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困境下的中亞向何處去，邁向「全球東方」？
萬青松（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與歐亞研究院副院長、周邊中心科研主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青松、楊雯晶】
5月18日至19日中國迎來今年首場「主場外交」——首屆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召開。這也是疫情緩解後中國有序恢復對外交往背景下舉辦的首場重大主場外交活動。
建交30多年來，中國與中亞五國合作成果豐碩，合作機制日趨完備，發展勢頭強勁。中國-中亞元首峰會是鞏固這些良好勢頭、推動中國-中亞合作再上新臺階的新契機，自然也就再度成為輿論關注點。
中亞地緣位置特殊，本就吸引世界大國聚焦。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主要大國在中亞博弈的激烈程度明顯上升，美國及其盟友進一步強化對中亞滲透，試圖對沖中俄兩國的影響力。與此同時，蘇聯解體三十多年來，中亞國家當下又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舊轉型未完成，新發展困境已至，未來究竟將走向何處，既是其自身必須探索的問題，也是周邊國家、國際社會值得關注的動向。
國家轉型與身份認同難以調和
當前，中亞國家在推進國家「再轉型」和尋求「中等強國」身份定位之間陷入兩難。一方面，雖然中亞國家宣佈獨立已經31年，但事實上並沒有找到能有效保障本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俄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曾撰文指出，包括中亞在內的前蘇聯國家在危機面前所展現的能力和效率差強人意，離高品質發展尚有距離。
另一方面，世界變局加速演變，30年前更具吸引力的「西方模式」陷入深重危機，而當下中亞國家發展又來到一個新拐點，擺在它們面前的首要任務依然是能否保持政治經濟發展的獨立自主性（萬青松：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是走西式路線，還是順應區域「新潮流」？）。
2022年7月21日，第四屆中亞國家元首磋商會議在吉爾吉斯舉行，土庫曼總統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吉爾吉斯總統札帕羅夫、塔吉克總統拉赫蒙、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從左至右）共同出席會議。
與此同時，中亞國家也正處在國家精英代際更替的關鍵時期，而且這一進程遠未結束，再加上複雜多變的國際與地區形勢，使得中亞國家更加內外交困。在未能找到有效應對辦法之前，大多數中亞國家執政精英只能借助「手動治理」來維繫國家和政權的生存，主要通過修改憲法、提前總統大選、提出新的發展戰略（例如「新哈薩克戰略」「新烏茲別克戰略」）等方式緩解內部政治矛盾。比如，2020年10月吉爾吉斯舉行議會選舉發生大規模騷亂後，宣佈提前進行總統大選；2022年1月哈薩克發生街頭暴亂後，哈國宣佈修憲並於11月提前總統大選；同年3月，土庫曼提前總統選舉，並完成部分權力交接；同年7月，烏茲別克修憲引發暴亂，導致修憲公投被延遲到今年5月才正式舉行，隨後宣佈提前大選。可見，中亞國家採取的化解危機的方式相似，且都面臨著極高的政治風險。
此外，在美西方勢力的介入下，中亞國家的部落、宗教精英之間的矛盾也被激化，2022年1月哈薩克騷亂，其背後就有西方勢力挑唆極端伊斯蘭教徒的身影，同年7月烏茲別克卡拉卡爾帕克斯騷亂中也有美國的挑唆，進而導致中亞國家「顏色革命」風險持續增大。
與國家「再轉型」密切相關的是中亞各國身份定位問題，也困擾著各國的執政精英。內部危機下的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已經陷入「中等強國困境」：如果選擇與諸大國深度合作，可能會獲得向「中等強國」過渡所需的物質支持，但必然會導致其自身部分獨立自主性的喪失；而若選擇依靠自身基礎發展成為中等強國，機會更是渺茫。面對這一困境，中亞執政精英顯然沒有明確的脫困方案，如今大國博弈的「陣營化」，則進一步惡化了中亞國家發展的外部空間，使得執政精英的焦慮有增無減。
發展與安全難以統籌
危機與衝突交織下，中亞國家在域內國家間矛盾激化和維持「多方位」外交之間陷入兩難。烏克蘭危機背景下，隨著俄羅斯與美西方在中亞的「零和博弈」不斷加劇，不僅激化了地區國家之間的諸多矛盾，也啟動了蘇聯解體後「被凍結」的國家間衝突，包括邊界衝突、水資源衝突、族群間對抗。僅2022年，吉塔之間至少發生兩次邊境武裝衝突；吉烏之間爆發一次邊境衝突和一次水資源爭端。
與此同時，周邊國家阿富汗局勢有所惡化，活躍在中亞各國邊境的安薩魯拉·賈馬特組織、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K）等恐怖組織不斷進行跨境滲透、組織毒品販運，並發動多起恐怖襲擊。2022年4月，恐怖組織「ISK」向烏塔邊境的清真寺發動襲擊；5月，塔吉克東部邊境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也遭遇恐怖分子襲擊。這些內外頻發的衝突與危機事件深刻影響著中亞國家的安全與穩定，迫切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有限資源。
烏克蘭危機以來，美西方借俄羅斯無暇東顧，以「穩定與發展」為名，見縫插針深度介入中亞局勢。2022年5月，美國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唐納德·盧訪問吉烏塔哈四國，以加強美國與中亞關係，推動共建互聯、繁榮和安全中亞。8月，美國與中亞四國（吉烏塔哈，此外還包括蒙古國和巴基斯坦）舉行名為「區域合作-22」的聯合軍事演習。9月，拜登政府宣佈為中亞地區提供2500萬美元援助。11月，歐盟－中亞外長峰會上，歐盟也承諾未來四年為中亞地區提供3億歐元撥款，用於找到「釋放現有潛力和建立持久聯繫的途徑」。2023年2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亞宣稱再追加2500萬美元援助，説明該地區「拓展貿易路線」，降低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
就在中國-中亞元首峰會前夕，唐納德·盧於4月22日至27日再度訪問吉爾吉斯和塔吉克，並正式啟動2500萬美元的中亞經濟可持續發展倡議項目；美國國務院也罕見宣佈派出五角大廈、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際發展金融公司和國際發展署組成的高級代表團，將於5月23日至27日對中亞四國進行五天訪問。
美國財政部負責恐怖主義融資和金融犯罪的助理部長羅森伯格和歐盟國際制裁特使奧沙利文也訪問中亞國家，要求它們停止規避反俄制裁，否則將被禁止進入西方市場。近日，歐盟宣佈將於5月18日至19日舉行第二屆「歐盟-中亞」經濟論壇。
美歐強化中亞協調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對沖中俄的影響力，通過維持碎片化且易於管控的中亞地區，試圖在中俄之間建立起一堵「柏林牆」。這種通過威逼利誘迫使中亞國家選邊站隊的方式，極大地限制了中亞國家借助大國間戰略利益分歧和競爭求得「多方位」平衡外交的空間。
地區一體化與互聯互通難以兼顧
中亞國家在深化區域一體化與拓展域內外互聯互通之間陷入兩難。2018年至今，中亞五國元首每年舉行峰會，致力於加速推動中亞一體化，提升中亞整體影響力。然而，因邊境矛盾與衝突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以及各國在地區合作訴求上的具體側重不同，使得一體化合作仍然停留在鬆散協作、效率低下、矛盾重重的局面，難以通過深化地區內的互聯互通來尋求解決本國社會經濟發展難題的靈丹妙藥。
俄羅斯專家曾直截了當地指出，「中亞」本身依然是相對鬆散的概念，並不一個完整、獨立的地區地緣政治實體，顯然難以構建起區域一體化聯合體。
各大國也紛紛向中亞國家推出自己的互聯互通計畫。尤其是俄烏衝突以來，俄羅斯力推「南北國際運輸走廊」項目，普京總統不論是在國家戰略發展會議中，還是在裡海峰會、東方經濟論壇、聖彼德堡國際經濟論壇等重大國際場合，均表態加快打通「國際南北運輸走廊」的政策努力。歐盟也提出與中亞各國發展繞過俄羅斯的「中間走廊」專案合作。2022年7月，歐洲復興銀行宣佈向哈薩克鐵路系統投資1億多美元；11月歐盟與中亞舉辦「互聯互通」會議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強調歐盟準備參與執行發展中亞區域運輸基礎設施的專案，作為「全球門戶」倡議的組成部分。
此外，日本、印度、土耳其、韓國等國也都頻頻向中亞提出各種不同版本的平行互聯互通計畫。表面上看，這些專案是為中亞國家過境貿易和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和空間，但實際上各國基於不同利益考量，從不同方向將中亞國家的資源和利益進行再次撕裂，導致中亞內部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被進一步固化，地區一體化整合的前景愈發暗淡。
邁向「全球東方」？
在全球和歐亞變局之下，上述三重困境進一步凸顯中亞國家「向何處去」的現實難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政策界和輿論界討論較多的是中亞很可能回歸到19世紀英帝國和沙皇俄國之間的「大博弈」，或是中亞也可能變成「亞洲的巴爾幹」，也就是陷入歷史的怪圈。
更值得關注的是，俄烏衝突以來「全球東方」概念受到國際關係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根據知名俄裔國際關係學者安德列·齊甘科夫的觀察，包括所有中亞國家在內的「全球東方」國家在烏克蘭危機上頂住美西方壓力，採取不選邊站的立場：既不支持衝突任何一方，也不加入西方制裁或特別軍事行動。據此，他認為不能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爭奪世界統治權的角度來理解「全球東方」在俄與西方對抗中的角色。這些國家的政策更多反映了通過互惠和對話、而不是對抗和衝突來尋求新的機會，它們也正在努力阻止這場衝突的蔓延。
實際上，這一現實觀察與瑞士洛桑大學馬丁·穆勒(Martin Müller)教授早在新一輪烏克蘭危機之前就提出的「全球東方」概念，在內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穆勒撰文批評冷戰後習慣將世界劃分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作為思考全球差異的公認方式之一，他認為這種二元對立忽視了那些處於南北之間的國家，因此有必要引入術語「全球東方」，並將其視為更具包容性但未定型的概念（Müller M.In Search of the Global East: Thinking Between North and South.Geopolitics.2020. Vol.25. №3. pp.734–755）。
對中亞國家而言，如果能夠抓住正在加速到來的「亞洲世紀」的歷史機遇，並成為「全球東方」的組成部分，不僅有助於中亞國家充分利用全球經濟和政治結構調整所帶來的機遇，提升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也有助於中亞加強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之間的聯繫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