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一脈–客家人傳承中華文明於南洋
文/曾建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奔向大海
客家人原鄉在福建、廣東、江西山區，由此向外擴散，乃至海邊，而之所以向大海縱身一躍，遠飄南洋，最早的原因是政治性的，為的是宋朝十萬大軍於廣南東路新會縣崖山兵敗於元朝後，山河破碎，義不帝秦的忠臣遺民，只能南海浮沉，由命運決定身世。其中最著名的是梅州程鄉縣（梅縣）松口堡卓氏八百子弟勤王，僅餘卓謀（卓滿）一人倖存，而率領隨身親兵十餘人出海，登陸於薄歡州（婆羅洲Borneo）即今加里曼丹（Kalimantan），有此一說，當地村落宋公（Sungkung），地名即與宋朝先人有關。其他流亡交阯（北越）、占城（中越）、爪哇（Jawa）者所在多有，如左丞相陳宜中哭秦於占城，未獲支持出兵，率遺民再遠走暹羅，當中即有客家人。
明代海禁，但仍有客家人大規模犯禁出海，明世宗嘉靖年間，粵東潮州梅州地區有饒平人張璉領導的飛龍國客家人反抗運動，飛龍國兵敗後流亡三佛齊（Samboja蘇門答臘Sumatra）柔佛蘇丹國（Kesultanan Johor），仍在海上號令，明神宗萬曆時張璉已受柔佛國招安為蕃舶長，負責港務和貿易，另一民變領袖程鄉人林朝曦則出任暹旦（西安淡Siantan）太守，控制南海航道。梁啟超稱譽張璉為中國海上殖民第一人。
移工品牌
清初休養生息，客家原鄉丁口滋蕃爆長，山多田少，不得不向外出遊營生，而物產豐饒、地廣人稀的南洋各國，乃成了客家和閩粵各地人民拓殖的新天地。近代客家人南洋過番的起站，是印度尼西亞的邦加（Bangka）。邦加在康熙晚期開始錫礦開採並由荷蘭東印度公司保證採購，因而需要大量礦工。統治邦加的巴鄰邦（巴領旁、渤林邦Palembang舊港、巨港）蘇丹馬哈茂德．巴達魯丁（Mahmud Badaruddin）王妃林氏是邦加客家人，祖父阿布杜勒．哈亞特（Abdul Hayat）原名Lin Tau Kian（林道建（音）），是明朝遺臣，曾任暹旦太守，馬哈茂德．巴達魯丁向客家移工招手，形成客家人前往邦加的熱潮。〈《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序〉作者曾騰的孫子福建省台灣分巡兵備道淡水廳新埔名醫曾勳貴的次子曾章郎，即在清穆宗同治年初攜長兄曾錦郎養子曾鴻慶離開太平天國戰禍連綿的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蕉嶺）而移民邦加，曾鴻慶和我祖父曾鴻鈞同輩，這是邦加我最親近的遠親了。
邦加招徠客家華工成功的經驗，影響了擁有金礦的西婆羅洲南吧哇（曼帕瓦Mampawa）蘇丹，他也向客家華工招手，清高宗乾隆20年（1755年），第一批客家華工抵達，而後客家人之間奔相走告，乃蜂擁而至，甚至反客為主，組織了七家公司，從事武裝屯墾與金礦開發。當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者，是嘉應州梅縣石扇堡人羅芳伯在西婆羅洲坤甸縣（Pontianak）東萬律（Mandor）建立了共和國蘭芳公司，從而衍生出其部屬梅縣葵嶺鄉人吳元盛征服戴燕（大院Tayan）稱王的傳說。蘭芳公司的章程規定，該公司大總制只能在嘉應州人當中選任。蘭芳公司於清乾隆42年（1777年）建國，清德宗光緒12年（1886年）為荷蘭攻滅，期間隨著公司人口的增加，在1850年代即有十二分公司的設立，由坤甸和三發（Sambas）將客家移工引進英屬沙撈越（Sarawak）石隆門（Bau）從事金礦開採。客家人曾經在婆羅洲建立國家，使婆羅洲成為客家人和其他各邑中國移民的新故鄉，客家語至今仍是當地坤甸和山口洋（Singkawang）的主要語言。
早期客家移民選擇僑居地，就是乘木船、舢板、帆船等交通工具，隨風漂流到哪裡就到哪裡上岸，等初期移民穩定下來之後，就會陸續引介同鄉和親族前來。清乾隆10年（1745年）最早登陸馬來亞檳榔嶼（庇能Pulau Pinang）的廣東省大埔縣塾師張理、同邑鐵匠丘兆進和福建省永定縣燒炭人馬福春，便是乘坐帆船漂抵此地丹絨武雅（Tanjung Bungah）的海珠嶼（Sea Pearl Lagoon）。他們原以捕魚為業，後從事熱帶農作以及貿易，而在身後被尊為大伯公，成為檳榔嶼的開基者。
清宣宗道光30年（1850年）於廣西省起事，至同治11年（1872年）始於貴州省全軍覆沒的太平天國，是主要由兩廣客家人領導的反抗運動，太平天國戰敗後，其遺民不是被清朝當成戰俘集體輸出各國充作苦力，便是選擇流亡。此際正值工業革命興起，全球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激烈競爭的年代，華工成為殖民國家的重要勞動力來源，因而南洋的殖民大國如英國、荷蘭和法國均大量招攬華工，清文宗咸豐10年（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清朝全面廢除海禁，允許國人移民海外，帶動新一波的華人和客家人的移民潮，也使華人海外聚落迅速增長。客家人除了持續湧入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爪哇（Jawa）、蘇門答臘棉蘭（Medan）各地農莊、商社，也湧入英屬東印度公司經略的馬來亞各地。
清仁宗嘉慶年末至道光年初，石郎國（雪蘭莪Selangor）爆發八年內戰，吉壟埠（吉隆坡Kuala Lumpur）甲必丹廣東省惠州客家人葉亞來和嘉應州客家人張昌之間亦展開大戰，雙方皆自中國引進鄉人助戰；道光28年（1848年）卑力國（霹靂Perak）近打（Kinta）河谷發現錫礦，此皆加速客家人移入。
清咸豐同治兩朝間兩廣爆發土客大械鬥，隨之太平天國覆亡，許多廣西客家人乃避難於安南（越南），太平天國餘部吳亞終在安南分為黑旗軍、黃旗軍與白旗軍三股勢力，最終統一於廣西省欽州客家人劉永福之黑旗軍，而割據於興化省水尾州（老街省）保勝縣。中法戰爭時，劉永福率黑旗軍勤王，協助安南阮朝抗戰，並支援清軍作戰，締造鎮南關大捷。中法停戰後，黑旗軍回到中國，安南海寧省（今廣寧省北部）則有客家移民留下，被越南稱為儂人或艾人。
太平天國遺民，以天王洪秀全家族為首，約在1860年流亡北婆羅洲（沙巴Sabah）山打根（Sandakan），光緒8年（1882年），英國北婆羅洲渣打公司（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為進行農業開發，則通過瑞士基督教巴色差會（Basel Mission）客家教會系統招攬客家農民，沙撈越英國殖民政府也在光緒24年（1898年）起透過巴色差會系統性引進客家農民。沙巴和沙撈越的中國移民不同於南洋其他地區之所以以客家人為主，是有計畫的客家移民引進的結果。
早期走番南洋的客家與各邑中國先民，率皆屬於農民階級，知識程度不高，當中更多因不諳法律，淪為奴工，勞動權備受剝削，號為「豬仔」，但中華文化儒家思想的底蘊則亦隨之帶往南洋。儒家重視家庭倫理關係，故而中國各邑移民在海外各地多設有同鄉會館或原鄉神祇廟寺，以照應族親鄉親，一朝發達，便思如何回饋族人鄉里故園，造橋鋪路、起樓修屋，崇文重教，以光宗耀祖。早期海外華文教育，以啟蒙和識字的基本應用為主，由私塾擔負教學的功能，如羅芳伯即本為落第書生，闖蕩坤甸而留在當地為當地僑民設塾開班授課兩年，因展露服眾的領導能力，成為蘭芳公司的創立者。
新學洗禮
光緒24年（1898年）戊戌變法，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輔弼下，下詔國是，命各省府州縣設立新式學堂，並派遣官員赴各國協助華僑籌辦新學。惜不久爆發政變，愛新覺羅．載湉遭到軟禁，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垂簾聽政，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則流亡海外，組織帝國憲政會（保皇會），在政治上與慈禧太后對抗，而以變法維新、尊孔保皇、君主立憲等為號召，積極爭取海外中文報刊和僑校向心，以型塑支持變法的進步輿論和觀念。這一來，康有為、梁啟超提倡的新學，便對於傳授經學的海外私塾教育產生典範革命的衝擊，梁啟超於奔走南洋各地更不遺餘力。光緒26年（1900年），於廣東提倡新學有成的鎮平縣籍客家領袖丘逢甲，為廣東省惠潮嘉分巡兵備道觀察使沈守廉薦舉代表廣東省到南洋考察僑教，丘逢甲足跡遍及新加坡、馬來亞檳榔嶼、吉隆坡、芙蓉（雙溪烏絨Sungai Ujong）、霹靂州怡保（Ipoh）、坤甸各地，也與梁啟超見了面，甚至承諾武裝勤王。
光緒27年（1901年），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巴城中華會館由客屬梅縣丘燮亭和各邑僑領等創辦的中華學校成立，迅速帶動荷屬東印度各地新式學堂的設立，該校即為鎮平縣客家革命志士羅福星的母校。光緒30年（1904年），馬來亞檳榔嶼廣東省大埔縣客家僑領張弼士奏請清廷在檳城籌設新式學堂中華學校，清廷乃以之為新式學堂之模型。次年，流風所及，新加坡梅縣僑領湯湘霖、黃澐輝則創辦應新學堂。兩廣總督岑春煊於該年派遣惠州龍門縣客家人兩廣學務處查學員劉士驥以三年時間赴南洋各地視察並改革僑教與協助僑社興建孔廟，這一年8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懷抱其三民主義理念親自投入南洋各地新式學堂教育的發展。該年清廷宣布廢除科舉制度。雖然孫中山的政治立場與保皇黨梁啟超以及清朝體制侔不相同，他們對於推動新學的看法卻不約而同，堅信中國需要現代化和現代教育，所不同者，則是對於中國的國體有不同的看法。光緒34年（1908年）是海外僑教新學發展的標誌性一年，清廷支持的檳城中華學校，以及怡保客家僑領福建省永定縣下洋客家錫王胡子春和嘉應州平遠縣姚德勝等人創辦的育才學堂、棉蘭由梅縣松口客家僑領張榕軒、張耀軒兄弟創辦的教本學校，皆於同年開學創校。
孫中山稱譽華僑為革命之母，很大原因是華僑身在國外，見多識廣，不受羈束，深知中國愚昧，而於革故鼎新多所寄望。這些絕大多數在國內發展受限的僑民，在海外找到天地得以一展長才，並且以所受到的文化洗禮和進步知識與觀念，為中華文化注入新血，使之歷久而彌新，從而鼓動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民國成立後，暹羅客屬會所方在曼谷（Bangkok）設立有進德學校，其他如沙撈越嘉應五屬同鄉，於民國7年在古晉（Kuching）創辦公民學校，民國12年又有大埔同鄉會開辦大同學校，兩校在民國25年合併為越光學校，沙巴第一所華校中華中學則於民國9年成立於山打根。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令內務部禁止買賣人口，並令外交部妥籌禁止販賣「豬仔」與保護華僑辦法，終結了苦力貿易。惟因國內政局不靖和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加大南洋殖民經營的勞動力需求，湧現出包括客家在內的新一波中國人海外移民潮，南洋華僑經過幾個世代的發展，也出現了擁有跨國視野和國際貿易強大實力的人物。民國12年5月初，新加坡湯湘霖等人為了團結南洋客屬人士，提議組織客屬公眾機構，獲得屬人熱烈響應，由應和會館與豐永大公司發起召集八屬同人大會，決議組織客屬總會，民國18年8月23日正式成立，推舉永定縣裔的永安堂藥業和星系報業集團鉅子胡文虎為會長，會員團體遍布新加坡、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暹羅各地，象徵著南洋客家社團網絡的整合與團結。
南洋僑界的強大經濟實力和在僑居地社會的影響力，使他們成為中國國內政治力量爭取的對象，再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也使南洋各個殖民地社會受到反省與批判，華人也就從而不免被捲入到這一時代的浪潮當中，國民政府清黨分共後，更有大量中國共產黨人逃向南洋，投入各地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運動，特別是藏身於急需國內師資的華校當中。日本偷換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興起的民族自決理念，以大東亞共榮圈主張意欲取代西方殖民國家稱霸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南洋華僑不僅支持中國抗戰，也投身各殖民地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在太平洋戰爭勝利後，為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獨立建國提供了巨大的貢獻，更建立國際網絡，為戰後投入各國社會重建，創造出資訊交換的平台。客家總會日後於民國38年8月23日改為今名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儼如南洋客家首都，而胡文虎一人在中國和南洋獨辦和捐資興辦的中小學就達300多所。
當印尼和馬來西亞都因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素而爆發了排華運動後，由大埔縣客家裔的李光耀律師所領導建立的新加坡共和國，庇護了無數的南洋華僑。
南向與北歸
南洋客家人總數約400萬人，印尼約占170萬人，馬來西亞140萬人，由於兩國存在客家聚落，所以當地客家人的語言、宗教、文化和認同相對容易被保存下來，但客家意識能在印尼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排華以及自然同化於各國主流社會的過程後頑強存在，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香港崇正總會和台北世界客屬總會舉辦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跨國客家共同體意識的建構上，則功不可沒，他們建立了海內外客家社團關係網絡，使客家成為跨國資訊平台、商機和中華文化的品牌。
台灣在1990年代為了分攤對東亞貿易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占比過重的指標，由福建永定客家裔的總統李登輝下令推動南向政策，導引台商對東南亞投資。台灣與新加坡非官方關係一向良好，但新加坡並非南向重點，因為新加坡是城市國家，南向的重心在土地經濟開發和勞動力。因東南亞國家基礎建設、人力素質和文化親近性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南向政策並未成功，但其外溢的效果是打開台灣人的國際觀，重新認識南洋。陳水扁總統實施第一代新南向政策，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剛成立，印尼終止排華政策，恢復中文教育，台灣社會發現自印尼引進的勞工或家庭看護有許多客家人，台印互動促成許多印尼客家人移民台灣。
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跨國經濟帶建設，南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使南洋中文人才需求增加，大量華人子弟回到中國留學，客家研究成為南洋與客家原鄉最直接的節點。2016年中華民國廣東梅縣客家裔總統蔡英文宣布推動第二代新南向政策，此時台灣社會對南洋已有相當認識，加以兩岸關係不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日趨緊張，中國大陸台商為避免捲入國際政治風暴，紛紛避險出走東南亞。東南亞華人也成為台灣與各國互動交流的最佳媒介，台灣自由與開放的客家文化復振政策和客家研究社群及其研究更拉近了台灣與南洋客家人的心理距離，也成為南洋客家人重新認識客家和挖掘南洋客家移民史最好的途徑。台灣經濟發展和國力提升由於人力供應不足，南洋優秀人才特別是華人，則成為台灣本地企業和南洋台商最為重視的人力資源。
當年客家人走番南洋和台灣都是基於尋求生存空間的相同邏輯，他們都在藍海中找到族群新生的力量，也為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交融創造了機會，為中華文化的多元化做出開創性的貢獻。
民國111年1月10日9時，台北晴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