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中美尚未進入冷戰，但切不可陷入比冷戰更糟糕的局面
文/ 王緝思 (中美故事匯)
November 24, 2023編者按：2023年11月23日，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王緝思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英文文章，原文標題為America and China Are Not Yet in a Cold War, But They Must Not Wind Up in Something Even Worse。點擊這裡查看英文原文，陳丹梅譯。
美蘇冷戰在1991年12月隨著蘇聯的解體而結束。但是，關於世界正處於一場新冷戰的早期階段的觀點——這一次是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已經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華盛頓，站穩了腳跟。毫無疑問，自2010年代初以來，隨著中國實力的急劇上升，中美關係中的爭議越來越多。近年來，兩國關係降至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那一年，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在北京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森，中美關係開啟了正常化進程。但是否進行一場冷戰取決於兩國，其知覺和假設將反過來塑造兩國關係的現實。如果處理得當，中美關係可能促進全球穩定；如果處理不當，則可能使世界陷入比冷戰還要糟糕的局面。
當前局勢在許多方面確實與冷戰時期相似。美國和中國是僅有的可被視為超級大國的國家，正如20世紀下半葉大部分時間裡的美國和蘇聯。如同冷戰時期，中美競爭也包含意識形態方面：中國信奉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未受挑戰，與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形成鮮明對比。如今，中美在「全球南方」爭奪支持和影響力，就像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在所謂第三世界所做的那樣。
但這些相似之處被一些重要的不同之處所抵消。中美經濟關係緊密，與美蘇經濟關係幾乎沒有相似之處，美蘇兩國經濟的運行幾乎毫無關聯。儘管中美意識形態不同，但中國並不像蘇聯那樣尋求輸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儘管西方幾乎沒有注意到，但這很能說明問題：中國共產黨現在很少單獨頌揚列寧主義，而更普遍地將其主導意識形態稱為馬克思主義。因此，儘管中美競爭是對手模式，但那並非美蘇所進行過的全球性的意識形態鬥爭。
這些因素使得當前形勢不似冷戰時期那般嚴峻。然而，其他一些不同之處卻推動形勢朝相反的方向發展。首先，冷戰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的；而中美競爭則發生在一個去全球化和碎片化的世界。此外，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之後，華盛頓和莫斯科維持著預防和管控危機的機制。當代中美關係則缺乏這種協調。
上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舊金山舉行的會晤重新點燃了使兩國關係回到穩定軌道、避免災難性衝突的希望。兩位領導人都曾多次聲明不尋求新冷戰。關鍵在於兩國政府要更好地理解中美競爭是如何區別於冷戰這一歷史先例的：要承認二者的相似之處，欣然接受使當今局勢不似冷戰時期那般危險的不同之處，並努力將可能使局勢更加危險的不同之處的影響降到最低。
分裂的世界
與中美戰略競爭最為相似的是冷戰在20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這一階段，當時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被認為已與美國大致相當。那些年，沒有第三國能與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任何一個相匹敵。同樣，在當今世界，美國和中國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
如同冷戰時期，美國如今也將其對手視為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中國共產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黨主導著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允許出現任何可能挑戰其權威的路線偏離。這讓美國人想起了他們所憎惡的蘇聯共產主義。中國精英則將美國視為對中國國內政治安全和中共權威的險惡挑戰。在他們看來，華盛頓影響中國的手段比冷戰時期影響蘇聯的手段更多。冷戰時期，美蘇視彼此為最嚴重的安全威脅和最大的戰略對手。現在美國和中國也是如此；由於中國核武庫的不斷擴大，中國已經大致實現了與美國的軍事力量平衡，儘管美國的總體軍事實力仍然居於中國之上。
美國和蘇聯積極地將世界分為兩個部分。莫斯科稱之為「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而華盛頓則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和「自由世界」。此外還有第三世界，它不屬於任何一方，而中國在與蘇聯集團決裂後聲稱自己屬於第三世界。如今，中美也將世界看作兩部分（儘管還不是兩極）。在中國看來，中國所處的「發展中世界」或「全球南方」的實力和影響力正在提升，而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或「發達世界」則正在衰落。相比之下，在美國的傳統觀念中，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民主國家，另一邊是非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而民主國家應當引領世界潮流。
不同的時代
儘管存在這些相似之處，但兩個時代之間也有一些顯著差異。首先，不同於蘇聯，現在的中國對使其他國家改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感興趣。實際上，中國堅決反對「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擾亂其他國家國內秩序的運動，也不尋求啟發或培植此類變革。儘管中國共產黨樂於看到其重塑中國的做法得到其他國家認同，但其近期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宣講，本質上是防禦性的，反映出對於抵制國內進一步西化的要求。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與蘇聯相比，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以及與美國經濟相互交織的程度要高得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和蘇聯與對方的貿易額平均占其全球貿易總額的1%。相比之下，2022 年，中國是全球 140 多個國家的最大交易夥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約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0%。
此外，不同於在自身及附庸國周圍設置鐵幕的蘇聯，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對外開放已經全面影響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並伴隨著國際技術合作、人文交流、充滿活力的旅遊業以及大量前往美國的移民。目前生活在美國的500萬華裔人口中，有300多萬出生在中國。2001 年至 2020 年間，近 9 萬名中國學生（包括香港學生）在美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這絕對是外國博士生中人數最多的群體，比作為第二大群體的印度學生人數高出一倍多。
美國社會和蘇聯社會實際上對彼此封閉，美蘇之間幾乎沒有文化、教育和民間交流。因此，蘇聯人和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對彼此國家的內部特徵一無所知，也無法對彼此施加多少政治影響。即使在美蘇聯繫加強的時期，美國官員也只能與蘇聯高級官員和領導人交談，而無法接觸到普通民眾。
相比之下，如今中美兩國都有能力利用自身的社會關係和經濟紐帶對彼此施加政治影響，這對兩國的國內政治以及雙邊關係都發揮了巨大作用。一方面，從相互依存中獲益的中美兩國的個人和群體強烈反對損害雙邊關係，並呼籲穩定雙邊關係。在中國，他們被稱為「溫和派」，還可能被批評為受美國的思想和利益所引誘；在美國，他們被嘲笑為「對中國軟弱」。另一方面，那些在中美合作中獲益甚微且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則將國家安全作為阻止中美關係深化的理由。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戰略競爭是多層次的，反映了不同國內優先事項和利益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不僅僅是國家間的事務。相反，這是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國內政治和經濟博弈。如果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因素淩駕於經濟因素之上，而且民族民粹主義在中美兩國膨脹，那麼呼籲緩和關係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淹沒。
歷史上的冷戰與當今中美競爭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其全球背景。冷戰期間，特別是冷戰後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逐漸化解了大國間的緊張關係。東德人渴望擁有他們在西方國家所看到的生活，柏林牆就是這樣被推倒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廣泛的交流和貿易緩解了雙方的敵對情緒。但在後冷戰時代，經濟保護主義、政治民粹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共同引發的反全球化浪潮已經顯現，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眾多全球性問題又加劇了反全球化。這使得超級大國的競爭環境更具挑戰性。
古巴飛彈危機之後，美國和蘇聯開發出了避免災難的方法，最終建立了莫斯科-華盛頓熱線，使兩國領導人可以直接溝通。這是美蘇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軍事衝突的部分原因。遺憾的是，如今，儘管中美軍艦和飛機冒著在西太平洋，特別是在台灣海峽附近發生衝突的風險，儘管兩國的戰略核飛彈瞄準的是人口密集地區，兩國也缺乏強有力的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上周宣佈的兩軍溝通的恢復是朝正確方向邁進的一步。
比冷戰還要糟糕？
不幸的是，兩個大國似乎正在進入一場愈演愈烈的戰略競爭，這場競爭帶有冷戰的某些特徵，但如果不及時阻止兩國關係的螺旋式下滑，其破壞性可能會比冷戰更大。部分問題在於，兩國都有值得質疑的根植於其政治和文化傳統中的假設。正如美國政治家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所言，一些美國活動家 「認為民主制度是在關係中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先決條件。這種觀點認為，非民主社會具有固有的危險性，傾向於動用武力」。在這種觀點看來，只要中國還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只要中國共產黨還主導著中國政治和社會，華盛頓就必須以保護美國安全為藉口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和全球影響力。這反映在拜登政府正試圖圍繞西方技術建立「小院高牆」，其目的是將中國拒之門外。
季辛吉還指出，與一些美國戰略家類似，中國的一些必勝主義者「把國際事務理解為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略優勢之爭」，而且基本上是零和的鬥爭。事實上，在中國，精英和普通民眾都普遍認為政治是權力和物質利益之爭。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戰略最普遍的理解是，除非中國的國力超過美國，否則無法改變華盛頓傲慢而咄咄逼人的做法。
這兩種假設都是不切實際的，且帶有宿命論色彩：中國共產黨及其基本政策將繼續穩固存在；而在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裡，美國的綜合實力仍將強於中國。儘管如此，這些假設不大可能消失。
然而，可以從五個方面穩定兩國關係，避免災難。首先，兩國經濟必須繼續保持緊密交織。商業團體、科技公司和學術組織應當攜手，共同抵制那些限制雙方合作的不合理的、適得其反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中美應當緩和在台灣問題上的緊張局勢。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規定：「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北京方面仍然致力於和平統一。美國和台灣當局應當盡其所能支持這一承諾，而不是迫使中國相信必須使用非和平手段。無論誰在明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獲勝，都應當謹慎行事，以恢復兩岸接觸為目標，而北京方面可能會予以同樣方式的回應。
第三，為了驅散新冷戰的幽靈，中美應當借鑒美蘇在兩軍和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建立危機預防和危機管控機制的做法，這可以說是美蘇在冷戰期間達成的最佳協定。中美應考慮在軍事行動指揮部之間建立熱線。雙方還尤其應當討論如何降低人工智慧帶來的潛在風險。
第四，中美還應在涉及兩國公民健康和福祉的問題上加強合作。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上周就減少芬太尼前體從中國流入美國達成的協議是一個良好開端。華盛頓和北京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在有關全球健康的專案上開展合作。美國應允許並鼓勵中國參與「奧比斯項目」（Project Orbis），這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開展的一項跨境合作，旨在加快癌症新藥的監管審批。中國也應參與拜登政府的「抗癌登月計畫」（Cancer Moonshot），該專案旨在未來25年內將癌症死亡率至少降低50個百分點。
最後，在一個以全球生態危機為特徵的時代，中美作為最大經濟體和最大排放國也必須在氣候變化的協調方面取得實際成果。11月初，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裡與中國氣候變化問題特使解振華達成協議，將重啟雙邊工作組，負責包括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和減少甲烷排放在內的環境問題。
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的會晤使兩國在短期內走在危險性較小的軌道上。但僅靠一次會晤並不能完全阻止走向衝突的長期勢頭。有影響力的兩國公民應該行動起來，尋找官方接觸之外的途徑來促進公共利益。無論中美領導人選擇怎樣的新範式，必須做的不僅僅是避免新冷戰，還要阻止一場熱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