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犯–曾群芳其人其事

溫大同、曾建元

訪談曾建元，談其父親曾群芳先生，及其作為台灣政治犯的後半生。

主持人：溫大同（中央廣播電台《兩岸新聞導報》節目製作人兼主持人）

受訪人：曾建元（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臺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副理事長、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

溫大同：各位聽眾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這個欄目節目是《兩岸人物特寫》，訪問的是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老師，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大同哥跟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曾老師，今天想請您跟我們介紹您的父親曾群芳先生，我們知道他是在2020年2月19日去世，享年92歲。我們在您介紹的文章中知道，他在19、20歲左右的時候碰到了戰後臺灣光復，中國國民黨政府到來，可是接下來又碰到了228事件，您的父親在那個大時代的動蕩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甚至做出了起義的舉動，也因此遭到了檢控，可是我們知道後來他也結了婚，生了小孩，小孩也非常優秀，然後在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上班，也算是非常成功的企業人士，而且他有一段時間還到中國大陸去投資，所以不管是從兩岸民間交流、意識形態乃至我們臺灣人的命運等領域來看，他這一生的經歷都深具意義。一個在日治時代出生的臺灣人，他的人生可以給我們臺灣人怎樣的啟發？首先請您談一談您父親在日治時代所受的教育以及在國籍轉換過程中的情況。

反殖民意識萌發

曾建元：說到我們家族，我祖父曾鴻鈞在日本時代擔任過新竹州竹南郡竹南庄的保正，相當於村長，在皇民化時代，臺籍公務員首先就被要求改日本姓名。所以我們家族就改姓為「曾我」。可這個曾我，就可以看到我祖父的狡猾，意思是我姓曾，我父親就以這樣的身份考進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但我父親說，哪怕是改了日本名字，在新竹中學校，日本人和臺灣人的族群矛盾和衝突也是很厲害的。在當時，就算是使用日本名字，日本人還是將臺灣人看作是次等國民，因此我父親在那時萌發了反殖民的意識。

皇民化那時是太平洋戰爭的階段，所以我父親中學時就已成為日本學徒兵，去新竹新豐海邊挖戰壕，防止美軍登陸。因為戰爭，中學年限從5年轉為4年。我父親畢業後就跳級考取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的前身臺北經濟專門學校，馬上就變成志願兵，去北部的桃園、蘆竹一帶守備，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投降時，還在汐止大尖山挖防空洞，戰後過一段時間才回學校讀書。我大舅蔡惠然是神風特攻隊員，已經被選上，戰爭結束，逃過一劫。為何當志願兵，李登輝哥哥李登欽（岩里武則）就是，還死在南洋。臺灣人在武裝抗日失敗後，回歸祖國熱情結束，但又不願當日本的二等公民，很多人不瞭解當時的情況，好像以為臺灣人就是日本人，然後和祖國打仗，就是漢奸。不是這樣。如李登輝所說，他20歲之前是日本人，我父親也是一個例子，身份上是日本國民，但別以為他認同日本。文化認同和國家忠誠義務，是兩回事。所以臺灣人被殖民的經驗，與中國的家國主義、民族主義，產生出不同的結構，臺灣人可以將漢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分開，但中國仍然是家天下，現代化沒有完成。而事實上，臺灣籍日本兵主要被徵調到南洋作戰，日本人根本不放心把他們放到中國戰場，深怕他們陣前倒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在10月25日臺灣光復之前，臺灣學生聯盟協助了臺灣的治安維持，他們主要由中學生和大學生組成，這兩個月的治安，就是依靠社會的自我管理。我父親說，當時的臺灣社會秩序很好。這種自治精神的體現，就是源自長期與日本人抗爭、爭取自治的民族尊嚴。當然，這樣的自治型態後來被國民黨打斷了。

二二八起義──臺灣再解放的鬥爭

溫大同：陳儀來了之後，臺灣學生聯盟被解散。後來就爆發228事件，這對您父親應該刺激非常大？

曾建元：是的。228發生後，我父親參加了臺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忠義服務隊，負責板橋地區的防衛。後來臺灣省參議員林日高發起武裝暴動，攻佔臺北縣政府。一、二天之內，父親又參加了臺北學生軍，主要由臺大、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延平學院學生組成，計畫聯絡烏來的泰雅族人，試圖奪取景美軍火庫，然後集合於臺大、師院和臺灣省立建國中學，再攻打陸軍醫院、憲兵第四團，也準備拿下臺北市政府，甚至市長人選也找好了，就是臺大醫學院助教郭琇琮。這計劃這麼宏大，但參與者大多都只是學生。我父親在日本軍中是機關槍手。日本時代，他還學習過劍道、柔道。在基隆歡迎國民革命軍時，看到國軍軍容差，疑惑他們何以能打敗日本。李登輝當時的說法則顯示他的與眾不同，他看到國軍軍容差，便轉身跟同學說，他覺得不能小看這樣的部隊，因為他們打贏了八年抗戰，其實很厲害。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大學生，是殖民社會下的精英、對臺灣的憲政民主，相對於庶民和中國大陸來的官員，眼界非常高。他們在日本時代學術自由的培養中形成了自己一代人的社會性格，一心想為這片土地付出。

參加地下黨

溫大同：您父親那個年代的人，有知識、有理想、對自治的想法也非常真誠，但時代會輾壓這一切。後來您父親變成政治犯、叛亂犯，對他個人和家庭的影響是什麼？當時臺灣很多學生，包含李登輝都曾短暫加入中共，您父親也加入中共，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

曾建元：這的確在現在看來令人困惑。當時的臺灣學生聯盟在日本投降後初期維持治安，同時組織民眾學國語和唱國語歌，最常教唱的兩首歌是〈中華民國國歌〉和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後者也就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日本時代，臺灣人可以看日文版的《三民主義》，書中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令臺灣人困惑於三民主義是否就是共產主義。此外，臺灣還可以買到共產主義書籍，而認為當時的中國言論自由、思想多元，特別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和中共等在野黨派一起參與政治協商會議，提出並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的過程，臺灣人認識的中共就只是一個反對黨。臺灣人爭取地方自治尤其是省自治，共產黨恰恰也主張省自治，雖然中共提出這一主張是為了維持中共佔領的解放區的現狀。關於地方自治，國民政府與中共關於省的自治地位爭論不休，反而是中共的政治主張符合臺灣人的期望。另外，在國民政府肅清中共的清黨運動中，曾發生大量秘密處決，中共因此主張憲法上的人身自由保障，這也契合臺灣人的希望。我們必須同時看到，中共在政協，是聯合民主同盟等在野勢力提出憲政主張如總統民選、內閣制等。當時中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毋寧更接近於憲政主義，是進步思想。加入中共在中國大陸地區是合法的，只不過，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特別省制，有自己專門的人民團體管理制度，以致於臺灣學生聯盟被取締解散。國民政府在臺灣防共反共，所以中共在臺灣是地下的。

逃亡與自新

溫大同：228時聯合泰雅族原住民起義沒成功。民國38年之後，您父親遭受打壓，具體情形是？

曾建元：父親在228清鄉後從竹南家裡回到學校，與同學集體入黨，成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臺大法學院支部的創始黨員。畢業後在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組織關係進一步發展，成為產業支部黨員。他也是臺北市工作委員會街頭支部的成員，又回鄉發展新竹地區委員會竹南區支部工作委員會，參與了好幾個地下黨組織。地下黨是金字塔結構，單線領導，彼此不知道哪些同學是地下黨，雖然大家志同道合，但不會揭穿。我國實施動員戡亂後，大陸迅速淪陷，政府傾全力鞏固臺灣國防。1950年初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供出基隆市工委書記臺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臺大法學院支部和鍾浩東主持的《光明報》有關，家父即擔任過《光明報》的編輯。蓋因鐘浩東的妻弟戴傳李與我爸是臺大法學院校友，他屬於臺灣省立成功中學支部，和我爸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同學王明德都屬成中支部而過從甚密，自然被供出。1950年5月，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下令展開全省大逮捕，我父親先一步躲到花蓮，乃遭到通緝。中共地下黨組織自此逐步瓦解。我爸逃亡一年半，最後藏匿在臺灣新竹山區，繞了臺灣一大圈。

溫大同：我在資料上看到，您父親那時生病，喝餿水，很辛苦。

曾建元：是的。1951年11月是政府規定的自新最後期限。我大伯曾培芳在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番婆坑山裡找到父親，帶他出來自新，並將他帶到前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家中，請教如何寫悔過書，改了三次才定稿。父親被關押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失去數個禮拜人身自由，看守所位置就是現在的臺北喜來登飯店。日本時代，我大伯去過廈門做官，認識不少福建省的國民政府高官，回臺灣後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農林廳長徐慶鍾秘書，所以能幫助到我父親。228殺戮非常慘，林頂立的保密局勾結角頭、黑道要負很大的責任，否則大陸來的國軍如何知道該抓誰？該殺誰？到哪裡去抓人？官方和民間都對保密局的角色很避諱。將228看作是族群衝突，這是不夠的，它的本質是官逼民反的官民衝突。整體而言，那個年代，參加中共地下黨，是不少臺灣人理想的政治選擇。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董事長曾經說，他曾想參加，但找不到門路，他的一個親戚施至誠是臺大植物病理學系學生就順利參加了。

受恩於大同公司林挺生

溫大同：在白色恐怖的鎮壓，是人人自危的狀態。政治犯更處在孤立、隔絕的狀態。政權轉換時，精英分子就會被打壓。您父親在白色恐怖，因為加入中共以及軍事起義而受到監控，常常被警察上門關切。那個時代政治犯的處境，令我想起我在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時期的老師林宣生。他在綠島的新生訓導總隊待過，被大家稱為「綠島的顏真卿」，很正派，是《國文》老師，也是課本編輯委員。一個前政治犯可以當老師，這和中國大陸政治犯不一樣。您的父親也曾是大同公司的會計（財務處長）。

曾建元：兩岸交流之後，大家才發現，共產黨這麼差勁，臺灣的政治犯和中國大陸的政治犯簡直不能比。臺灣的政治犯基本上就是長年壓迫，基本上公職是不可能了。人事檔案會一直跟著個人，但是否理會，取決於是否是民間機構甚至是老闆的意志，例如大同公司就不理會這些，所以大同公司對我家幫助很大。我們家房子，就是從大同員工宿舍轉為個人住宅。林挺生是大同的負責人，是政府的樣板、臺北市議會議長，他提出「工者有其屋」，幫員工蓋房子，我們員工家庭都很佩服他。當時的政治犯，一部分去了大同，一部分去了王永慶的臺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他們都敢重用臺灣本土精英中的政治犯，所以我爸才得以在大同鍛鍊，後來去了臺日合資企業華成電子股份有公司，最後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的臺商。

溫大同：那個年代警察常常拜訪和干擾？

曾建元：說實話，我沒什麼感覺，因為警察很客氣。但因為警察常來，很多鄰居議論，認為我爸是壞人。我媽媽很討厭警察。但我覺得，警察是人民保姆，我就保護警察。

溫大同：您父親很低調，不太講話，是否與受監控的影響有關？

曾建元：是。在當時，參加組織、起義，通常是死刑或15年有期徒刑。我父親盡力保持低調，就是避免被政府認為他還有組織串聯行為。

我是政治反抗者之子

溫大同：您父親對您的影響有哪些？

曾建元：我讀臺灣省立板橋高級中學時，因《板中青年》校刊被校方強制收回，由何榮幸帶領社員組織地下社團板青藝文社，出版的手抄影印刊物《清心集》被指控有思想問題，最後被迫停社，我們的社員們被約談和調查，我們為首的幾個差點被退學和移送法辦，我相信我捲入這事件當中，就有父親案底和家風的影響，而後者是潛移默化的。父親每天看報紙和新聞，手不釋卷。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讀書。我記得，他第一次帶我去書店，我自己想買《西遊記》，父親卻買了《三國演義》、《水滸傳》、《俠隱記》（Les Trois Mousquetaires）給我，其中的故事情節、人物性格，都是講信重義、替天行道，這些都進入我內心，成為我人格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人文教養，讓我喜歡知識、喜歡讀書，喜歡音樂。我兒時的課後教育，其他人都在補習《國語》、《數學》，我們卻補習鋼琴和小提琴。這很奇妙的人生歷程，是父母的安排。

以身為臺灣人感到幸福

溫大同：他年輕時因為與日本人的衝突，產生我不是日本人，是臺灣人的意識，祖國到來後，又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強化了臺灣人意識。中國、日本、臺灣的文化糾葛處理是怎樣的？

曾建元：父親的知識訓練是通過日文，日文比中文好，甚至比日本人更了解日本文化。父親的臺語反而是光復後才撿回來的，他們還認為臺語就是中國話。他的情形和李登輝很像，很多日本人將李登輝當作精神導師，但李登輝曾說餘生想去周遊列國，想走孔子走過的道路，這顯示他對儒家文化也很了解。中國文化、日本文化，是父親非常重要的文化養分來源，中國文化表現在臺灣文化當中，儒家文化是更上位的文化認同基礎。他比日本人更了解日本，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

溫大同：明朝滅亡後，日本人認為華夏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更結合東西方文化全面發展，當然軍國主義的路走偏了。日治時代，臺灣人的音樂、文化、美術就很發達，臺灣人有臺灣意識的自豪感，很自然。

曾建元：國共兩黨用中原意識、大國沙文主義心態看臺灣，臺灣人意識在對立、對峙和反抗中必然會更強烈。臺灣人意識的凝聚和蔣渭水的活動有關。臺灣民眾黨竹南支部就在我中港老家隔壁，祖父就很支持臺灣民眾黨。我很小看過林獻堂兒子林攀龍送給父親的簽名書《人生隨筆》，覺得很奇特。後來才知道，父親第二度自新出來後特地去臺中縣霧峰林家拜訪而認識的。因為他自學生時代，就對臺灣人文化自覺運動崇拜不已，所以去結交長輩。他深受日本時代的風氣影響，孺慕林獻堂、蔣渭水的風範。

溫大同：我覺得臺灣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不同，魯迅批判中國人的民族性，以「治病救不了中國人」有病評價；蔣渭水也認為臺灣人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但在〈臨床講義〉開出了藥方，認為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中國的海外民主運動許多都是在收錢，而臺灣在海外的民主運動卻是僑民拿出自己的錢奉獻，我覺得這是差異。

曾建元：如同蔣渭水所說，臺灣人當時面對的是知識的缺乏，所以父親一生都在閱讀。這對視野和胸襟的影響很大。日本時代，臺灣文盲比例高。那時有文化的人會組織讀報社，讀報給不認識字的人聽，讓看不懂字的人也有機會吸收進步的觀念，型塑臺灣人的意識。臺灣在海外的革命家洪哲勝就是您所說的典型例子，支援他革命的，就是留學生群體，臺灣民主化後支持他投入中國民運的，也是一位旅居巴西的臺灣商人張勝凱，慷慨解囊。

溫大同：您覺得您的父親快樂嗎、幸福嗎？

曾建元：我覺得他最後是幸福的，如李登輝所說，從身為臺灣人的悲哀，到身為臺灣人的幸福。他最後一次投票給國民黨，就是投給李登輝，那是臺灣人出頭天的夢想成真。他希望曾經同為地下黨的同志，能夠帶領臺灣人實現再解放。

溫大同：好，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謝謝曾老師，也謝謝大家。

曾建元：謝謝主持人，各位聽眾再見。

本文由香港城市大學徐全博士根據民國112年1月27日、2月3日

中央廣播電台《兩岸新聞導報》兩次訪問整理。

曾建元112年2月26日8時20分校訂於新北市板橋區萊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