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桑德爾：左派是如何為川普鋪平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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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nformation-Justice｜信 息 正 義
【前言】
川普為什麼會贏？民主黨是否過於依賴身份政治？人們是被經濟挫折所驅使嗎？還是文化和社會問題？我們是否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這是雷根和柴契爾開始的經濟學方法的終結嗎？為了理解這一政治時刻並診斷我們當前的政治狀況，問題無窮無盡。
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為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向加拿大TVO主播史蒂夫·派金(Steve Paikin)解釋了為什麼他認為左派迷失了方向，比爾·克林頓如何為川普鋪平道路，以及左派如何需要重新獲得一種新型的身份政治，並恢復所有那些在經歷了30年「超全球化 」之後感到被遺忘的人的尊嚴感。
本文為加拿大安大略電視臺 (TVO)於2025年1月27日播出的主播史蒂夫·派金對邁克爾·桑德爾訪談的文字記錄。邁克爾·桑德爾是享譽世界的政治哲學家，他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以在網路上流行的哈佛大學公開課「正義論 」和他1982年所著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一書中對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的批評而聞名。桑德爾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正義論 」課程，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受歡迎，參加人數最多的課程之一，已有超過15,000名學生選修過這門課。它也是哈佛大學第一個免費面向公眾開放的課程，全球有數千萬人線上上學習了這門課。2011年，桑德爾因此在中國還被評為「年度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 」（《中國新聞週刊》）。視頻連結：
邁克爾·桑德爾：左派是如何為川普鋪平道路的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資訊正義） 」編譯作品。已開啟快捷轉載，歡迎轉載、分享、轉發。
譯：臨風
編：新約客
「問題在於不滿，蠢貨！ 」
派金：民主黨戰略家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曾說：「問題在於經濟，蠢貨！ 」好吧，為了瞭解我們今天的政治狀況和川普的第二任期，我們今晚的嘉賓可能會這樣描述：「問題在於不滿，蠢貨！ 」。
歡迎邁克爾·桑德爾回來。他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著有新版《民主的不滿》，合著有最新一期《平等的意義和重要性》。他現在從麻塞諸塞州的布魯克林加入我們，這裡位於波士頓以西，是宇宙的中心。
桑德爾教授，非常高興您能參加我們的節目。今晚您過得怎麼樣？
桑德爾：我很好。很高興再次和你在一起，史蒂夫。
派金：謝謝。川普的第二任期已經過去一周了。在此期間，世界上幾乎所有現任的民主政府要麼失敗，要麼肯定看到其選票份額減少。
您如何描述我們集體政治歷史中的這一時刻？
桑德爾：這是民主的危險時刻，也是中左翼似乎在政治上筋疲力盡的時刻，但在意識形態上也需要重新思考其使命和目的。我認為，川普能夠贏得白宮第二任期的部分原因是民主黨失去了活力、使命感和目標感，尤其是疏遠了曾經構成民主黨主要支持基礎的工人階級選民。
派金：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回應，因為我和其他人一樣仔細地關注了總統競選活動。你知道，我們不是被告知卡瑪拉·哈裡斯讓美國政治重獲歡欣嗎？她的所有集會都充滿了熱情。
民主黨似乎並沒有脫離現實。實際上，在拜登離開、哈裡斯參與大選後，他們似乎重新獲得了一些活力。那麼你為什麼這麼說呢？
桑德爾：嗯，確實如此。在拜登糟糕的辯論表現暴露出年事已高和身體虛弱之後，她確實為競選注入了活力。但事實證明，這種活力是短暫的，因為雖然它一度鼓舞了士氣，但並非基於對民主黨所能提供的東西的任何根本性反思，尤其是對工人階級選民，他們面臨近五十年的工資停滯和精英階層對他們俯視的感覺。
史蒂夫，民主黨還沒有找到一種方法來與不滿情緒的人對話，就是那批對民主的不滿意的人。我敢說，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的中左翼政黨都是如此。不滿情緒，就是川普能夠利用的憤怒和怨恨。
民主黨和中左翼政黨需要弄清楚它的根源是什麼，以及如何表達它。
走進新時代：川普時代
派金：我們記得2016年川普贏得第一任期。當時很多人都說，這只是個特例。這只是個僥倖。
他沒有贏得多數選票。只是選舉團的投票結果讓他最終獲勝。顯然，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他又回來了。
那麼，當歷史學家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是否已經進入了一個政治上的新時代？
桑德爾：是的。這個新時代的名字還有待觀察。目前，它的名字是川普時代。
因為事實證明，正如你所說，他在2016年的當選並不是僥倖。喬·拜登表現出色，許多人認為他是理智、體面、主流政治的恢復。但回想起來，我認為拜登時代可以被視為川普時代的一個空白期。
現在，歷史學家是否會用這樣的描述來描述這一時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主黨在反對派中能做些什麼，重新考慮它向公眾提供的服務，重新考慮它的經濟計畫，以及如何表達這個時代的憤怒、擔憂和焦慮。
民主的不滿
派金：我很高興地告訴我們的觀眾和聽眾，您在這些觀察上是多麼的超前。為此，我們將回溯近30年前。我想引用一下您《民主的不滿》(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的第一版。
《民主的不滿》第一版（1996，左）與新版(2022)
您是在1996年寫的：「當代政治對主權國家和主權自我提出了質疑，這很可能會激起有些人的不爽，他們會消除模糊性，鞏固邊界，強化內部人和外部人之間的區別，並承諾一種政治：奪回我們的文化，奪回我們的國家，以復仇的方式恢復我們的主權。 」
嗯，對很多人來說，1996年是一個充滿樂觀的時期。冷戰結束了。民主資本主義幾乎表明它已經占了上風。弗蘭克·福山告訴我們，這是歷史的終結（誠然，結尾處有一個問號），但你還是明白我的意思。30年前你就不這麼樂觀。為什麼呢？
桑德爾：首先，謝謝你回憶這段話，史蒂夫，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和平與繁榮之下，在人們狂妄自大之下，我們版本的民主資本主義已經獲勝，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在這種樂觀主義和狂妄自大的背後，正是不滿的根源，部分原因是人們越來越無法控制支配他們生活的力量。日益增長的無能為力感，對自治計畫的擔憂，是擔憂的一個根源。
另一個是，我們周圍的道德結構，從家庭到社區再到國家，正在瓦解。因此，我們感到無能為力，覺得自己的聲音不重要，在塑造支配我們生活的力量方面沒有有意義的發言權，失去了社區。這些都是對民主不滿的明顯根源，儘管當時還不成熟。
現在，我們醒來發現，這個世界中那些不滿的根源已經固化為憤怒和怨恨，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市場驅動或「新自由主義 」版本的全球化的實施方式、它造成的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近幾十年來贏家和輸家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有關。主流政黨，尤其是美國的民主黨，以及我想說許多民主國家的主流中左翼政黨實際上是該版本的全球化和放鬆管制最熱情的支持者。然後我們經歷了金融危機，然後我們進行了銀行救助，我認為這就是憤怒固化的原因。
民主黨和中左翼政黨還沒有想出如何應對這種憤怒。川普已經想出了，即使他提出的解決方案並沒有真正解決潛在的不平等和人們被精英們瞧不起的感覺。
派金：參議員伯尼·桑德斯來自您的隔壁州，他對民主黨為何不斷失利的解釋是這樣的：「民主黨拋棄了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也拋棄了他們，這應該不足為奇。 」您同意參議員桑德斯的觀點嗎？
桑德爾：我認為他說得對。我認為，民主黨通過擁抱市場必勝信念，將其作為一種執政理念，這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這始于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首相，他們明確指出，政府才是問題，市場卻是解決方案。
但即使在中左翼政黨取代他們登上政壇之後，美國的比爾·克林頓（新民主黨）、英國的托尼·布雷爾、德國的格哈德·施羅德，這些雷根時代的中左翼繼任者所做的是，他們軟化了純粹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的銳角。但他們從未挑戰市場信仰的基本前提，即：市場機制是定義和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
因此，我們從未真正就市場的作用和影響範圍展開過辯論。相反，我們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我們堅持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這一切都是以全球化的名義進行的。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全球化。然而，它卻被描述為不可避免的，是一種自然力量。因此，人們不僅感到不平等正在加劇，而且他們的聲音並不值得重視。
沒有人徵求普通民眾的意見。我們並沒有辯論這套新的經濟安排和金融業放鬆管制是否真的符合公共利益。所以，我認為民主黨一直是民粹主義者反對這些安排的主要目標。
派金：我想，你可以把加拿大時任總理讓·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也加到中左翼的行列中，因為他與比爾·克林頓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能回到過去，你會建議他們不要簽署這些自由貿易協定，停止全球化嗎？因為30年後，你不知道會有什麼麻煩等著你。
桑德爾：嗯，這取決於你對全球化的定義。如果你指的是發展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關係，那是一件好事。一般來說，貿易是一件好事。
但「新自由主義 」時代的那些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目的並不是降低關稅，當時關稅已經很低了。它們主要是為了執行某些智慧財產權制度，以便迪士尼能夠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為米老鼠申請專利。藥品專利將延長，以防止仿製藥製造商生產藥品。
這些自由貿易協定中內置了各種各樣的東西。所以，錯誤在於我們那種全球化，它從根本上抹黑了國家共同體，剝奪了民族國家的權力，而民族國家是讓公民發出聲音的主要載體。因此，人們堅持資本自由流動，不受監管。
這導致了各種金融不穩定。這個體系確實帶來了經濟增長。它確實實現了大部分承諾。
問題是，那段時期幾乎所有的增長都流向了前10%或20%的人。至少在美國，底層的一半人經歷了近五十年的實際工資停滯。因此，收益分配不公平。
然後，當放鬆管制導致金融危機時，當同樣的政治參與者拯救華爾街卻讓普通房主自生自滅時，普通公民感到憤怒也就不足為奇了。
自由的另一個維度
派金：讓我在這裡提出一個新問題。首先，我告訴你，在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我與某人的一次談話。他說：川普獲勝讓我感到羞愧，我受不了他。
但另一方面，如果民主黨從中得到的資訊是，他們需要更加關心人民，桑德爾教授，你正在談論的，而不是太擔心我們使用什麼代名詞的稱謂，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問題是，民主黨的失敗有多少是與所謂的身份政治有關的？
桑德爾：我認為身份政治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我認為我們有時過於尖銳的切割、過於明確地劃分經濟問題和身份或文化問題。原因如下。
史蒂夫，所有政治，幾乎所有政治，最終都涉及到相互競爭的身份概念。成為公民意味著什麼？我們對彼此的共同義務是什麼？
因此，身份和經濟是緊密相連的。在全球化時代，有一個資訊，一個關於身份的隱性資訊，超越了「覺醒 」的詞彙。這個資訊是這樣的。
你記得，我們被告知，當時真正的分歧不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開放與封閉之間的分歧。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你挑戰金融放鬆管制、資本流動和超全球化，你就有點思想封閉。
你想讓我們與世界隔絕嗎？封閉，最好的情況下等同於狹隘主義，最壞的情況下等同於偏見。而開放，則支持自由資本流動、自由貿易協定、放鬆管制、金融崛起等。
因此，即使是關於全球化經濟的辯論，也隱含著這種特定的身份觀。國家邊界不那麼重要。愛國主義，這是右翼人士談論的話題。
我們不想真正討論跨境移民流動，因為我們現在有點相信邊界不重要，而從言外之意來看，如果邊界不重要，國家身份也不重要。但共同的公民身份呢？所以，經濟和身份在這裡交織在一起。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我認為民主黨人忽略了這一點，他們接受了某種身份觀，這種身份觀抹殺了人們的歸屬感，抹殺了人們融入自己世界的願望，抹殺了人們對公民身份重要性的認識，抹殺了我們對彼此負有共同義務的認識。因此，我認為民主黨人將愛國主義和社區意識的種子播撒到右翼，而不是重新詮釋愛國主義、社區意識和團結的意義，為進步政治提供依據，這是一個錯誤。
派金：他們難道沒有嘗試這樣做嗎？我的意思是，自由這個詞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中隨處可見。為什麼它沒有奏效呢？
桑德爾：自由是被民主黨提及，但我認為他們對自由的理解過於狹隘，過於個人主義。美國人，尤其是民主黨人，在這次競選中，所指的自由實際上是指選擇的自由。現在，在關於墮胎限制的辯論背景下，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一個有力而合法的問題。
這是民主黨人在最近的總統競選中援引的自由的核心含義。但自由還有一種更廣泛的概念，超越了個人選擇的自由。這就是我們作為同胞共同商議自治、商議適合我們和這個社區的目的和目標時，我們所享有的自由。
你可以稱之為公民自由，而不是個人選擇自我的自由，後者常常被同化為一種消費主義的自由。民主黨，我想說的是整個美國政治，都很難保持與更強烈的公民自由概念的聯繫，這種自由與分享、社區和自治聯繫在一起，並追問：什麼是有利於自治的經濟安排？這也是關於自由、關於公民自由的辯論。
我們常常忽視自由的這個維度，史蒂夫。
「富豪民粹主義 」
派金：你一定還記得，在拜登執政期間，俄亥俄州一個叫東巴勒斯坦的小地方發生了火車脫軌事故。你知道，聯邦政府對那裡發生的災難的回應是否積極，引起了很大爭議。那是一個紅州。受影響的人就是你現在談論的那類人。
我想在這裡提出著名播客主持人喬·羅根對現任副總統 JD·萬斯的一段採訪，這確實表明了我們年輕時的共和黨如今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這是萬斯和羅根的片段，我們回來再聊另一邊。謝爾敦，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播放吧。
萬斯：所以我談到了東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 Ohio)的火車災難，你知道，鐵路公司討厭我，因為我事後對他們發起了討伐。我意識到，想想這場災難的所有代價。想想醫療保健費用、失業人員的福利費用、社區房價下跌，所有這些費用都由社區承擔，而鐵路公司卻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罰款。
我突然想到，他們之所以沒有更嚴肅地對待這些火車事故，是因為他們將獎勵私有化了。但是，當發生重大火車事故時，誰來買單呢？是當地居民和美國納稅人。而這必須從根本上改變。
這句話本來可以從（獨立派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嘴裡說出來。我想知道，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和貴國最左翼的參議員之一似乎在這種事情上看法完全一致，這是否說明今天的政治情況十分複雜？
桑德爾：嗯，這是一個有趣的觀察。史蒂夫，聽聽萬斯的發言。看到他在那個片段中的表現，人們幾乎可以相信他是一個民粹主義者。
現在發生的事情以及你所強調的是，民粹主義有多種分支，有右翼民粹主義和左翼民粹主義。自2016年以來，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是右翼民粹主義，從歷史上看，它與對精英階層、不負責任的公司權力的抨擊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從歷史上看，它與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混雜在一起。
這並不是右翼民粹主義的新特徵。它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下半葉美國民粹主義的早期。
左翼民粹主義也曾出現過。伯尼·桑德斯現在代表了這種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也關注大公司（這裡指的是鐵路公司）不負責任的集中權力。
我會將問題擴展到當今的科技公司。但它並不像川普的一些政治訴求所追求的那樣，帶有本土主義、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色彩。因此，這種與民粹主義的聯繫確實代表了萬斯和MAGA運動這一派別的背離，背離了傳統的主流鄉村俱樂部、共和主義，後者主要支持大企業。
因此，對於MAGA運動來說，真正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它是否會發展這種對集中經濟權力的民粹主義批判，還是僅僅在選舉時使用民粹主義言論，但以一種「富豪民粹主義 」的方式進行治理，這就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內所做的。他唯一真正的成就是大規模減稅，主要針對富人和大公司。
這就是富豪民粹主義。你看到了就職典禮的場景嗎？
派金：看到。
桑德爾：在川普身後，在他的家族旁邊是科技巨頭，從埃隆·馬斯克到馬克·祖克柏和傑夫·貝佐斯。這不是民粹主義的場景。這些是真正的民粹主義者想要挑戰，並要求他們承擔民主責任的大型科技公司和大亨。
所以看看這將如何展開會很有趣。MAGA運動中這兩個流派之間的緊張關係。
派金：確實如此。那次就職典禮上，每平方英寸的億萬富翁數量似乎比我以前見過的任何一次都多。
有時，小事件或小故事可以講述一個大故事。你的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例子。我希望你能講完你在佛羅里達度假時的故事，你上了電梯，與一位來自愛荷華州的女士進行了一段非常簡短的交談，愛荷華州是美國中部紅州，是川普的領地。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從那裡繼續講吧。
桑德爾：她問我，你來自哪裡？我說：波士頓。她說：嗯，我來自愛荷華州。你知道，我們愛荷華人也閱讀的。
我不知道那是從哪裡來的。我沒有說我來自哈佛。我沒有說我是教授。我只說了波士頓。
然後，當她走出電梯時，她回頭說：我們不太喜歡沿海地區的人。
史蒂夫，這讓我們回到了我們關於身份政治的談話。這並不是關於「覺醒 」身份，這是關於許多人的感覺，許多勞動人民，許多生活在農村地區或美國中部的人，他們認為，沿海精英、有資格的精英、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看不起他們。
這就是我所說的「功績暴政 」(tyranny of merit)，許多全球化贏家的感覺不僅滿足于勝利，而且還想聲稱他們的勝利是他們應得的，他們的成功是他們自己做的，是衡量他們功績的標準。
有趣的是，她說，我們在愛荷華州也可以閱讀，這表明對精英的怨恨不是針對那些從事商業或富有的精英，比如川普就很富有。這是對資歷精英、功利精英的不滿，很多人覺得他們看不起自己。
所以，總結一下，市場驅動的超全球化加深了貧富差距。但在同一時期，成功人士的精英傲慢造成了贏家和輸家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對我們的政治有害，使我們兩極分化。
我認為，這種認識應該成為一項大膽的民主復興計畫的起點，我希望這項計畫能夠為進步政治下一個新的定義，一個更有活力的定義。
派金：這個故事太精彩了，因為她當然不知道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她完全一樣。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多和她說一會兒，說，嘿，女士，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和命運。事實上，我寫過關於這方面的書。我和你一樣。
我想你沒有機會說這些。
桑德爾：我沒想得那麼快，但如果我的反應有那麼快，我會說，我不懷疑你在愛荷華州能讀書。我想給你一些書讀。我介紹你讀《功績的暴政》。我明白你的意思。
恢復紅州和藍州之間的關係
派金：完全正確。好吧，讓我們來結束這個話題。顯然，美國紅州的人有種感覺，認為沿海地區的精英人士傲氣淩人，他們認為在過去30年的全球化進程中，他們是最大的輸家。
我希望您能開出藥方，告訴我們如何開始恢復紅州和藍州之間的關係，讓紅州和藍州能夠重新對話，讓那些覺得自己被看不起的人能夠重拾尊嚴，讓美國人能夠停止這些文化，即使不能停止，至少也要減少文化戰爭。我們該如何做到這一點？
桑德爾：我認為，我們需要從改變政治言論開始，同時也要改變政治計畫，不要再說解決不平等和工資停滯不前的辦法是，如果你在掙扎，就去獲得一個大學學位來提高自己。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沒有四年制學位。因此，如果去製造一種經濟理論，要求每個人都去獲得大學學位，這個說法是愚蠢的，這使得有尊嚴的工作和體面的生活的必要條件是：拿個四年制學位，大多數人無法做到這個。
因此，我將把政治爭論的術語轉向尊重和恢復工作的尊嚴，讓生活更美好，尊重和認可每一個通過他們的工作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的人，他們養育的家庭，他們服務的社區，無論他們是否擁有聲望很高的證書。這將是一個起點。我認為我們還必須重塑公民社會。
但不斷加深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最具腐蝕性的影響之一是，我們越來越過著分離的生活，幾乎是一種階級隔離，在某種程度上，這與教育有關。民主並不要求完美的平等。但它確實要求來自不同階層、不同階級背景、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相遇。
因為這是我們學會協商和容忍差異的方式。這也是我們關心共同利益的方式。因此，我們需要重建那些階級混合機構、公共場所和公共空間，讓我們聚集在一起，即使是無意中，比如在體育場、圖書館、公共交通或我們孩子玩耍的公園裡，談論我們對棒球的共同熱愛，而不是選擇退出，去私人健身俱樂部，脫離公共場所。
因此，史蒂夫，我認為，為共用的民主生活方式重建公民基礎設施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步驟，可以開始彌合分歧，並使我們至少不時能夠相互交談。
派金：這真是太明智了，如果你不這麼說的話，我本來想說，如果你看看50年前芬威球場(Fenway Park)的錄影，你會發現富人和窮人坐在一起看臺上，而現在，富人坐在他們的包廂裡，低收入者根本不再去看比賽了，因為即使坐在外場也要75美元，這肯定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人的能力。是的，你說得對，我們必須弄清楚這一點。邁克爾·桑德爾，我們一直很感激你來參加這個節目，與我們分享你的智慧。
謝謝你接聽我們的電話，下次見。謝謝你，先生。
桑德爾：謝謝你，史蒂夫。真的很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