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納利:美國正迎來第四次重大危機

羅伯特·麥克納利 (能源顧問,前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總統特別助理)
文/ 羅伯特·麥克納利,翻譯/ 陳佳芮
在殖民地武裝反抗英國統治250周年之際,回顧美國政治歷史的長週期、理解其對當前形勢和未來前景的影響顯得尤為適時。
大約每80年,美國就會經歷一次決定性的重大危機,從而自我重塑: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三次重大危機,通過迫使對立的意識形態派別在兩者間作出選擇,解決了國家核心爭議:革命派對保皇派、廢奴主義者與聯邦主義者對分裂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對孤立主義者。
每次重大危機發生前的幾十年中,美國人試圖兩全其美,在無法調和的觀念之間達成妥協,拖延解決問題的時間。但最終,如亞伯拉罕·林肯所言,這個國家被迫變得「非此即彼」。
一個關鍵但經常被忽視的點是,在這些決定性危機之前,勝敗雙方往往是少數派,甚至被視為邊緣群體。
獨立戰爭解決了一個核心爭端,即如何平衡殖民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與對英國國王和議會的效忠。在列克星敦和康科特打響第一槍之前,無論是要求完全獨立的革命派,還是優先效忠王權的保皇派,都未能獲得廣泛民意支持。歷史學家估計,支持革命的人約占總人口的30%到40%。大約20%的人是保皇派,其餘的則保持中立。
在法國的幫助下,革命者擊敗了英國軍隊和保皇派,美國1.0版本解決了國家核心爭端,獲得了獨立。
接下來,奴隸製成為新的核心爭議,這是一場「無法調和的衝突」,數十年來的中立妥協都未能解決。在薩姆特堡事件前,廢奴主義和分離主義都是激進方案。南北戰爭催生了2.0版本的美國,曾經邊緣的廢奴主義者躍升為新常態,而戰敗的南方聯盟則與曾經的保皇派一樣,被歸入美國歷史的失敗者行列。
薩姆特堡事件是美國內戰的導火索
美國接下來要面對的核心分歧,關乎其在全球的角色定位。是遵循喬治·華盛頓的建議,避免「對外糾葛」,還是在全球範圍內彰顯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之前圍繞國家主權和奴隸制展開的全國性辯論,深受地域衝突的影響。不同的是,美國全球角色的確立之爭是在對外部世界的回應中逐漸形成的。
美國曾嘗試過殖民主義和干預政策,但在一戰後,美國對全球紛爭望而卻步,轉向孤立主義。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那些支持籌集和部署數百萬軍隊與軸心國作戰,想使美國成為世界員警、債權人和經濟支柱的人,都處於政治邊緣地帶。然而,就在那一天午時,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徹底粉碎了孤立主義,團結了國家,並孕育出了美國3.0版本——一個正在崛起的全球超級大國。
二戰結束八十年後,美國即將面臨另一個核心爭議的抉擇——政府規模。幾十年來,美國人生活在福利國家,享受著不斷增長、慷慨且補貼的社會福利以及低稅收。但現在債券市場不會再讓我們魚與熊掌兼得了。
自1930年以來,聯邦支出從GDP的9%增長到2024年的23%。現在,大部分聯邦支出用於補貼醫療和社會保障福利,主要為退休人員提供。這些支出的金額遠超所有聯邦支出,儘管飆升的債務利息正在迎頭趕上。
那些承諾慷慨和補貼社會福利而不增稅的候選人往往受到選民青睞。因此,面對日益昂貴的退休支出,國會非但沒有提高工資稅,應對居民壽命延長的問題,反而累積了巨額債務,將這些債務轉嫁給子孫後代。
常被引用的36萬億美元公共持有國債嚴重低估了財政危機。未來三十年,社保和醫保將累計出現124萬億美元的赤字。這些債務並非虛構,而是既成事實,將結構性地和自動性地加大未償債務的規模。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能輕鬆舉債,部分原因在於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不過,市場評論和主要固定收益玩家的行動表明,美國政府能輕鬆借錢的日子快到頭了。警示信號包括:即使在美聯儲去年9月下調短期利率後,國債收益率仍在上升;投資者也減少對美國債務的配置。
儘管如此,國會仍拒絕採取措施,通過收緊財政政策來避免財政危機。相反,美國政府正在加速債務危機。1月5日,拜登簽署了一項法案,增加社會保障福利,這將使該項目提前六個月破產。
加州的社會保障局辦事處,拜登簽署法案後,社會保障局財政壓力加大
不可避免且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低稅率政策,美國不能在社會福利與稅收之間進行協調,由此產生的債務問題必將以危機方式得到解決,而非雙方妥協的方式。
這種危機很可能從債券市場開始。隨著財政赤字的不斷膨脹,債權人將要求更高的國債收益率,來補償日益上升的通貨膨脹風險或直接違約的可能性。更高的利率將會引發債務螺旋攀升,增加政府償債成本並且擴大財政預算赤字。隨著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抵押貸款利率和資本成本也將隨之攀升,從而削弱金融穩定並威脅經濟衰退。
隨著金融危機衝擊實體經濟,政治領域也將被波及,或將迫使美國新政府做出幾十年來一直回避的艱難抉擇。雖然理論上,包括增稅和削減福利的平衡妥協方案是可能的,但時至今日,累積債務過於龐大,公眾意見又過於分裂和極化,很難達成這樣的妥協。
與以往的重大危機一樣,解決之道很可能來自立場強硬的邊緣分子。各方均將財政危機的不同起因歸咎于對方,並提出截然相反、激進的解決方案。
左翼邊緣勢力將危機歸咎於稅收不足,呼籲大幅增稅和沒收資產,以擴大並鞏固聯邦福利專案。
邊緣右翼、自由主義財政保守派則會指責國會管理不善和無能,呼籲將退休收入和醫療保健從政府控制轉向個人和市場主導,從而大幅縮減甚至徹底取消聯邦在提供退休福利方面的作用。
無論哪一派勝出,都將把其主張確立為新的常態,並在未來幾代人的時間裡主導國家的發展方向。
如果左翼獲勝,曾被輕視的「綠色新政」將成為美國政策的基礎,其影響遠超氣候領域。美國政府將推行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勞工改革和社會項目,並將這些包裝成「羅斯福新政」和二戰時期那樣的緊急戰時動員。
倘若右翼勝出,4.0版本的美國將蛻變為一個更加精簡、市場導向的共和國,退休收入和醫療保健的權力和責任將從華盛頓轉移到各州和個人手中。
債務、人口與數學永遠無法被忽視。美國人必須在為福利國家提供資金的「中央計劃經濟」和聯邦政府有限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必須「二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