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麥考特：美國對華政策何以發生巨變？
文/美中故事匯 張涓、劉亞偉
編者按：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到戰略競爭的轉變是影響兩國關係的重大政策性轉變。許多中美問題專家從經濟、軍事、外交等角度對這一重大轉變進行了深入分析。在採訪了 134 位中國問題專家後，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社會學家大衛·M·麥考特 (David M. McCourt) 最近發表了一篇備受關注的文章（Knowing the PRC: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etween Engagement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研究了支持接觸政策的專家如何被主張對中國採取更強硬觀點的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所取代，因此導致川普政府期間美國對華政策實現了從接觸到競爭的巨大轉變。麥考特的文章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學者謝卉題為「美國新生代‘中國通’對華認知及其影響」的文章有異曲同工之妙。中美印象（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近日採訪了麥考特，以下為採訪原文。大衛·麥考特 (David M. McCourt) 是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社會學系的副教授。他以英國、美國和歐盟等作為案例研究，研究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行為的社會根源。此外，他還對社會學和國際理論感興趣。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您怎麼會對中美關係從接觸到戰略競爭的重大轉變產生興趣？
麥考特：簡單的答案是，我也是一名國際關係學者。我的博士學位研究的是國際關係，我是在歐洲的學府拿到的(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博士學位。
歐洲研究國際關係的方法更加傾向於社會學和歷史學。因此，我是一名具備歐洲風格的國際關係學者，而在美國，這使我成為一名政治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研究體制方面（institutional）的學者。
在2015-2016年，也就是中美關係發生轉變的時候，我當時並沒有開始研究這個問題。2015年，藍普頓 (David Mike Lampton) 在卡特中心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講，他在演講中稱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臨界點」。我在 2016 年和 2017 年開始認真關注中美關係，當時正是大選的開始，然後是川普入主白宮。
您使用社會學方法來解讀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從接觸到戰略競爭的巨大轉變。您能介紹一下這個觀點嗎？
麥考特：我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表明川普政府內處理中國事務的官員在構成上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此基礎上，他們開始構建新的中國政策，並落實了這些政策。川普政府從華盛頓特區以及更廣泛的國家安全領域吸納了一批中國問題專家，我將這些人稱為「戰略競爭派」 （strategic competitors）。
您能進一步解釋一下川普政府內部的戰略競爭派嗎？他們是誰？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什麼？
麥考特：我把川普政府內的戰略競爭派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來自軍方和國安部門的人。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是其中的關鍵成員，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是另一個代表。他們認為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軍事和安全。
第二類主要從經濟角度將中國視為一個挑戰。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是關鍵性代表人物。納瓦羅和萊特希澤不是從華爾街或大型跨國公司的視角來看中國，而是從那些中小型美國公司以及因離岸外包到中國而生意減少苦苦掙扎的美國人的視角看中國。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的主張最接近川普本人的觀點。我認為川普本人屬於第二類。
我稱第三類為新冷戰鬥士或真正的對華鷹派（new cold warriors or real China hawks）。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和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是這一類的代表人物。他們認為中國對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構成了生存威脅。
一旦大權在握，這些戰略競爭派就開始對之前主張接觸政策的接觸派關上大門，不再聽取他們的意見，轉而聽取對中國持更為敵視的人的意見。戰略競爭派開始著手重塑對華政策，但這些政策直到 2020 年左右才得到具體的落實。
在您的論文中，您從三個方面具體研究了接觸政策，您能否分享一下這方面的觀點嗎？
麥考特：我認為接觸政策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框架（framing）、群體（community）和政策（policy）。框架指一個總體上的敘述，即美國和中國可以通過接觸的方式相處，通過與北京接觸，美國可以將中國納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群體是指持這一觀點的人有一個小圈子，他們認為接觸是確保美國國家利益的最佳方式。藍普頓 (David Lampton)、謝淑麗 (Susan Shirk)、李侃如 (Ken Lieberthal) 和蜜雪兒·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都是這個群體的成員，他們都認為美中關係不是零和的關係，而是有正能量的關係。
政策指通過經濟和戰略對話等與中國保持接觸，尋求共贏。
許多人對川普政府突如其來的對華政策的巨變感到震驚。您剛剛談到人員上的變更，您能再展開一下，解釋一下他們是如何做到如此迅速並強有力地實現了政策性的轉變？
麥考特：從歐巴馬到川普對華政策上的範式更替留下的謎題是，川普政府如何引進了一批對中國有不同看法的顧問，這些人不僅對中國有不同看法，而且他們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理有據的。為什麼他們值得其他中國問題專家的尊重？顯而易見的答案是，他們說的是事實：中國變了，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必須改變。
我說的是兩個群體的構建，一個叫接觸派（engagers），一個叫戰略競爭派（strategic competitors）。對於川普政府的轉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群被稱為戰略競爭派的形成。在我的論文中，我稱之為「政治化」 （politicization）的過程，但我在即將出版的專著中稱之為「兩極化」 （polarization）的過程。
長期以來，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是一個相當整體化一的團體，而且在很多方面是一個小的團體。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瞭解中國的人還很少。但之後，隨著這一領域的擴大和學院化程度的降低，研究中國的學者也開始日益分裂為鷹派和鴿派。
戰略競爭派是如何出現的？他們先是認識到自己的觀點與接觸派不同。戰略競爭派更年輕。他們更關注軍事安全。他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也更多。因此，戰略競爭派就這樣形成了。如果沒有這個群體，川普政府就不可能吸納那些極度敵視中國的人。
第二個過程是如何理解戰略競爭派的合理性。我談論了事業上他們與接觸派的競爭，以及關於接觸政策的爭論如何影響不同類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中國問題學者。
我將最後一個過程稱為個性化的過程，因為這兩個流派的形成不僅僅來自對中國的看法的不同，也不僅僅是專業知識的不同，而是牽涉到個人的功成名就的故事。這些個人的故事包括通過接觸政策而事業進展順利的學者以及那些事業可能不太順利的學者。誰的觀點更重要、更顯赫，誰的觀點沒有引起注意？在中美關係中，存在著學者之間的對立，有的學者因為投資于中美關係而不太欣賞那些不同類型的觀點，對持這類觀點的學者也持懷疑態度。
我認為，如果不瞭解戰略競爭派如何設法關閉接觸派的大門，並說服決策者不再聽取他們的意見，你就無法理解美國對華政策如何從歐巴馬到川普的巨變。
總之，中美關係的轉變歸根結底是關於個人好惡、個人對中國的看法以及個人對中國的投資。所以，這是對華政策轉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接觸派和戰略競爭派之間有什麼區別？
麥考特：總的來說，接觸派採取了更加學術、超然的觀點。他們往往有外交官的背景、學術背景，或者通過大學、商業或個人交流與中國進行具體接觸的經歷。他們理解接觸的重要性，他們通過自己的職業投資於與中國的接觸。
而戰略競爭派更專注於改變美國的政策，特別是在安全領域。總體而言，他們與接觸派的學者不是同一類型的中國問題專家。這些人並不是靠與中國的接觸而獲得事業上的成功，他們主要集中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五角大廈等機構。
博明是一個重要的例外。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國問題專家，會說中文，並作為《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在中國工作了很多年。但大多數戰略競爭派是不同類型的學者。他們的事業和知識來源是關於軍事事務和國家安全事務。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國際關係理論家。範亞倫（Aaron Friedberg）、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或白邦瑞（Michael Pilsbury）等學者都屬於這個派別。他們與和蜜雪兒·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藍普頓等不是一個類型的學者。
拜登政府上台後，延續了川普政府強硬的對華政策。您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麥考特：在我看來，拜登政府沒有回歸接觸的事實表明，他們吸納了與戰略競爭派觀點基本一致的中國專家，這些專家贊同戰略競爭派的框架內容並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我們首先從中國問題專家的群體（community）看看拜登政府都有哪些類型的學者。這裡的關鍵人物是被任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的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以及坎貝爾的長期副手、另一位對中國持強烈批評態度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他們兩人雖然在民主黨東亞外交政策圈子裡活躍多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屬於戰略競爭派。在川普執政期間，兩人在很多方面將自己定位為戰略競爭派。
2018年3月，坎貝爾和拉特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清算：北京如何辜負了美國的期望」的文章（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認為美國誤判了中國，美國需要重新考量自己的對華政策，需要以一種不試圖改變中國但要更加強勢的方式對付中國。
川普政府 在2020 年 5 月發佈了名為《美國對華戰略方針》（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RC）的檔，觀點與坎貝爾兩人在《外交事務》上的文章的觀點驚人雷同。
拜登政府確實可以改變對華政策，這種轉變並沒有發生是因為拜登政府也同樣引入了一群支持戰略競爭觀點的學者。
不過，拜登政府下的戰略競爭派與川普政府的戰略競爭派也有不同。他們同意何瑞恩（Ryan Hass）等人的觀點，即外交政策始於美國國內，與中國競爭的方式是增強我們與世界各地盟友和夥伴合作的能力。這是與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截然不同的特點，但是，川普政府的戰略競爭框架仍然是坎貝爾等人支持的核心觀點。
您提到了很多中國老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如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傑夫·貝德 (Jeff Bader)，您還提到了杜如松 (Rush Doshi)、蘿拉·羅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和朱利安·格維茨 (Julian Gewirtz)等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學者。
老一代的接觸派和新一代的反接觸派有什麼區別？
麥考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兩派人職業發展的軌跡問題。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老一代的接觸派，那些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甚至包括在 20 世紀 90 年代去過中國的人，當時中國還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我聽很多人說這讓他們對中國產生了敬畏感，或者對這個地方有一點驚奇和浪漫，以及對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的感慨。因此，他們看到了通過接觸而發生的巨大變化。我認為他們是從個人和事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問題。許多人將自己的事業建立在與中國接觸的基礎上，努力促進民間交流，努力在中國問題研究的領域建立自己的生活、事業和友誼。
但是，年輕一代的中國問題學者是和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首先，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而幾乎是一個大國了。其次，他們主要關注華盛頓的政策，對學術研究興趣寡然。但是，像李侃如這樣的學者，他們除了對外交政策領域感興趣，也對在政策領域之外發展美中關係感興趣。他們對建立中國學術中心和促進兩國交流興趣盎然。
第三，年輕的學者在成長的過程中還伴隨著其他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更有爭議，比如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自然而然地強烈批評中國的變化，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更難去的國度，一個更難打交道的國家，這個國家有一個正在做我們不喜歡也不同意的事情的政府。
年輕學者中，每個人的觀點又略有不同。例如，朱利安·格維茨（Julian Gewirtz）可能比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更傾向於接觸政策。像庫爾特·坎貝爾和伊利·拉特納這樣的人是備受尊敬的中國問題專家，但他們與奧克森伯格、李侃如或傑夫·貝德等不是同一類中國問題學者。
布林肯最近的北京之行是否表明接觸派的勢力又開始抬頭？在拜登政府中，誰是接觸派，誰對這派觀點有異議？
麥考特：我認為，布林肯對北京的訪問和拜登政府目前的對華言論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我認為拜登政府有一點擔心，他們不希望在他們任內兩國發生危機。
其次，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對「戰略」一詞存疑。他們更多地討論負責任的競爭（ responsible competition）或有序競爭或有序共存（managed competition or managed coexistence）。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將自己與川普政府區分開來的嘗試。他們試圖平息一些持接觸派觀點的人的擔憂。
人們可以感覺到，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可能比坎貝爾等人更全面，而且拜登政府內部可能也存在一些分歧和裂痕。因此，對布林肯的訪問可以用多種不同的方式來解讀。批評者認為，這也許是新的接觸派的出現，舊的接觸派的東山再起。
但我真的不認為拜登政府內有人在試圖重塑美中關係。我認為沒有人願意嘗試做川普政府內博明和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川普政府的國安顧問）等人在 2017 年做的重塑對華政策的工作。僅僅在用詞方面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畢竟，目前的情況是「接觸」一詞已經很不受歡迎，不能繼續再使用了。
因此，出於這個原因，也出於所涉及的重塑政策所需要的努力的原因，我不認為拜登政府會出台新的對華政策框架，支持在當下條件下採取接觸政策的中國學者群體也不會出現。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舊的接觸派也許會再捲土重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思考一下川普政府為重塑美中關係到底做了多少工作。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他們花了四年的時間，直到川普政府的最後一天，處理中國事務的官員還在忙碌。比如，他們讓美國外交官和台灣外交官更容易相互接觸；他們正式為在新疆發生的事定性。
自兩國建交以來，美中關係在川普政府時期發生了一次根本性改變。我不認為這種情況會再次發生，向後轉回接觸政策，尤其是當中國似乎沒有真正的興趣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的時候，而這些行動方式是促使對華政策從接觸轉向戰略競爭的始因。
您覺得學者怎樣才能更明智的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避免這兩個國家陷入衝突？
麥考特：我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夠盡可能地傾聽觀點大相徑庭的學者的觀點，實現華盛頓的最佳理想狀態，即把決策之都變成一個容納各種觀點的市場，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被某一特定群體的觀點所裹挾，保持開放而不是關閉的辯論空間，抵制「接觸政策是軟弱的表現」的偏見。
在結束這個採訪之前，您能談一下您即將出版的專著嗎？
麥考特：我現在正在做最後的修改，應該在夏末之前完成。
這本書的名字叫《接觸的終結：美國的中俄專家和冷戰以來的美國戰略》（The End of Engagement: America’s China and Russia Experts and US Strategy Since the Cold War）。這本書將美國的中國學者群與美國的俄羅斯學者群進行了比較，後者並沒有出現從接觸轉向更具競爭性的範式轉變，這表明美國的中國學者界發生的轉變是非常獨特的事情。美國對其他主要國家的政策並沒有發生這樣巨大的轉變，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