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觀真的「普世」嗎
本文來自雅典民主論壇與《紐約時報》合作的特別報導。
文/STEVEN ERLANGER
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在西方被頌為自由民主對威權共產主義的勝利，這在當時引發了關於世界已經到了所謂歷史終結的討論，這種觀點認為，無論好壞，自由民主是大多數人過上更好生活的默認設置。
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強調所有人的個人權利和自由——被聯合國奉為圭臬，用美國《獨立宣言》的話來說，它被視為「不言而喻」的真理。換句話說，它被廣泛接受，以至於無需證明。
但真的是這樣嗎？這個問題現在變得更加重要，因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種族問題上正墮入激烈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視為典範的美國。
「文化兩極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卻沒能解決問題，」梭頓說。她是本週在希臘雅典民主論壇上發表演說的嘉賓之一，該論壇是與《紐約時報》合作舉辦的。「人們覺得這個體系腐敗，金錢的影響力太大，存在精英俘獲——這個體系不能推動個體的進步」，或者說曾經可以，現在不行了。
而世界上的所有威權領導人無論多麼追求自身利益，都認為更嚴格的控制和「共同體」能提供更多更快的發展，給普通人帶來更大利益，即使他們的個人權利和聲音被納入更大的集體利益之中。
無論是在俄羅斯、中國，還是在非洲甚至歐洲的部分地區，專制領導人和極右翼政客都可以辯稱「今天看來，民主是一團糟，效率低下，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梭頓說，「他們認為，他們需要威權政府來讓人們擺脫貧困，他們認為社會的健康、增長和繁榮比個人的權利更重要。」
因此，地緣政治又回來了，尤其是在華盛頓的霸權日益受到挑戰之時。
諾貝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表示，西方民主國家推動的經濟理論「是全球化的基礎，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基礎，這些理論已經完全失去了信譽」，並導致了巨大的不平等。
「我們錯了，」他在今年的一場辯論上，以及隨後在義大利切爾諾比奧舉行的年度國際經濟會議安布羅塞蒂論壇上的一次談話中說。「規則是美國制定的，但舊的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體系已經破裂，很難修復。」
《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都沒有提到民主。但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經濟學家岡特拉姆·沃爾夫指出，《聯合國憲章》確實描述了普世價值，儘管威權主義者堅持認為，自由和人權應該更多地從整體上去理解。「民主可能是一個西方概念，」他說。「但這也是東方許多人——甚至大多數人——希望擁有的東西。」
他還說，討論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不滿是一回事，這些不滿主要是經濟方面的。「但這種辯論也會被一些獨裁者利用，他們希望保住自己的權力，避免與爭取自由的國內民眾發生衝突。」
德國高級外交官托馬斯·巴格在《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上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寫道，就連對1989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釋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傲慢的。那一年也代表了後蘇聯國家主權的回歸，這意味著它們有能力為自己創造價值觀，或者對自由民主國家所接受的價值觀持不同意見。
例如，在匈牙利，對「非自由主義民主」的擁護對法治和司法獨立構成了重大挑戰，更不用說對歐盟決定的權威性構成的挑戰了。波蘭也拒絕了日益世俗化的布魯塞爾定義歐洲價值觀的努力，認為建立在主要宗教傳統基礎上的傳統價值觀更為重要——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波蘭人堅信婚姻必須只存在於一男一女之間。
這是伊萬·克拉斯蒂夫和斯蒂芬·霍姆斯在《失敗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一書中提出的一個尖銳論點，他們在書中描述了新的民主領導人在剛剛擺脫蘇聯幾十年的意識型態強加的束縛後，又犯下了「模仿西方化」的錯誤。他們認為，結果是一種廣泛的政治怨恨，以及對民族身份和尊嚴的重申，以及對自由民主和被視為強加給本國的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的強烈抵制。
1989年，西方也普遍認為，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將走向更民主的自由主義。只有允許更多的個人和企業自由，中國才能保持奇蹟般的經濟增長。現在看來，這個假設存在極大的偏差——無疑是言之過早了。
作為回應，在1959年至1990年期間擔任新加坡開國總理的李光耀反對普世價值的理念，聲稱亞洲或「儒家」價值觀同樣有效，這種價值觀更強調家庭和社區，而不是個人權利。在一些人看來，他的觀點是在為人們普遍視為的新加坡家長式作風和高壓政府辯護。但這也是對許多人眼中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回應，這種文化帝國主義是老一輩傳教士努力使世界皈依基督教的延伸。
長期擔任馬來西亞威權領導人的馬哈蒂爾·穆罕默德常說，所謂的「普世價值觀」是西方價值觀，而亞洲價值觀才是真正的普世的。
這是中國熱切支持的一個論點，它以共產黨及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定義的安全和集體利益為名，越來越多地壓制個人的言論、集會甚至行動的自由。
中國重塑國際體制的行動引發了與西方的明確對抗，除此之外，巴黎智庫蒙田研究所的多米尼克·莫西說，這其中還關係到一種情感上的強烈怨恨。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當韓國和日本領導人在戴維營與拜登總統見面時，中國外長王毅在中國發表講話時說，「不管你把頭髮染得再黃、鼻子修得再尖，你也變不了歐美人，變不成西方人。」
王毅說，西方人分不清亞洲人誰是誰，並告誡「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麼地方」。他呼籲日本和韓國這兩個民主國家與中國合作，「如果中日韓三國攜手合作的話，符合三國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同繁榮，振興東亞，振興亞洲，造福世界。」
在莫西看來，中國是在揚「地理價值觀」、抑「價值觀地理」，日本和韓國則代表著亞洲西方。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中國專家陸克(Philippe Le Corre)說，從文化角度的論證現在不像效率角度那麼普遍。這家智庫就與亞洲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進行了研究。中國人近年喜歡說，他們甚至有一種自己的民主，而且由黨來挑選最佳領導人可以避免出現某些國家那樣「投票選擇脫歐或選上唐納德·川普或走向極左或極右」。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一來，他們就能有一些知道如何掌權的、負責任的領導人，」陸克說。但是近來隨著經濟放緩、新冠防疫政策受指責和黨內領導層出現突然的、未加解釋的人事變動，中國的體制似乎顯得比較脆弱。「我們的民主不完美，但至少我們有透明度，」他說。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完全沒有」。
中國人和像新加坡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這樣的知名亞洲知識分子經常指責他們的批評者把人權問題當武器，假裝在論證自由和普世價值，實際上卻是在運作他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議程。
這一看法目前在全球南方得到了更多支持。雖然並非鐵板一塊，但全球南方認為應該摒棄當下由西方主導的二戰後多邊全球秩序，轉向一個更多元、開放的系統——這個系統要承認世界已經改變，新的勢力已經崛起。
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不滿，窮國被迫承受更高的食物和能源價格。印度外交官希夫尚卡爾·梅農在2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寫道：「許多發展中國家懷著疏遠和憤恨的情緒，在它們看來，烏克蘭戰爭和西方與中國的對抗背離了那些緊迫的問題，如債務、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的影響。」
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近日決定邀請中東、非洲和拉美的六個新成員加入，充分體現了這種不滿情緒之強烈。其核心是對美國霸權的不滿，尤其是讓華盛頓可以通過貿易制裁施展巨大影響力的美元。
金磚國家的擴張，現在看來也許只是象徵性的，但在這六個國家加入後，該組織將包括37億人口，佔了全球經濟的一大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將大幅減少——這個由中國主導的組織引入了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全部加起來共有六個民主政體、兩個專制政體、兩個君主專制政體和一個神權政體。
除了中國以外，這些國家財力上都相對較弱，但它們認為自己可以聯合起來對抗美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西方，反對西方對國家行為規範的闡釋——也就是反對西方對普世價值的認知。
「許多發展中國家踴躍加入金磚的現象，不只是體現了中國的價值中立全球化的吸引力，也體現了西方國家沒能建立起一個更包容的國際秩序，」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牛犇(Neil Thomas)在郵件中說。
歐洲議會議員、中國專家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說，「中國的主導地位會增強，金磚國家會成為一個明顯傾向於專制的組織，」並且「越來越針鋒相對」。
他在採訪中說，這樣的擴張對美國和歐盟「構成嚴峻挑戰」。「我們需要向貧窮的、發展中的國家證明，歐洲想成為一個可信、可靠、公平的合作夥伴，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他說。「如果做不到，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可能會把注意力放在金磚上。」
保衛民主聯盟的梭頓說，歷史上不是沒出現過這樣有鮮明分野的時期，不過「我們這樣的老民主政體僵化了」，她說，這裡指的是北美和西歐的民主國家。「它們沒有創新；它們固守幾百年前的做法與過程，而守護權力的政黨」越來越無法代表一個多元的社會。
在莫西看來，關於價值觀的爭論在今天引起的共鳴要尖銳許多。
「民主的危機讓這個話題變得格外熱門，尤其是美國，」他說。「在法國，我們已經陷入兩極和對立，在歐洲有匈牙利、波蘭和義大利這樣非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但都不至於像你們那樣。已經到了恐怖的程度。這對歐洲來說是個挑戰，但也是個振作起來的機遇。我們別無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