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克蘭到加沙到委內瑞拉，現實主義經歷了回歸三部曲
圖為馬杜羅從拘留中心被轉移至法院。其出庭時表示：「我無罪！」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于耀翔
新年伊始，美國在幾個小時的持續打擊後，綁架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並帶回美國。「真實社交」上，川普放出馬杜羅戴著眼罩、腳鐐的「押送」照片，宣稱他會接受美國的審判，美國會接管委內瑞拉和它的石油，並由美國決定何時將這個國家歸還給它的人民。這是一場毫無掩飾的，公然違反任何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的入侵行動。
從傳統角度，我們可以得出很多結論：委內瑞拉的遭遇再次反映「落後就要挨打」的鐵律。美國或許會通過委內瑞拉暫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力；又或許，這種侵略會將更多國家推向中國。當然還可以從軍事角度分析，甚至思考：在東部戰區已經在對台演習中明確將「斬首」作為訓練重點之後，可以從這次事件借鑒什麼？
綁架馬杜羅撕下了自由主義最後一張遮羞布
當然，這些解讀都有一定價值。然而基於這一邏輯，一旦委內瑞拉事件失去熱度後，它很可能被當作「又一個過去發生的國際熱點事件」而已。但筆者認為，當我們從「當代人類整體政治模式走向」的角度思考，就會發現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行動將會成為一個分水嶺事件：它標誌著當代人類經濟社會將進入新現實主義主導的政治紀元。
我們不應該將委內瑞拉事件看作美國繼南聯盟、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軍事干預之後的又一「故技重施」，而應把它視作一個終章：在烏克蘭與巴勒斯坦之後，戰後西方搭建的所謂「基於國際法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國際秩序」，正在走向終結。
從現實主義理論的角度看，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入侵與它在其他地區的行徑沒有不同；然而這次行動的赤裸面孔本身就對世界造成了不同以往的衝擊。
如果說俄烏戰爭還有人由於立場問題無法產生這種感受，那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入侵就非常明顯了。在嬰兒的殘肢斷臂和針對巴勒斯坦人的酷刑照片曝光的時候，以色列對這些令人無法忍受的戰爭罪的回應是：「這是必要且可以承受的。」同樣，川普也不再浪費時間用馬杜羅「侵犯人權」、「暴政」之類指控為自己正名，而是直白地宣佈美國的核心目的：維護自身在美洲的絕對霸權，控制委內瑞拉和其石油，扶植傀儡政權。
仿佛一瞬間，我們回到了18、19世紀那個絕大多數人類對殺戮、侵略、折磨和奴役缺乏道德負擔的時代。《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導很好地概括了這一點：「如今的局面與以往有著本質區別。過去，美國至少還會用法律或道德說辭粉飾自己的行為，並設法在國內和國際上取得共識，哪怕這種共識徒有其表。而今，這份克制蕩然無存，僅存一套無人信服的說辭。」
從鮑威爾的「洗衣粉」到川普的曬圖，從國際法庭對米洛舍維奇的審判到加沙河對岸的以色列兒童說自己在觀賞以軍「給家裡滅蟲」，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是西方偷懶了嗎？是美國無力支撐這種政治正確的國際秩序了嗎？還是單純對國內民眾價值需求的回應？這都不構成有力的解釋。
即使認為西方過去所有的反思與人權呼籲都是虛偽的，我們也不能否認：當西方不再延續這種虛偽時，它會對這種基於虛偽建立起來的政治形式造成深刻衝擊。當現實主義決定不再穿上道貌岸然的外衣，這不僅僅是單純政治信號的轉變，而是標誌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權對世界體系認知的轉向。
今日這種令人髮指的「政治坦誠」，本質上指向了整個西方自由主義世界治理模式的失效。以「普世價值」和人權為精神內核，以國際法為文本，以國際組織和一些西方國內組織為執行機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它已經變得不再有價值，更不再有意義。
俄烏戰爭證明在面對軍事超級大國對他國的軍事行動時，即使動用全部可能的經濟武器，也無法在深度融合的全球經濟體系下徹底擊垮行為國（俄羅斯）。同時，它證明了歐洲整體的軍事實力，已經完全失去了全球主要勢力應有的嚇阻能力；國際組織在有超級大國參與的衝突中完全失去作用。
當然，這早已是這個世界的現實；然而，俄烏戰爭就像一個必要的實驗一樣，讓全世界終於將這些現實以無可否認的方式呈現出來。
同理，加沙衝突向我們證明了：在高度現代化和體制化的國家治理模式下，沒有任何民間行為能夠阻止政府在國家層面的對外活動，即使它踐踏了所有公認的人權。鋪天蓋地的全球抗議浪潮以及五花八門的對抗行動，對於以色列和支持它的美國政府而言影響微乎其微。對於加沙的戰與和，全球民眾的意見本質上可以忽略不計。
最終，川普的委內瑞拉行動向我們證明了：世界超級大國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在沒有其他超級大國介入的情況下，它有能力不受約束地瓦解或支配其他任何國家，沒有國家能夠承受自身捲入超級大國主導的爭鬥。
所以沒有人能夠阻止俄烏戰爭，或是巴以戰爭，也不會有人去拯救委內瑞拉。所有在自由主義道德光環下國與國之間心知肚明的事實，終於在由烏克蘭到委內瑞拉的三部曲中，被徹底展現。
如果說西方在自由主義時代的巧取豪奪是基於國際秩序容忍度的分紅；現在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行動是在回收自己維護自由主義秩序時「虧欠」的報酬。第三世界即將面對的，也不再是國家主權與經濟全球化紅利之間的平衡，而是歸屬哪個勢力範圍的分配問題。
而這種分配與雅爾達體系及美蘇冷戰時期的分配不同，是一種基於21世紀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現狀的全球級「資源整合」。這是一個國家去主權化，民族去國家化，資源權力集中化，在地域、民族乃至全球級別的進一步階級分化的過程。
於是，在隱忍一個世紀之後，特別是目睹「終結歷史」般高尚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喧囂30年後，馬克思主義終於迎來了再次證明自身預言的時刻：資本主義為了保證自身存續，終於將自身政治源頭的西方文化內核也拋棄掉了。
這次委內瑞拉行動並非美國國力衰弱後，不得不拋棄自由主義偽裝的圖窮匕見。它更像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使社會結構趨於簡化之後，其倖存者基於這種全新經濟基礎，轉換上層建築範式的肇始。
資本主義正在拋棄它的本源
自資本主義萌芽期開始，世界政治經濟結構已經從不同經濟體下眾多強國的態勢（18-19世紀歐洲，美國土耳其日本等邊緣強國，以及封建傳統國家），轉變為兩個經濟體主導下的對抗格局及其附庸體系（美蘇，歐洲，第三世界），進入經濟體整合階段，並以自由主義共和制敘事作為政治外觀（美歐，日本等非西方發達國家，90年代始的經濟全球化），終於成為高度融合的全球經濟體下的雙超級大國模式（中美）。對於資本主義而言，這是人類整體社會（全球政治結構）不斷為其優化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世界主要政治勢力數量大幅下降，發生毀滅性衝突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全球主導勢力與其餘政體之間的差距被無限增大。超級大國無法被挑戰的實力給予了市場自上而下傳播的強大慣性，而經濟體的不斷整合又提升了資本的流動性。
與之相對的，是一種仍沿用兩千多年前零散地緣政治邏輯、政治高度分化的全球治理體系。
這種自由主義內核的共和主義式國際秩序是一個具有歷史局限性、工具性的、仍舊摻雜著（對資本主義而言）麻煩的民族文化價值的過渡品。
以國際法、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為基礎的全球秩序，在誕生之始就是一個為了降低經濟體在多強國的世界中獲得資訊成本和衝突風險。並進而在此基礎上通過讓渡政治權力降低信用成本的方式，發展出降低發展成本的治理體系。然而，這種充斥著民族文化隔閡，國別認同和文明自尊的多強國，多民族經濟體是遏制資本主義擴張的（這點馬克思早已指出）。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這種多元競爭態勢早已大幅弱化。由此誕生的聯合國及其附屬國際秩序，首先仍是一個全球強權勢力相對較多的情景下的產物，同時也是平衡西方集團之間利益的協商機制。這是它的歷史局限性。
而現在，全球已經從二戰後秩序轉向了各國實力差距比冷戰時期更加巨大的超級大國模式。當全球化供應鏈讓存在文明衝突的兩個超級大國都無法完全脫鉤時，當基建與網路已經令全球已經的勞動力，土地，金融，和生產資源大幅擺脫國別和文化限制時，當主導人類未來的核心科技已經向唯一可支撐其研發的中美不斷聚集時，當資本主義已經建立起一個不斷集中高效的全球經濟基礎時，這個基礎與運行其上的，政治權力和話語難以忍受的分裂以及平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巨大錯位。
自由主義秩序的發展仍是服務於資本主義擴張的工具，而資本主義總是在聚集和擴散之間來回切換。當它需要擴張市場並增加資本流動時，便呈現出分化和擴散的行為模式，而當它需要重新控制生產力分配，或是關鍵生產力發生突破時，為了保證資本對這種新經濟範式的絕對控制，又會進行聚集，這與西方代言人的發展是同步的。
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是資本主義在上一輪擴散週期中選擇的意識形態機器。它的結構性目的仍是服務於資本和市場的全球擴張，以及資源、商品、勞動力的全球調動。
但與此同時，人類科技的大幅進步又令科技發展迅速向核心國家聚攏。在蘇聯解體後，「東方集團」垮臺所釋放出來的巨大成熟市場，讓資本主義得以短暫維持擴散與聚集並行的黃金時期的局面。然而，或許是「死於安樂」的緣故，人類如今所有關鍵技術的突破陷入瓶頸，所需成本已經開始接近任何單一國家所能承擔的極限。同時，全球財富分配的過於不均令市場開始失靈，無法彌補資本主義內部問題導致的增長放緩和資本萎縮。
在資本主義毫無節制地透支未來幾個世紀後，人類發展終於遇到了氣候危機、物種滅絕、生化疫情、科技風險等等全人類級別的生存危機。面對這些同時指向發展與存亡的問題，資本主義迫切需要一個流通性更強，資源調動更加集中，權力分配更加高效的新全球治理體系。這時，現行的國際秩序就成了阻礙世界資本、資源，以及權力進一步整合的障礙。
最後，自由主義摻雜著自啟蒙運動始就抱有的「普世價值」情愫，並被美國所繼承。作為資本主義的誕生地和上一代宿主，西方文明秉承著資本主義與啟蒙運動道德體系相綁定的發展路徑。它不僅滿足了資本主義的擴張需求，同時也令啟蒙運動思想不斷傳播。而它背後的普世情懷，以及歐洲的文明先進性，甚至也包含在馬克思主義中。
然而，這種情懷終究是被資本主義所不容的。正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在不斷擴散並異化人類生產生活時，終將消滅所有人類過去的社會和文化形式。於是，在西方國家自身的崛起道路中，我們就已經看到了思想和行動的巨大差距——從「人人生而平等，但黑奴不是人」，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到碳稅與碳排放權，到一年一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直到今天的馬杜羅被捕。
這種虛偽之下，資本主義正逐漸拋棄自由主義和背後的啟蒙運動理想，並將其視為負擔。在17世紀它是資本主義扶植政治革命的主導思想；在18世紀它是資本主義擴張的天賦權利，在19世紀它是西方先進性的體現；在20世紀它是資本主義自我批判的安慰劑；在90年代末它是「歷史的終結」，在21世紀初它甚至還能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發揮一點價值。
早已被資本主義的醜陋玷污殆盡的啟蒙思想已經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消滅人類固有政治和社會形式的障礙。於是這種思想，以及懷抱這種情懷而顧影自憐的歐洲都被無情地拋棄了——在以色列的瘋狂和橫跨美國與歐洲的極右翼的崛起背後，資本主義正在挑選更符合自身現狀的，更沒有歷史負擔的，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更加去民族化的，更加純粹的新宿主。
在世界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科技－經濟發展深度互嵌，權力階層差距急劇增大的21世紀，現有國際秩序不僅在操作層面冗餘、失靈，更在底層邏輯上根本失去意義。而隨之伴生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道德，則是一個不再被支付的奢侈體驗。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不斷異化過程。原本作為資產階級社會運轉基礎之一的現代國家制度，終於被資本主義擴張本身所異化和揚棄。
筆者並不認為這種高度發達的全球資本主義是良善的，也不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文不值。現實是，這種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錯位，必將被新經濟現實下的代言人解決。資本主義不僅不再需要道貌岸然的國際秩序，更不需要比其更加根本的「主權國家」或是「政治獨立性」，特別是當擁有這些身份的國家的整條命都必須依靠以中美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時。
委內瑞拉事件看似是美國逆全球化後返祖般的18世紀殖民主義行為，其實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真正加深後，終於開始拋棄其舊政治意識形態宿主。所以，當美國的門羅主義開始踐踏委內瑞拉時，它並非在遏制全球化，反而是在遵循全球化的邏輯。
換句話說：當經濟全球化後，「強權國家」的身份便逐漸成為奢侈；而最終，「主權國家」，甚至「國家」這個身份也將成為奢侈。世界也將從資本主義慣養的全球秩序餘波中蘇醒，體會短暫的幻夢之後現實的殘酷。
舊時代的遺老還有位置嗎？
當認清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和附庸於其上的各個勢力不斷「優化」全球經濟體的過程後，我們就應該意識到：它從未跟自由主義的「基於規則的戰後國際體系」這種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綁定；它們的關係恰恰相反。所以，以川普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戰略，看似是古典現實主義政治的復辟，本質上只是與其歷史形態擬合，卻是基於21世紀人類發展現狀產生的新現實主義。
溯其根本，所謂「現實主義」不過是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理論界不得不承認的一組政治前提。在當代學界，它缺乏真正觸及人類文明本質的理論定義，而是西式「世界大同，民主秩序，自由共榮」理想的反面，一個自由主義為了給自身正名的稻草人。
所以，只要我們仔細觀察，那個被稱為「現實主義」的政治哲學從未離開權力政治的視角。反而是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正如其最經典的「歷史終結論」，在短暫興盛後受到嚴厲的打擊。終於，這種當代資本主義專屬的現實主義，在忍耐人類社會40年樸素的國家和民族主權情感後，在西方極右翼的擁簇下誕生了。
它不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不是日不落帝國，更不是大清，而更可能是《1984》世界的前奏。這是一個資源和勞動力高度流動，科技控制權高度集中，國際衝突與競爭形式化/制度化，階級和生產關係定格，完全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需求的世界幻想。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撥思想家將要被無情地拋棄。
第一波是那些仍舊留戀自由主義黃金時期的「普世價值」，卻沒有嚴肅面對它的虛偽根源的懷舊者。譬如當代批判理論靈魂人物齊澤克，就在兩個月前的IAI論壇上再次重申他對西方政治現狀的嚴厲批判。他認為現在西方政治最大的敵人，便是以川普為代表的最新一代「自由主義法西斯」們。
齊澤克說，這些西方政客最具破壞性的行為就是那種不同以往的「赤裸的現實主義」與隨之而來的「無恥」形象。只要符合政治利益，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為以色列犯下的任何暴行正名。而與之相反的是，過去以人權和民主平等為主旨的啟蒙運動式西方政治理念，即使夾雜著種族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也應該被堅持下去，因為它終究是具有普世性與先進性。
筆者可以理解這種情愫，認同齊澤克對這些政客「法西斯」的評價，也認為西方啟蒙運動的人權價值理念確有其價值。然而他必須意識到，這種「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理想，和其代表的西方實踐，終究是建立在一個與其精神完全相反的剝削體制之上的。
這些自詡推動人類進步的觀念和道德，其實是寄生在反對它們的生存邏輯上的特權，一個透支其它文明，預支人類發展未來而得來的奢侈品。而享受這些奢侈品，又不斷忽視自身存在的虛偽本質的人們（譬如整個當代西方左翼運動），正在經歷一個戒斷反應。
究其根源，抱有啟蒙主義道德觀的歐洲在縱容美國建立單極霸權的同時，甚至寄望於借由這種政權「相善」而達成自身的普世理想。這種幼稚與傲慢最終被它最鄙視的，進化論般的競爭法則所擊敗。
當他們把這種單極霸權當作傳播自身理念的「歷史終結」時，忽視了這種超高壓的生存環境下，如生物演化般必然出現的破局者——中國。於是，當新的雙極結構開始拋棄那套過時的上層建築敘事時，歐洲終於開始切身體會第三世界早已承受數個世紀的「赤裸的無恥」。
第二波將被拋棄的思想家則是那些舊時代的現實主義者，譬如以亨廷頓為代表的西方民族原教旨主義者。當他的後裔仍在以民族、國家、文明為視角來解釋世界衝突模式的發展趨向時，就忽視了那個對國家與文明差異並不在意、只按利潤邏輯推進的資本主義擴張。
如果瓜分歐洲的紅利，遠高於與歐洲一道瓜分中國所要付出的代價時，美國還有任何理由維持和歐洲的聯盟嗎？這是以從文明和意識形態視角出發的亨廷頓式分析者永遠無法相信的。試想一下在1995年告訴法蘭西斯福山：「美國將在25年後提出一個‘核心五國’方案（Core 5: 中美俄日印），而裡面不會有歐洲！」
這正是委內瑞拉行動背後的幽靈——一向被視為歐洲之子的美國，終於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主導權上反超，如今終於在生存哲學與政治內涵上與歐洲徹底脫離。與其將委內瑞拉行動看作「西方衰弱後，脫離偽裝的原形畢露」，不如看作重拾民族主義的白人與生活在普世原則敘事中的舊世代的決裂，以及沒有原生民族基礎的美國在建國250年後，終於拋棄歐洲中心的西方身份，開始建立自身精神內核的初步嘗試。但同時，它也將是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徹底拋棄過去形態，所創造的第一個純粹為其服務的政治形式。
我們應該接受一張讓人心動的邀請函嗎？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得到了什麼呢？一張邀請函。
現在真正克服美國單極秩序的超高壓生存環境，進而成為反向刺激國際秩序演化的環境因素的，正是現在與美國實力並肩的中國。
於是，川普在上任第二屆總統時說道：「美中俄聯手，可以解決一切世界問題。」於是，美國2025年的《國家戰略報告》終於讓渡自己對「全球霸權」的追求。於是有了Core 5設想。在這一系列行為必然存在的「捧殺效應」和戰略算計背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它是美國對一個更加符合人類經濟發展現狀和世界政治形式，更為切實的新全球秩序的回應。它更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範式下，不可阻擋的上層建築轉型的序曲。在這種新秩序的誕生中，無論中國是否準備充分，是否抱有興趣，都會不得不參與其中。
我們面對這份邀請，沒有一絲心動是不可能的。坦白地說，如果一個人甚至都沒有思考過對台複刻這種情景的可能性，那麼他是缺乏政治敏銳性和思考能力的。而這種中美之間微妙的平行所揭示的，正是這樣一個事實：當面對國際秩序范式的根本改變時，地域衝突、地區控制、傳統政治聯盟等一系列固著在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正從「文明衝突」的無解狀態，被逐漸擺在談判桌上，變成「可以談判」的議題。
這無疑標誌著中國崛起戰略的成功，也是在經歷千年的獨立發展和200年的壓迫歷史後，「世界治理」的命題第一次真正向我們敞開。
但是，我們也更應該感受到這種未來和中華文明所期望的世界大同有著根本的衝突。它並非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做出的決策，而是根本上以資本主義繼續維持並擴張自身的邏輯所引發的全球變革。所以，即使不考慮這種轉變背後美西方勢力仍舊存在的強烈敵意，這種全球新秩序的構建也會有其自身後果。
不要忘了，它背後真正的推手正是拋棄了一切文明價值，懷抱著科技決定論、超級加速主義和後人類主義的新興資本主義浪潮。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份邀請，那也必將受到它背後資本勢力更加強烈的侵入，也將令其更加深入地控制整個人類未來發展的走向。委內瑞拉事件背後，富有《1984》意味的全球秩序幽靈已經在向我們招手。
面對這一現狀，無論我們以何種姿態參與其中，這種浪潮一定會率先掀開那些被自由主義幻想所壓抑太久的現實問題，也會把它們赤裸地呈現出來。那些被各類政治正確所掩蓋的，我們已經不習慣講述的，如禁忌一般原始的問題（譬如民族性問題，文明性問題等）都會開始一個一個暴露出來，並加速顯化和變革。我們是否做好準備，去以最客觀、儘量不夾雜民族情緒和歷史桎梏的態度，和最嚴肅的視角去回答這些問題。
當資本主義浪潮隨著全球政治秩序的轉型而更加深刻地俘獲全人類的發展方向時，它會造成什麼影響和後果，而我們又該在這個已經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中去往何處？達成何種目標？我們還應該堅持什麼？是繼承西方啟蒙哲學的普世嚮往，還是建立某種全新邏輯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甚至，在這種即將到來的新秩序下，普世道德和全球設想是否還有必要？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首先能否在這種浪潮中維持自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面對歷史性的轉向與抉擇時，唯一正確的道路不會是最容易的，也不是相對更難的，而往往是最難的。這張邀請函是出自天使還是魔鬼，其實取決於我們簽字的雙手。
未來就在我們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