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穆勒：為什麼遏制戰略不會對中國奏效？
約翰·穆勒 (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榮休教授，卡托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文/觀察者網
「美國想把中國帶入‘冷戰’中，因為這是他唯一成功的經驗。」正如觀察者網專欄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黃靖教授指出，在美國，試圖復蘇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用於對抗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競爭對手這種主張，其鼓吹者大有人在。
本文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榮休教授約翰·穆勒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撰文，結合對冷戰時期遏制戰略的分析，提出了反對意見。他主張，遏制戰略並未有效遏制蘇聯，也不會對中國奏效。不過，穆勒的論述包括大量對中國體制、中國道路與外交政策的誤解和偏見。觀察者網節選翻譯全文，不代表認同作者觀點，僅供讀者參考。
【文/約翰·穆勒，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在有關美國如何應對一個日益自信的中國的大辯論中，許多評論家都主張一種現成的解決方案：遏制戰略。在這個冷戰時代的政策指導下，無論蘇聯（以及中國）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出現在哪個地方，華盛頓都會進行還擊，試圖阻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播。基於這一美國人公認的智慧，遏制戰略幫助美國贏得了冷戰，使美國能在不與蘇聯直接開戰的前提下制衡蘇聯的力量。
許多人認為，既然已經有這樣的成績，美國應該重新搬出遏制戰略的劇本，運用到今天的大國競爭對手上。例如，歷史學家哈爾·布蘭德斯（Hal Brands）宣稱，這一「優雅」且「制勝」的戰略將被證明能有效應對北京。他寫道：「為了成功對抗一個崛起的中國，美國必須重新學習遏制戰略的經驗。」在「外交事務」網站，政治學家麥克·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同樣認為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是一次「成功」，並認為應該通過「修訂與更新」，「再度對俄羅斯、中國與伊朗執行遏制戰略。」
這種呼籲無疑顯得過度自信，很可能也受到了誤導。遏制戰略在冷戰時期並沒有特別成功，今天也不太可能對中國奏效。現實中，是蘇聯自身的錯誤與弱點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導致了蘇聯垮台。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問題不在於做的太少，而是做得過多。正如上一個時代的情況那樣，今天的關鍵問題並不是尋找能夠平衡崛起強國的方法，而是要研究如何讓那個國家自己犯錯誤。
被高估的戰略
1947年，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主任的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以「X」的筆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成為遏制戰略的經典理論論述。雖然對蘇聯的軍事實力感到擔憂，但肯南認為這種實力之所以具有威脅性，是在於它同一種本質上是擴張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匹配。然而，肯南的結論是，蘇聯的強大力量「極有可能」已經孕育了「自我衰敗的種子，而這些種子早已開始發芽」。
其中的因素包括蘇聯民眾因戰爭所忍受的疲憊與幻滅，「不穩定」的經濟發展，很難維持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以及史達林死後即將面臨的權力轉移中隱現的不確定性（肯南預測這可能會「動搖蘇聯實力的根基」）。因此，肯南認為，美國政策的「主要元素」應該是「長期、耐心但堅定且警惕地遏制蘇俄的擴張主義傾向」。他希望，從長遠來看，蘇聯在推動意識形態擴張的道路上會逐漸受挫，進而減少對西方的敵意，變得更加包容。
這需要多長時間？誰都無法預測，當然，肯南在文章中認為整個過程可能需要10到15年，並強烈暗示，隨著克里姆林宮出現權力交接，形勢可能會發生變化：當時史達林已經接近70歲。事實證明，蘇聯政權在史達林去世（1953年）後依然很好地延續，並在未來數十年間繼續維持對國內與中歐國家的控制。
但更大的問題在於，不應假設在任何地方抵抗蘇聯力量的做法都是可行且有效的。自「X」的文章發表數十年後，遏制戰略除了導致古巴豬灣入侵與越南戰爭這樣的美國失敗之外，幾乎未能阻止任何國家擁抱共產主義。在某些情況下，遏制戰略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中央情報局在1953年、1954年策劃的政變分別推翻了伊朗與瓜地馬拉的左翼政府。但很難確定這種被視作成功的案例是否真的能阻止偏左翼的國家投入共產主義陣營的懷抱。
事實上，美國過去在海外秘密執行政權更迭的紀錄十分糟糕。正如政治學家琳賽·奧羅克（Lindsey O’Rourke）所發現，絕大多數這樣的努力都失敗了，很少有基於原定計劃的成功政變，就算那些成功的政變也大多是曇花一現。
1950年，美國及其盟友擊退了朝鮮對韓國的進攻，這場戰爭耗資巨大，最終以僵局收場。在那個年代，美國人幾乎普遍相信共產主義國家的軍事行動是蘇聯統治全世界宏大計畫的一部分，而非現實中個別國家的機會主義冒險。隨著西方國家看似在朝鮮半島取得成功，遏制戰略的軍事色彩更加濃厚，這讓肯南深感沮喪。遏制戰略的核心變成了軍事威懾，導致美國決定砸錢向歐洲部署大量武器。
但是，正如肯南已經得出的結論，蘇聯並不需要威懾：蘇聯人試圖援助和鼓勵世界範圍內的革命運動，但他們從來沒有興趣再次發動一場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歷史學家沃伊捷赫·馬斯特尼（Vojtcch Mastny）在查閱了蘇聯檔案後指出，莫斯科所有的國防規劃都是防禦性的，西方國家在歐洲大規模的軍事集結「與威懾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毫無關係，因為敵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發動這樣的戰爭」。
值得注意的是，冷戰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的三次最大挫折，幾乎都與遏制政策沒有多少關係；每一次挫折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陣營自我導致的。1948年，史達林試圖更進一步地控制由忠誠但獨立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南斯拉夫，這種嘗試以失敗告終，並導致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分裂；1965年，印尼軍方暴力鎮壓了與中國有聯繫、試圖擴大影響力的共產主義者，這令印尼無法倒向蘇東陣營；考慮到印尼被視作「多米諾骨牌」理論中的重要部分，這一事態的發展削弱了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首要理由。20世紀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為中國與蘇聯之間的路線之爭而陷入分裂。這些挫折都不是美國造成的。
蘇聯的自我毀滅
隨著冷戰接近尾聲，蘇聯的擴張主義有所收斂。但這與其說是遏制戰略所取得的成功，更應該歸於其失敗。如果蘇聯體制如同肯南所描述的那樣從最核心開始腐朽，那麼按照邏輯，美國不應該採取遏制戰略，而應該放任蘇聯的擴張，這樣它將更容易陷入自我毀滅。
某種程度來說，這個情況確實發生了。1975年，柬埔寨、南越和老撾迅速倒向共產主義陣營。隨後，部分是出於對重蹈越南覆轍的恐懼，美國陷入了一種遏制戰略的迷茫狀態，而蘇聯則以一種非同尋常的心不在焉狀態，投機地拉攏了一批心甘情願投入其懷抱的第三世界國家：安哥拉於1976年加入，莫三比克與衣索比亞於1977年加入，南也門和阿富汗於1978年加入，格瑞那達與尼加拉瓜於1979年加入。
一開始，蘇聯欣喜地看待這些國家的加入——他們稱之為「力量的相互關係」終於朝有利於蘇聯的方向傾斜。然而很快，幾乎所有這些國家都成為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包袱」。他們的內部充滿分裂、財政狀況惡劣並且陷入內戰，於是滿懷期待地向莫斯科尋求幫助。對蘇聯來說，在阿富汗的經歷是最具災難性的。1979年12月，蘇聯向阿富汗派出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旨在建立秩序並鎮壓反共產主義叛亂，但他們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
面對這一批狼狽且試圖「抱大腿」的小國，蘇聯很快意識到，他們還不如選擇被美西方遏制。蘇聯在1991年底的解體很難被歸功於遏制戰略。到那時，華盛頓早已認定冷戰結束，並正式放棄了這一政策。莫斯科也選擇就此甘休。
自肯楠寫下那篇文章41年後，飽受經濟、社會與軍事領域災難困擾的蘇聯終於如他所願，拋棄了對西方極具威脅的意識形態。1988年底，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呼籲「去意識形態化的國家關係」。次年，當蘇聯仍然控制著東歐大部分地區時，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做出了回應。在一系列關於「超越遏制政策」的演講中，他宣佈當前的目標是「説明蘇聯重新融入國際社會」，歡迎蘇聯「重返世界秩序」。1989年和1990年，東歐各國紛紛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試圖推行西方民主與資本主義體制。美國歡迎這一變化，但也付出巨大努力阻止蘇聯的自我崩潰。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老布希總統在烏克蘭發表的一次演講，他基本上在敦促蘇聯的各個加盟國團結一致，不要脫離蘇聯。如果說那個時候存在一場「冷戰」，美國和蘇聯可謂是站在了同一邊。
然而，就在老布希發表演講後不久，莫斯科的蘇共強硬派為了挽留蘇聯而發動政變，企圖推翻戈巴契夫。這次政變失敗了，也讓民眾的情緒轉向支持（蘇聯）解體，尤其是在烏克蘭。這導致了那些政變策劃者極力想要避免的最終結果。如果沒有這些事態的發展，通過一定程度的經濟改革，包括降低國防開支，蘇聯本有可能相對完好地倖存下來。
1991年8月1日，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在基輔呼籲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留在蘇聯，但烏克蘭依然在23天後宣佈獨立
正如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分析家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所說，蘇聯體制的崩潰「是因為其內部核心存在不足或缺陷，而不是因為外部世界做了什麼、沒做什麼或者威脅要做什麼」。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也表示認同：他認為蘇聯崩潰的主要原因「是這個體制內部存在的弱點與矛盾」。
耐心是一種美德
在判斷是否應對中國採取類似遏制政策的措施時，首先應思考中國是否像蘇聯那樣咄咄逼人。目前，中國的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儘管其人均GDP排在全球第78位），中國確實正尋求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正在加強軍事建設，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對外投資加強國際影響力，同時還曾開展「戰狼外交」，通過經濟和軍事實力獲取影響力。
但中國並不像蘇聯那樣對西方構成意識形態層面的挑戰。中國已嘗試幫助一些威權主義國家，但這跟傳播某種意識形態完全不是一回事。此外，除了決心在某一時刻收回台灣，解決部分邊境與周邊海域的爭端之外，中國看上去確實沒有太多領土野心。
與蘇聯一樣，對中國來說最頭疼的問題在國內。考慮到中國面臨的許多挑戰，對華遏制政策幾乎沒有必要。事實上，這樣做可能會加劇而不是緩解中國政府高層中的一種普遍想法，即華盛頓正試圖全力打斷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這可能會導致許多人擔心的回應。正如美國前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所說：「對於一種建立在非暴力的商業與通航擴張之上的大戰略，沒有任何軍事手段能夠應對。」
另一種路線是等待（可能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發生變化。美國可以奉行一種基於耐心的政策，同時謹慎、盡可能地從中國的經濟規模與問題中獲益。美國還應該就台灣問題繼續維持數十年的「戰略模糊」政策，讓這個島嶼在嘴上不說的同時，保持事實的分離狀態。美國也可以幽默地歡迎中國加入全球領導力的俱樂部，仿佛這樣的稱謂具有什麼實質含義。如果美國可以宣稱自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並暗示其他國家都是可以被犧牲的），為什麼不能給中國一個機會，沉浸在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但本質上毫無意義的宣言中呢？
冷戰的教訓不在於通過持續的遏制戰略摧毀對手的意志、削弱其力量方面所體現的價值，而在於後退一步、保持頭腦冷靜，讓對手體制中的矛盾充分暴露的智慧。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均為拜登政府現任官員，兩人2018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國總是對自己決定中國發展軌跡的能力有高出實際的估計。」與其重複這種錯誤的做法，決策者不妨牢記拿破崙·波拿巴的一句格言：「永遠不要在你的敵人犯錯誤時打斷他。」
（原文於9月21日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為：「反對遏制戰略的理由」 The Case Against Contai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