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雨詩 / 從澳門熄燈到上海空場：權力清空座位 濱崎步用藝術填滿意志

濱崎步先前原訂在上海進行演唱會被取消，澳門演唱也喊卡。

◎ 廖雨詩

濱崎步原訂於明年1月10日在澳門舉行的演唱會，主辦單位卻突然宣布取消，理由依舊是熟悉的「諸多因素」。消息傳出的瞬間，許多歌迷感到錯愕，但更明顯的是一種似曾相識的陰影再次籠罩——在演出產業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一項準備多時的演唱會竟能在臨門一腳時被輕易抽走，彷彿所有努力與期待只需一句模糊的說法便能化為空氣。對一位創作生命已跨越二十餘年的歌手而言，這種突如其來的「被取消」早已不只是行政決定，而更像是一股無以名狀的外力試圖重新塑造舞台的形狀。

澳門的熄燈消息傳來後，人們不由得再次想起十天前那場在上海上演的空場演唱，那是一種同樣突然而同樣深刻的沉默。也正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們理解到，一位藝術家如何回應外力，往往比外力本身更能顯示藝術與自由的邊界。

燈光在上海那一晚依舊準時亮起，音響的震動在空氣裡輕輕擴散，舞台機械緩緩升起，技術人員各就各位，一切都按照萬人演唱會的節奏運作。然而，上海東方體育館的入口在 24 小時前已被行政命令封鎖，沒有觀眾湧入，沒有燈牌海洋，也沒有期待中的吶喊。取而代之的，是一萬四千張空椅子，它們整齊排列，靜默而冰冷，彷彿被某種無形的力量徵召，成為一支無聲軍隊，用沉默的姿態向世界展示著看不見的意志。

濱崎步走進這片空白時，不再只是流行歌手，更像是逆光中緩步前行的創作者。她知道觀眾不會出現，卻仍然按照舞台的節奏開唱。在這樣的夜晚，她的身影比任何政治辯論都更具力量——當世界要求她沉默，她以歌聲回應，提醒人們自由不是掌聲賦予的，而是創作者在壓力面前仍願意站上舞台的姿態。

濱崎步之所以面對空椅子演唱，並非因為票房，而是因為政治介入。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台灣有事」說法後，多場日本藝人的演出在中國陸續出現「臨時調整」或「不明原因取消」的情況：和田薰的音樂會取消、natori 的演出撤銷、SID與 chilldspot的行程被劃掉，名單像被透明橡皮擦一個接一個消除。然而，濱崎步沒有隨著壓力離開上海，也沒有以控訴代替演唱，而是用完成整套演出來回應這份荒謬。對她而言，一場演唱會的成立不是因為市場允許，而是因為作品本身需要被完成，那是一種對作品的忠誠，也是對長年合作團隊的承諾。

身為藝術學博士並長期研究文化政治的筆者常說，創作的倫理比市場更持久，也比審查更堅硬，而濱崎步的選擇讓這句話在那晚具體成形。亞洲娛樂圈長期存在一套被默默接受的規則：語言會被柔化、立場會被淡化、敘事會因市場而漂移。沉默通常換得安全，而安全換得舞台。這樣的策略並非懦弱，而是高度市場化環境中的自然反應。然而，濱崎步的零觀眾演唱讓這種「大家都這樣」的默契第一次變得無法繼續隱形。

她沒有譴責任何人，也沒有宣稱自己更勇敢，但她的行動本身形成一種清晰的對照：有人讓市場替自己說話，有人讓作品替自己說話。那一夜，她站在空場中央，並不是為了挑戰誰，而是用行動提醒整個文化圈——在種種限制下，仍有人選擇站直而不是彎身。

政治最擅長的，不是公開禁止，而是讓某些事悄悄「不存在」。讓演唱會被取消得像是自然事故，讓缺席變得理所當然，讓沉默彷彿不是壓力，而是自願。然而濱崎步選擇在空場開唱，讓這種「安靜的力量」第一次被照亮。她讓本該象徵政治優勢的空椅子，反而成為藝術主體性最清晰的映照。在沒有觀眾的環境中，歌聲不再用來取悅誰，而是回到最原始的形態——它只是存在。

筆者在研究表演美學時常說，真正的舞台不一定需要掌聲，它需要的是創作者對作品的責任，而那一夜的演唱會正是這句話的最佳註解。從藝術學的觀點來看，濱崎步的空場演唱之所以令人動容，是因為它重新提醒我們：藝術最珍貴的地方，不在於商業的成功，而在於創作者是否願意忠於自己的內在尺度。

藝術史上被記住的作品，往往不是票房最亮眼的，也不是市場最青睞的，而是那些在壓力下仍忠於自我的創作者。他們拒絕讓環境塑形，也拒絕讓利益左右，因為作品的價值不是市場決定，而是意志完成。濱崎步在空椅子間唱下的每一個段落，都是這種信念的具體形狀：藝術若失去內在的堅定，就只剩市場；藝術之所以能超越市場，是因為仍有人願意在沒有掌聲時完成作品。

如果權力想透過清空場館來宣示它能「決定誰能發聲」，那麼濱崎步的選擇恰恰讓這份宣示失效。她沒有喊口號，也沒有刻意反抗，但她用歌聲提醒所有人：當一位創作者願意在空場完成整場演出，審查便無法真正奪走作品的存在。

那一晚的東方體育館，表面上被迫沉默，實際上卻因濱崎步的空場演出而變得異常響亮。那是唯一一個由藝術，而不是政治或市場，決定舞台是否成立的夜晚。權力可以清空座位，但它奪不走創作者的意志，而自由，也就在這樣被壓縮的空氣裡悄悄被唱了回來。

（作者廖雨詩為藝術學博士、文化與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