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轉型正義與民主實踐

文/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平復司法不法組研究員)

轉型正義應當是民主進步黨執政才能受到期待的政治議題，因為轉型正義所要究責和處理的，就是當前最大在野黨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時期的種種國家不法。

國家不法牽扯反共國策

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基於訓政與動員戡亂，當年的在野黨中國共產黨是抗戰後《和平建國綱領》和政治協商會議的主要推動與參與者。1946年中共拒絕參與制憲，內戰復起，在防範中共勢力滲透台灣的警戒心理狀態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對1947年台灣二二八民變做了錯誤的判斷，派遣國民革命軍進行血腥鎮壓，並縱容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趁亂濫行密裁。1949年國民政府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談期間，胡璉在江西強制徵兵，重建第12兵團，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在台灣發動四六事件整肅學風。國共北平和談破裂，內戰全面恢復，台灣繼全國戒嚴後於5月上海保衛戰期間宣布戒嚴，國民黨中央黨部7月遷移台北，8月國民黨中央設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統一領導在台各情報機構，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10月底至11月初，胡璉兵團轉進支援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作戰告捷，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移台北。1950年3月蔣中正復任總統，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建構白色恐怖統治體制，掃蕩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亦隔海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6月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東亞冷戰結構成型，兩岸分裂底定。

二二八民變的發生和台灣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的期待落差有關，因為台灣人民好不容易擺脫了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對於在中華民國統治下實現台灣議會設置請運動追求的台灣民主自治理想，乃殷殷盼望。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帶著台灣人民群眾的希望火種投身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則聲稱戡亂與行憲不悖，在正式實施憲政、選舉產生民主政府的同時，亦宣告動員戡亂。白色恐怖統治在法制上有《台灣省戒嚴令》提供合法性基礎，但暴力與恐怖統治以及軍事司法的濫刑根本缺乏正義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施行，第一屆中央級民意代表機關須在中國大陸地區光復之後始得改選的規定，則更根本取消了民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憲政民主的背叛，固然提供了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反共國策的正當性，卻不足以證成黨國威權體制的恐怖統治。

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感

在台灣民主運動前仆後繼的犧牲奮鬥下，台灣終於得以趕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順利展開民主轉型，在這一過程中，關於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問題的認識，則涉及到國民黨黨國體制內部殖民所造成外省族群與台灣本省人不同歷史記憶與感情的問題，而這一歷史記憶的割裂，則主要是國民黨黨國體制刻意造成的，目的在避免外省反對菁英與本省人聯手挑戰政權，具體的例證就是蔣中正指揮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立項鎮壓雷震與其領導的《自由中國》雜誌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田雨專案》；二二八則是另一種類型，國民黨將二二八完全歸責於中共，但台灣人民間的記憶裡則盡是外省人政權與軍隊對台灣社會精英的屠殺，為此外省人集體長期背負了原罪，現在國防部保密局檔案公布了，借刀殺人、舉報所謂叛亂犯名單的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台北站直屬通訊員許德輝，都是台灣人。……但族群歷史意識最大的分歧，就是蔣中正的歷史定位。

蔣中正是政治強人，白色恐怖統治就是他授意他留學蘇聯的長子蔣經國建立的，他利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和警總製造冤案院迫害異己，而以總統最高統帥地位干預軍事審判。他默許黨國體制在他身上進行造神運動，而使他身為民國總統，卻可以連任終身，被塑造為民族救星、世界偉人，所以在政治上他不可能犯錯，也不容許被究責。但事實上，他作為絕對權威的黨國領袖，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家不法，哪怕不是出於他個人意志，他都應當要負起最終的政治責任。如果要處理轉型正義，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迴避掉對蔣中正的究責的。然另一方面，蔣中正又憑藉他個人堅定的反共信念和領導力，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在總統下野之際布局台灣，再利用冷戰結構，守護住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大陸200萬軍民的應許之地、中華民國最後的所在，也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血洗台灣、解放台灣的野心無從伸張，台灣人還能在其有限多元的威權統治下逐步創造出經濟與政治的奇蹟。蔣中正於台灣有其歷史功過，在民主的時代，應當被忠實與公正地看待，而絕不容許持特定立場者憑藉國家力量在公共場域裡壓制其他觀點。就此而言，蔣中正逝世後，其子蔣經國以國民黨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身分，在台北市城中區為其營造紀念園區，此即中正公園，全園區以帝王陵寢格局和意象形制設計，主體建築為中正紀念堂，揉合了天壇、中山陵、埃及金字塔的元素。有關蔣中正生平的長年展覽，充斥著《春秋穀梁傳》「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的封建思維，完全掩蓋了蔣中正的真實面目。

蔡總統欠缺的政治意志

行政院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專案小組委員呂昱、黃舒楣、葉虹靈2023年9月10日在《自由時報》刊出〈中正紀念堂轉型，只能停留在想像嗎？〉砲打蔡英文總統在轉型正義事業上缺乏政治意志，對中正紀念堂轉型前景充滿焦慮。當中葉虹靈為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對白色恐怖最大元凶蔣中正無法從國家的高度進行歷史究責，對國家既有對其個人崇拜的作為無從檢討，乃至中正紀念堂此一最大不義遺址無法轉型，葉虹靈主持促轉會的過程想必點滴在心。事實上，蔡總統和副總統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甚至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都要為促轉不力負起最大責任，任命楊翠或葉虹靈擔任代主委，都是缺乏政治意志的表現，轉型正義涉及的核心歷史問題，必須依賴與國民黨的政治對話解決，因為蔣中正是國民黨和源自黨軍的國軍的精神象徵，也聯繫著多數外省族群流離歷史悲運的集體感情，只有具有政治聲望者才足以擔當此一重任，也才足以邀請國民黨共同參與轉型正義歷史大業。筆者推崇南非轉型正義工作「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的策略，而更重要的啟示，是南非黑人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邀請了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白人政府的最後一任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擔任其副總統，共同來領導南非的民主轉型與轉型正義事業，並委任基督教聖公會主教屠圖（Desmond Tutu）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主任委員，曼德拉、戴克拉克各自代表黑、白族群，屠圖代表公正的第三方社會力量，他們各自代表和領導南非不同的政治與社會勢力而展現出追求真相與和解的強大政治意志，是南非模式得以成立的原因。

台灣的民主轉型是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通過寧靜革命方式實現的，李登輝自稱蔣經國學校學生，對於政治平反與清算，態度是謹慎和保守的，哪怕如此，他還是受到許多國民黨支持者的敵視，可見轉型正義工作在台灣這一政治分歧社會當中的艱難，不僅如此，台灣還有團結內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和價值顛覆的問題，我們必須在國家和價值認同上找到平衡點，形成共識，才足以因應外部威脅，鞏固民主，維護已有的幸福生活。憲政主義國家保障思想自由，也追求正義公理。我們應當要尊重不同的人對於歷史不同的記憶與感情，真相只能在真誠的對話與寬恕中浮現。政治領袖和政黨各有其代表的政治社會支持基礎，也有匯聚民意的功能，轉型正義工作最艱難的歷史定位問題，在台灣這種由國民黨在執政時主導的民主轉型變革（Transformation）類型中，不可能做到像革命性的置換（Replacement）般完全如民主新政權的願，而必須有所妥協，在台灣，就是要求重要的政治力量共同締結政治契約，依照證據與事實，真誠和如實地評價過去和提出解決方案，和共同保證其實現。理想的做法，就是基於此一態度，由總統邀請在立法院具有相關性席次如擁有黨團的政黨領袖與其代表，與第三方社會賢達共同來協商轉型正義的基本原則問題，評價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歷史和蔣中正父子的功過。只要確保是在一個公正和開放的場域中進行政治和解，台灣人民會很清楚哪一個政黨和政客在操弄仇恨和民粹，台灣人民會在這一過程中學習到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民主必須學習和付出代價。

尚可期待於蔡總統的促轉工程

第十屆立法院第八會期是民進黨政府在蔡英文總統領導下的最後立法期限，促轉會所提出的立法與修法建議，這是本屆政府最後落實的機會。我認為最核心和最優先的法案，應當是與發掘真相最直接相關的檔案解密相關修正法案，包括《國家機密保護法》、《檔案法》和《政治檔案條例》，以及攸關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和《不義遺址保存條例》立法，至於轉型正義歷史問題認識的國是會議，則可於明年1月大選之後，由蔡總統邀集候任總統和第十一屆立法院有黨團的各個政黨領袖以及社會賢達共同召開。我們既然相信民主，那麼就要讓民意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最大政治動力與支持，而有遠見和使命感的政治領導也要承擔起引導與匯聚民意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