博燒烤大概只能停留在淄博，也只停留在燒烤，「它創造了瞬間的燦爛，但最後只留下一個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