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成群結黨時，誰該挺身而出？專訪《獨裁者聯盟》安妮·阿普爾鮑姆談俄烏與台海危機 | 報導者時間
文/RFA洪雅芳
即將邁入3周年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正面臨空前壓力。不計將士傷亡的俄軍再度對烏克蘭東部發動大規模攻勢，但美國與歐洲盟邦卻對於持續軍援舉足不前。更糟的是，根據北約（NATO）與韓國國家情報院的監控，從2024年底開始，北韓已向俄烏戰場派出至少12,000名「志願軍」，並以俄軍前鋒的身份與烏軍爆發激烈戰鬥，若再加上伊朗提供的無人機與中國的經濟與軍工物資支援，一支專制國家所組成的跨國戰爭機器正以駭人的規模高調現形──對此，曾獲得普立策獎的著名東歐研究與威權政治專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她的最新著作中給他們起了一個尖銳而直白的稱號：《獨裁者聯盟》（Autocracy, Inc.）。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東歐政治與威權主義研究者，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安妮·阿普爾鮑姆尖銳而精准地梳理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等專制集團，是如何在軍事、經濟、認知戰與社會滲透上彼此合作。她更提醒台灣與自由世界應該以烏克蘭的處境為鑒，我們面對的「威脅」不僅是習近平或普京（Vladimir Putin），而是同時面對跨國威權主義一整群暴君的聯盟。
不只是普京的侵略，在烏克蘭戰場現身的「動亂軸心」聯軍
2025年1月12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宣佈：前線的烏軍首次俘虜了兩名隨俄軍作戰的北韓戰俘。
「這兩名士兵雖身受重傷卻得以倖存，目前他們已被送往基輔，」澤連斯基表示。他補充說：「（要俘虜北韓士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俄軍和督戰的北韓軍事人員總會處決己方傷兵，以消除北韓參與侵略烏克蘭的任何證據。」
「北韓人抵達戰場後，我們面臨的局勢明顯惡化，」一批前線烏克蘭士兵也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講述與北韓士兵交戰的經驗。他們指出，北韓軍隊儘管實戰經驗不足，卻極度服從指揮，總能在猛烈炮火和無人機跟蹤下衝鋒陷陣。更糟的是，隨著戰鬥經驗的累積，北韓部隊也開始展現驚人的學習彈性，不僅小隊作戰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學會以誘導戰術擊落無人機。這給本已疲憊不堪的烏軍防線帶來巨大壓力，前線士兵更警告：西方世界必須嚴肅正視北韓參戰的警訊。
與此同時，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Rahm Emanuel）與駐中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卸任前夕都公開指責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組成的「獨裁軸心」（Axis of Autocracies），正全力支援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像是伊朗供應無人機、北韓派遣軍隊，而中國不僅大幅增加與俄羅斯的貿易、保障金流不息，俄軍90%微電子產品更由中國提供，這都凸顯了北京為俄羅斯戰爭機器「加油」的關鍵角色──於是，烏克蘭面對的「敵人」不單只有普京，而更是一個充滿極權色彩的跨國聯盟。
獨裁者聯盟「CRINK」的威脅，也影響台海和平穩定
早在2024年初，國際社會便開始討論「動亂軸心」（Axis of Upheaval）的戰略概念，形容2020年以來，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日益深化的反西方聯盟關係。這一獨裁政府集團在國際被冠以不同稱號，如「獨裁軸心」、「混亂四重奏（Quartet of Chaos）」，或直接以國家縮寫稱作「CRINK」。
但CRINK集團為何總是成群結隊？其機制如何運作？他們真正的野心又是什麼？這些提問不僅成為民主世界亟欲理解的真相，也引起安妮·阿普爾鮑姆的注意。
安妮·阿普爾鮑姆被公認是這個時代最頂尖的「暴政研究者」之一。她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包括以紀錄蘇聯勞改營制度而獲得2004年普立策非小說獎的《古拉格的歷史》（Gulag: A History），以及敘述二戰後東歐赤化的《鐵幕降臨》（Iron Curtain）。美國出身的她，家族原本來自於沙俄治下的白俄羅斯。1980年代就讀耶魯大學期間，安妮·阿普爾鮑姆曾深入冷戰高峰的蘇聯國內作田野調查。畢業之後，安妮·阿普爾鮑姆也曾常駐在鐵幕下的波蘭擔任《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東歐特派員，更親自見證了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瞬間與蘇聯解體後的東歐民主化挑戰。
然而，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長居波蘭的安妮·阿普爾鮑姆發現自己正處於歐洲大陸的自由前線。這場即將進入第三年的侵略戰爭，為她提供了即時觀察並分析普京政權與其國際同路人的機會。安妮·阿普爾鮑姆結合自己作為歷史學者、政治學家與新聞記者的三重身分推出新書《獨裁者聯盟》（Autocracies, INC），精准揭示這個以「CRINK」為中心的威權集團，如何因貪婪和利益結盟，透過分享軍事、資金、資訊與壓迫人民的統治工具，意圖顛覆21世紀的國際秩序。
在新書即將於台灣出版的前夕，安妮·阿普爾鮑姆特別接受《報導者》專訪並強調：獨裁者聯盟國家對民主所展現的敵意，不僅早已超越地緣政治矛盾，實質上更是一場全面針對自由價值的系統性攻擊。她表示，被獨裁者聯盟團團包圍的前線，不僅包括深陷戰火的烏克蘭，還有長期面對中國侵略威脅的台灣也正面臨相同危機，她更直言：「台灣人民應該也非常清楚這些威脅的存在。」
安妮·阿普爾鮑姆指出，無論是軍事、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層面，獨裁者聯盟的合作都已經顯而易見──他們並不是簽約結盟的明文聯盟，也不一定總是意見相同，但卻都對民主制度有著相似的敵意，並在自利與機會主義的前提下為彼此密集助攻。以台海局勢為例，近期俄國網軍對台灣發動駭客攻擊、中俄在東亞頻繁聯合軍演，都佐證「獨裁者聯盟」與台灣的距離比想像中更近。安妮·阿普爾鮑姆進一步舉例：「在台海危機中，台灣所面對的不光只有中國，而是整個獨裁者聯盟的共同威脅──像是俄國就可能與中國分享在烏克蘭獲得的最新無人機技術與實戰經驗。」
但獨裁者聯盟的聯手範圍不僅包括軍事與戰略物資，還涵蓋經濟、制度以及「認知作戰」。「獨裁者們正不遺餘力地輸出重複論述：「威權國家或許腐敗，但民主國家也一樣。你也許不喜歡專制政府，但至少我們強大，反觀民主世界正走向墮落、分裂和衰敗。」安妮·阿普爾鮑姆表示，這顯示威權政權的政治宣傳已不再試圖「說好獨裁者的故事」，而是「說壞民主自由的故事」，以分化輿論，進而讓人質疑民主體制的正當性。
獨裁者聯盟的持續擴張，加上美國在「川普2.0時代」外交的不可預測性，也讓國際社會對全球民主韌性產生動搖情緒。但擅長撰寫人類黑暗史實的安妮·阿普爾鮑姆，仍呼籲保持樂觀。
她以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驟然垮台為例，直指獨裁者聯盟並非無堅不摧，其致命弱點在於：這些政權色厲內荏且極不受基層歡迎，隨時可能被人民對威權的累積的憎恨所反撲──因此包括台灣在內，自由世界雖不完美，而是有著深刻缺陷、強烈分歧與可怕的歷史傷痕。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要起身捍衛，這不僅只是針對獨裁者聯盟的軍事防禦，而更是一場攸關於社會獨立思考能力的試煉，以及代表整個時代抵抗絕望、悲觀主義和專制統治的意志鬥爭。
以下是《報導者》對安妮·阿普爾鮑姆的專訪，內容是經翻譯潤飾的摘要。
代表著作被中國禁止再版，北京比莫斯科不願面對「認識蘇聯史」
安愛波邦表示，這顯示威權政權的政治宣傳已不再試圖「說好獨裁者的故事」，而是「說壞民主自由的故事」，以分化輿論，進而讓人質疑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圖為2024年10月20日，安愛波邦於獲頒德國書業協會和平獎後發表演說。
阿普爾鮑姆表示，這顯示威權政權的政治宣傳已不再試圖「說好獨裁者的故事」，而是「說壞民主自由的故事」，以分化輿論，進而讓人質疑民主體制的正當性。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之前的書《古拉格的歷史》曾以簡體中文出版，但後來卻遭到中國施壓。你對此如何解讀？
安妮·阿普爾鮑姆（以下簡稱安）：我瞭解這本書在中國的銷量不錯，銷售了數萬本。我還收到一些來自中國、特別是香港讀者的回饋，所以我知道這本書確實有出版和販售過。
幾年後出版商告訴我，這本書不是被完全禁止，而是禁止再版。北京當局決定停止印刷任何與蘇聯歷史相關的書籍，因為這些歷史過於敏感，可能對中國造成不良影響。如《古拉格的歷史》涉及集中營議題，可能引發對中國對維吾爾人再教育營的聯想。再者無論是蘇聯的歷史還是改革開放後的發展，都是中國政府不願觸及的話題。
此外，我的其他歷史著作，比如探討二戰後蘇聯將東歐赤化的《鐵幕降臨》，以及關於1930年代烏克蘭大饑荒的《赤色饑荒》（Red Famine），也未能在中國出版，畢竟大饑荒也是中國政府的敏感議題之一。
有趣的是，《古拉格的歷史》和《鐵幕降臨》都曾翻譯成俄文並在俄國出版發行，這顯示中國政府在相關議題的態度甚至比俄羅斯更加敏感。
報：你呼籲民主國家聯手對抗獨裁者聯盟，但截至目前為止，西方民主國家是否已凝聚足夠的共識與行動力？
安：美國在拜登（Joe Biden）政府期間，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逐漸提升了警覺性，並在軍事等領域採取了一些行動。然而，我擔心的是，隨著未來新政府的上台，這種關注可能會減弱，特別是一些曾在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中被提名擔任重要職位者、甚至川普本人，似乎都對俄中聯合發起的意識形態攻擊顯得漠不關心。更令人憂心的是，川普及其支持者的某些言論有時與俄中宣傳的語言相呼應，這無疑加深了我的擔憂。因此，我確實對美國是否能在這些領域──特別是國際民主倡議上──繼續扮演領導角色感到不確定。
歐洲國家對問題的認識雖然有所增強，但在政策層面尚未形成全面合作的應對策略。儘管歐洲對獨裁者聯盟的危機感正在增強，目前卻尚未看到各國採取關鍵行動。軍事、經濟和民主倡議這三大領域均需要做出重大改變，但眼下的進展仍然有限。西方各國必須改變固有的運作方式，並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應對策略，才能真正應對獨裁者聯盟的威脅。
2025年的烏克蘭局勢，將是獨裁者聯盟對決價值外交的橋頭堡
報：隨著川普的當選，引發東亞國家「疑美論」與「價值外交」之爭，在波蘭或歐洲有類似的辯論？
安：我認為很多地方都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二戰後的一個重大成就是，較小的國家對自身的安全和穩定有了一定程度的信心。與大國相比，小國不再日夜擔心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即大國可以隨意侵略小國的世界，似乎已經結束了。因此，像波蘭、台灣、烏克蘭，甚至更小的國家，例如我最近去過的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都有一種感覺：他們的邊界是重要的，他們擁有某種主權和安全，因為國際體系中的規則至少能讓人三思而行，而不輕易發動入侵。
但我擔心的是，尤其是俄羅斯的行為、以及中國可能的行為，正在故意試圖改變這種預設原則。例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一個原因，就是要向世界表明：「我們不在乎。我們對聯合國的主權和人權的語言、《聯合國憲章》、《日內瓦公約》中關於戰爭的條款都也不感興趣。我們可以為所欲為，比如轟炸城市、民房，以及平民基礎設施，且沒有人能阻止我們。」
這是俄羅斯此次入侵的目的之一。所以歐美、和包括台灣在內更廣泛的民主世界，一同向烏克蘭的抵抗提供援助是非常重要的。這將表明人們仍然願意捍衛主權和邊界，並認為用蠻力吞併另一個國家是不可接受的。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會繼續奉行援烏政策？如果不會，那麼歐洲是否有足夠的工業能力和政治意志繼續支持烏克蘭？另一方面，俄羅斯也面臨著巨大的損失，包括數十萬人的傷亡、裝備損失、以及俄國經濟與基礎設施的破壞，顯然莫斯科也無法無限期地戰鬥下去。
我認為，烏克蘭的情勢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如果烏克蘭能在更廣泛的民主世界的幫助下保衛自己，那麼這將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表明大國侵略小國會付出極高的代價。
報：你認為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仍是對抗「獨裁者聯盟」的可靠領袖嗎？
安：我沒有確定答案。川普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政治理論或一致的世界觀，他主要依賴直覺行事。例如，他堅持推行關稅壁壘政策，儘管經濟學家已向他解釋，關稅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成本極高，但卻未改變他的立場。因此，許多政策取決於他周圍的幕僚以及他們的建議，我認為未來可能會出現「Z字形」（Zigzag）、也就是鐘擺反覆的政策走向。
誠然，各國都應該有B計畫，為「一個沒有美國領導的世界」作打算。但就現實而言，每個民主國家也都無可避免地必須試著與川普合作，包括在援烏問題上與川普立場相反的德國和波蘭。
川普的行為雖然難以預測，但他的決策方式通常基於其對自身形象和力量的看法。如果川普認為中國或其他威脅影響到自己的權威，他便可能採取強硬回應。然而，川普也多次表明不願將美國捲入新的海外衝突，這種立場在MAGA核心支持者中頗具吸引力，因此川普也可能選擇一種更謹慎且不直接對抗的方式來處理台海問題。
儘管如此，在台灣問題上，美國與台灣之間長期的經濟和軍事聯繫，仍將為台灣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援和保障。川普的內閣名單上也有不少對台灣長期抱持友好立場的人，例如那些對中國採取鷹派態度的國安幕僚，而更可能維持與過往一致的挺台力道。
分享黑金金流與認知戰經驗，中國就是獨裁者聯盟的全球引擎
報：你怎麼定位中國在獨裁者聯盟中的角色？國際上也有人主張將中國與其他威權國家分開來看待？
安：中國在獨裁者聯盟中的角色極為特殊，是聯盟中的經濟引擎。
例如，在委內瑞拉或白俄羅斯，俄羅斯可能提供軍事援助，伊朗可能協助繞過制裁，而中國則負責投資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因此，中國在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國在推動投資和提供財務支援時毫無道德顧忌，甚至毫不避諱以賄賂手段促成交易，並協助其他政權維持運作。這正是中國在獨裁者聯盟中的核心角色。
此外，中國對全球南方的宣傳投入也極為重要。比如，他們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甚至台灣，投入了巨額資金（估計達70到100億美元，約新台幣2,300至3,300億元）用於媒體和社交媒體，以塑造輿論。中國透過報紙、電視台以及內容分享協定等方式影響記者，成為威權主義宣傳的放大器。雖然中國在社交媒體操縱方面的靈活性不如俄羅斯，但其憑藉龐大的宣傳資源和媒體佈局，對全球輿論產生了大規模的影響。
有許多人希望將中國與俄羅斯切割，或將中國從其他威權國家中分離出來。例如，不少人期待中國能協助結束烏克蘭戰爭。然而，中國對獨裁者聯盟的承諾並不僅限於經濟層面，還包含深刻的意識形態聯繫。中國從這些關係中獲益匪淺，並且深度參與其中。這並非偶然，而是基於一種全球性策略──中國致力於建立一個國家聯盟，特別是在全球南方，共同對抗民主世界。
習近平將中國定位為威權世界的領導者，這使得將中國與其他威權國家分離變得極為困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幼稚無知的想法。
報：獨裁者聯盟依賴彼此的支援。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你是否預見這個集團的其他成員介入？如果會，他們將以什麼形式介入？
安：獨裁者聯盟肯定會從國際上支援中國的侵略行動。
我不確定中國是否需要俄羅斯的軍事協助，但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確實為俄羅斯的國防工業提供了零件和工具，並通過石油和天然氣貿易支撐俄羅斯的經濟運行。因此，俄羅斯可能出於感激回報中國，例如提供潛艇或無人機技術。這種模式類似于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而俄羅斯在改造後又回饋給伊朗。我可以想像俄羅斯以類似方式向中國分享技術。
此外，解放軍已經很久沒有參與現代戰爭，俄軍在烏克蘭的戰場實戰經驗能給中國很大的幫助。
中國也開始學習俄羅斯的資訊戰術。以往中國較擅長共產主義風格的大國宣傳，但現在他們也採用了許多俄羅斯的數位滲透策略，例如散佈謊言、利用匿名的網軍以及其他隱密手段製造混亂。舉例來說，中國記者或個人可能會假裝成台灣人、或者冒充其他國家的人模仿或偽造極端言論。
俄羅斯的宣傳策略重點不在於說好俄國故事，而是攻擊其他國家的完整性，例如支持極端主義或推動極左與極右派別的分裂。可以想像中國也將以類似方式干預台灣政治、製造混亂，並散佈台灣民主脆弱或失敗的言論。這一切將以隱密方式進行，使其看起來像是台灣人自己或美國的發聲，而非中國操控的陰謀行為。
我認為瞭解這一點非常重要，但台灣人民應該已經非常清楚這些威脅的存在。
「我想要和平」的主張並不總能道德至高，有些原則仍值得挺身而出。
報：俄羅斯和中國在世界各地進行鋪天蓋地的認知宣傳，在波蘭，年輕一代也會受到像抖音平台的影響，波蘭的抵禦經驗是否可提供台灣借鏡？
安：這是個好問題。我不明白為什麼TikTok在歐洲仍然合法，這讓我感到困惑。不僅因為TikTok受中國控制，還因為它缺乏透明性，我也看不出這個平台能對社會有任何正向的發展價值，我知道有些人可能通過教烹飪課程或其他方式從中獲利，但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疑慮更少的社群平台實現。例如，印度早已禁止TikTok，最近阿爾巴尼亞也因其對兒童的影響而頒佈禁令。我真的不明白TikTok存在的理由，但愛用者恒信，我們目前還無法贏得這場爭論。
在波蘭，教育體系非常強調20世紀的歷史，特別是俄羅斯佔領期間的壓迫歷史，因此沒有人對普京的俄國抱有幻想或迷戀。然而，波蘭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間接的親俄宣傳」，例如煽動輿論情緒反烏克蘭或反歐盟。這些言論表面上看似獨立、無關親俄與否，但實際操作卻都符合俄羅斯的對外戰略與利益。
當然，禁止TikTok是一個選項。此外，教育公眾瞭解他們所接觸訊息的來源也至關重要。我知道這對台灣來說很困難，因為台灣與中國共用語言，並且許多台灣人與中國有業務和家庭關係。波蘭的情況完全不同，相對也更容易抵禦中國的影響。
但我認為，對台灣而言，教育年輕一代瞭解歷史以及如何應對社交媒體上的訊息操控至關重要。透過學校和公眾教育，我們才能教導下一代批判性思考，讓他們在接觸訊息時學會質疑其來源、背後的意圖，以及可能的操控者──這種識讀能力甚至比單純的歷史知識更為重要。
報：儘管中國的侵略挑釁日益加劇，台灣輿論對於自我防衛和應對中國威脅的立場卻仍然存在分歧。許多人因此聯想到烏克蘭在俄羅斯入侵前的內部爭辯──例如，增加國防軍備是否會激怒中國？和平主義是否能阻止戰爭？然而就本書而言，你會給台海局勢什麼建言？
安：確實有相似之處。烏克蘭有大量的俄語人口，尤其是老一輩人仍記得被蘇聯統治的日子，因此烏俄兩國之間確實存在相當普遍的家庭和商業聯繫。
烏克蘭的變化源自于一場公民運動（廣場起義）的崛起，這推動了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以及對政府貪腐的透明監督。如今，這場運動所影響的群體，已成為烏克蘭軍隊的核心、維持國家運作的骨幹，以及捍衛烏克蘭主權的主力。
但這一過程並非一蹴可幾。20年前，烏克蘭遠比現在更加親俄。然而，隨著俄羅斯威脅性的日益增加，烏克蘭人的民族意識和主權意識逐漸深化。某種程度上，俄羅斯的行動反而幫助塑造了「現代烏克蘭」──這不僅僅是一種民族身分，也不限於語言、歷史或文化的結合，更是一種對民主和透明的信仰。而這種信仰也是「成為烏克蘭人」的重要定義之一。
至於台海局勢，我無法揣測習近平的內心盤算，也無法確定他對於台灣的真實看法。然而，我們雖應積極與中國進行對話，但也必須得同時確保中國能理解：侵略台灣的代價將極為高昂。這正是烏克蘭及其盟友在2022年前所犯的錯誤。當時烏克蘭軍備不足，導致俄羅斯對侵略成本毫不擔憂而妄然開戰。因此，台灣在尋求和平對話、緩和與中國關係的同時，也必須確保自身擁有可恃的防衛能力。
2024年10月我在德國演講時，曾告訴德國人：
「我們誰都不希望戰爭。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戰爭的社會中，也沒有人願意參與戰爭，因此反對戰爭、努力防止戰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和平主義不總是道德的。如允許一個國家強加給另一個國家極權統治，就並非道德。烏克蘭人很清楚知道有些價值高於和平主義──例如能在自己的國家安居樂業、對國家政治有決策權，以及免於被暴力統治或遭侵略者施以酷刑或屠殺。這些價值更為重要，有些事物值得我們為之挺身而戰。」
我不想將這種說法完全套用到台灣，因為我需要更深入地瞭解台灣的現況。然而，和平主義本身存在諸多潛在的危險。如果和平主義意味著容忍獨裁、接受大規模屠殺或種族滅絕，那麼我無法確定和平主義是否真的是一種更高尚的追求。
威權主義總是外強中乾，所以自由的人們必須對抗悲觀主義
報：2024年底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政權垮台，是否顯示威權集團有其脆弱性和局限性？
安：阿薩德政權看似穩固，卻在某一刻突然崩解。這類政權通常依賴賄賂和腐敗來維繫，但當政府無法支付軍隊薪水，或無法保護內部成員免受反對勢力攻擊時，其脆弱性便會暴露無遺。如果政權殺害和折磨了過多民眾，導致極度不受歡迎，最終可能出現軍隊拒絕為其辯護、甚至停止作戰的情況。
敘利亞正是這樣一個例子。隨著社會日益貧窮和壓抑，那些效忠政權的人，例如軍人、秘密員警以及政權內部成員，也逐漸感受到影響，最終不再願意保衛政權。這也是這類政權有時會垮台的原因，因為掌握暴力工具的力量不再願意為其服務。
除此之外，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使其無法全力支持敘利亞。俄羅斯從敘利亞撤出人員和武器的同時，以色列對伊朗代理人（如真主黨）展開攻擊。這意味著「獨裁者聯盟」在多方面遭遇損害：既有來自以色列的壓力，也有俄軍資源分散的影響。當真主黨與俄羅斯無法繼續支援敘利亞時，政權便開始瓦解。
這反映了威權政權的重大缺陷。由於極度不受歡迎，一旦失去支持，其掌權能力便會變得非常有限。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其他較弱的威權政府，例如委內瑞拉、白俄羅斯，甚至部分非洲國家。我也期待能看到威權垮台的連鎖變化發生。
報：在這樣混亂而不確定的時代，樂觀是否還有可能？為什麼保持樂觀如此重要？
安：許多人認為我的書很黑暗，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它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呈現。 我認識許多生活在極其困難地區的人，例如委內瑞拉、伊朗或俄羅斯，他們的處境遠比美國、波蘭或台灣艱險得多。 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努力讓自己的社會變得更好，並堅信為了改變、追求更多正義與自由而奮鬥是有意義的。
最近，我與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Maria Karina Machado）有過對談。儘管她仍在閃避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政權的迫害與追捕，但她在艱困環境下依然積極規劃未來，並討論如何推動社會變革。這種樂觀精神極為重要，因為它賦予人們生活的目的、工作的意義，以及推動社會改變的動力。
我認為，生活在更安全、更幸福國家的人，應該向這些反獨裁奮鬥者們學習，傾聽他們的聲音，並從中替彼此汲取力量。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