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影響 2024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的重要因素

文/林瑄哲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學生)

        美國第47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即將於2025年1月20日就任，他將為世界帶來甚麼改變，正受全體人類的關注。本文且回顧美國第47任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試著為掌握並理解川普的施政風格和政策方向提供參考的座標。

        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成為了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之間的一場激烈競爭。在總統拜登（Joe Biden）於2024 年7 月宣布不再參選後，賀錦麗在拜登的支持下成為民主黨候選人。直到選前，賀錦麗與川普 的民調接近，選舉的關鍵在於一些搖擺州，選情預測顯示選舉人團票的競爭十分激烈，雙方皆在為獲得270 張選舉人團票而努力。多個關鍵因素正在影響這場選舉的結果，包括經濟問題（如通貨膨脹和就業增長）、醫療保健負擔、墮胎權和移民政策等，這些議題將成為決定2024 年11 月5 日選舉結果的關鍵。

　　首先是經濟與通貨膨脹。在競選過程中，經濟和通貨膨脹成為副總統賀錦麗和前總統川普 之間的重要戰場。就像1980 年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提出的著名問題：「你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選民再次開始檢視自己的經濟狀況。根據客觀數據，美國經濟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有所改善。他的政府創造了1,600 萬個就業機會，是二戰以來增長最多的四年。在新冠疫情前，川普前三年僅創造了不到700 萬個工作機會。

此外，美國經濟比2019 年增長了11％，而歐元區增長僅為3.9％，英國則為2.9％。這種疫情後的復甦被認為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強勁的，反映出美國相對於全球其他國家的韌性。然而，儘管經濟增長，賀錦麗副總統並未因此獲得預期的政治加分。通貨膨脹仍是影響選民情緒的重要因素。雖然美國的通脹率已從2022 年9.1％的高點降至2.4％，但食品和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仍比拜登上任之初高出許多。這使得選民感到生活成本在上升，即便工資和就業保障改善了，生活壓力仍然存在，而經濟不平等加劇了這一情況。

　　美國經濟復甦的收益多集中在高收入、資產豐富的家庭，這一差異激起了選民的不滿，尤其是生活成本上升引發的困境。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nsumer Sentiment Survey）在2024 年10 月下降，反映了低收入美國人中的持續不滿。2024 年選舉凸顯了宏觀經濟數據與選民情緒之間的複雜關係。儘管創紀錄的就業增長、低失業率以及疫情後強勁的經濟復甦，通貨膨脹依舊削弱了公眾對經濟的信心。對許多選民來說，財務安全的衡量標準不是抽象的經濟指標，而是日常生活成本——包括雜貨店的開銷、汽油價格，還有他們的工資是否能跟上這些上漲的成本。

　　其次是處方藥費用、醫療保險覆蓋和墮胎權。對許多美國人而言，尤其是依賴處方藥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處方藥的高昂費用是個切身問題。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因藥品價格而略過了處方藥，突顯了此問題的急迫性。賀錦麗提出的擴大醫療保險的談判權限並通過《降低通膨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設置費用上限，正面回應了這些問題，讓她成為推動可負擔醫療的支持者。相比之下，川普對此問題表態含糊，加上其過往努力成效有限，可能讓選民對他連任後的醫療政策不確定。

        醫療保險覆蓋幾乎影響到每個美國人，特別是依賴《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和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的人群。賀錦麗承諾擴大《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並延伸聯邦醫療補助，以提高未保險或保險不足人群的醫療可及性，這對於受益於《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補貼或聯邦醫療補助擴展的選民來說具有吸引力。川普曾試圖在其任期內廢除《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並削減聯邦醫療開支，這對於依賴這些福利的選民產生了擔憂，讓這項議題成為低收入和中產家庭的重要選擇因素。

2022 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女性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後，墮胎權成為2024 年選舉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如今墮胎權受到各州的管控，導致全國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有些州限制墮胎，有些州則保護墮胎權。賀錦麗支持在聯邦層面立法保護墮胎權，吸引了擔心墮胎服務受限的女性選民。另一方面，川普的保守立場主張將墮胎決定權交由各州，這吸引了保守派和支持反墮胎立場的選民。對於年輕人、女性，特別是在墮胎受限的州的選民，這一議題可能成為決定性因素。

　　第三，移民政策。在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移民政策是許多選民關注的核心問題，尤其是擔心移民對工作、工資和公共資源影響的低收入社區。許多美國人擔憂移民可能會加劇工作競爭或壓低工資，或者擔心教育、醫療和住房等公共服務的資源壓力。這些擔憂在南部邊境地區尤其強烈，這些地方近期因委內瑞拉、宏都拉斯和瓜地馬拉等國的危機而湧入大量尋求庇護者。川普和賀錦麗在移民政策上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立場。川普主張嚴格的執法措施，包括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取消出生公民權、終止人道援助計劃，並限制庇護申請。

他還主張加強邊境牆建設和對移民的意識形態審查，反映出其對於國家安全和主權的關注。賀錦麗則採取更平衡的立場。她支持通過雙方共識強化邊境安全，收緊庇護要求，但同時強調人道主義保護。賀錦麗支持《童年抵達者暫緩驅逐辦法》（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尋求推動合法移民途徑，並改革庇護政策以保護弱勢群體（如無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的法律權益。她的中立立場試圖將強化邊境執法與人道主義相結合，滿足那些逃離暴力和不穩定地區的移民的需求。

選民在移民問題上的選擇取決於他們是優先考慮更嚴格的移民管制，還是更人道且合法的移民管理方式。這反映了美國社會在庇護、勞動市場和邊境安全問題上的廣泛辯論。

最後是外交政策。2024 年，外交政策成為影響選民的重要因素。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氣候變遷，以及美國與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緊張關係，使得候選人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對選民選擇產生了更大的影響。許多選民已經將美國的對外政策與國內問題緊密相連，他們在考慮候選人能否應對這些複雜的全球挑戰時，往往將重點放在美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上。氣候變遷這一通常被視為長期問題的議題，隨著選民日益意識到其直接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已成為本次選舉中的重要關注點。極端天氣事件、海平面上升和環境惡化影響了農業、基礎設施和公共健康，使選民將氣候變遷視為一項需要強有力的外交政策來推動國際合作的急迫議題。此外，以色列與烏克蘭的衝突，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考驗著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領導地位。選民清楚地意識到，美國在這些衝突中的應對措施將影響其國際地位、經濟安全和國內安全。2024 年選舉中的外交政策不僅僅關乎外交，更關乎全球事件如何影響美國的邊界、經濟和安全。

　　在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中，川普主張堅定支持以色列，將這場衝突描述為反恐怖主義行動。他的上任期間，曾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並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樣，他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上依然保持強硬，承諾更嚴格的貿易限制、制裁和軍事應對措施，以遏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對於俄烏戰爭，川普採取更孤立主義的態度，暗示美國應減少對烏克蘭的高額支持，這符合他注重國內優先事項、不介入長期國際衝突的策略。

        在氣候變遷方面，賀錦麗尤其強調此問題，將其視為外交和國內政策的交匯點。她強調通過國際合作推動減碳和可持續發展，這一立場吸引了那些認為氣候變遷是需要全球應對的選民。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上，賀錦麗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同時強調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解決衝突，並提供人道援助以幫助受影響的人群。對於俄烏戰爭，她的立場明確：美國應繼續支持烏克蘭，這不僅是對於保衛民主的承諾，也是為了維護全球聯盟的穩定性。在中國問題上，賀錦麗主張「競爭性外交」，既尋求在氣候變遷和全球貿易等問題上合作，也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擴張性影響力。

        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受到了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的多重因素影響。副總統賀錦麗和前總統川普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念。賀錦麗強調經濟復甦、負

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氣候行動，並採取平衡的移民策略和積極的全球外交；而川普則集中於嚴格的移民管制、減少國際干涉，並採取更孤立主義的國際立場。選民的決定將很可能取決於他們對這些議題的優先考量，其中經濟壓力和醫療成本對許多人而言尤為關鍵。

        文末從公共行政管理的POSDCORB 理論角度，分析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動態。

        在計劃（Planning）層面，賀錦麗和川普均展現出對美國未來發展的不同戰略藍圖。賀錦麗的計劃側重於經濟復甦、醫療保健可及性和氣候行動，強調長期社會福祉。相比之下，川普 的規劃更聚焦於移民管控和國內優先策略，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國家發展願景。兩位候選人的計劃不僅關乎政策走向，更體現了對美國社會結構和國際定位的根本性理解。

        在組織（Organizing）方面，候選人展現了在不同領域的組織能力。賀錦麗透過提出跨域整合的政策，如結合邊境安全與人道主義移民政策，顯示出更具包容性的組織思維。川普則傾向於更為集中且嚴格的組織模式，特別是在移民和國家安全議題上，強調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

       人事（Steaming）（人事）層面反映了兩位候選人對政府人力資源的不同理解。賀錦麗的團隊似乎更重視多元性和專業性，她的移民政策和氣候變遷立場表明她尋求整合不同利益群體的專業人才。川普則更強調執行力和忠誠度，其外交政策建議顯示出對特定利益集團的政治考量。

        指導（Directing）部分，兩位候選人在領導風格上呈現顯著差異。賀錦麗展現出更具協商性和前瞻性的指導方式，特別是在外交政策中尋求平衡與合作。川普的指導風格更為強硬，強調直接介入和單邊行動，如在以色列哈馬斯衝突中的立場。

        協調（Coordinating）是此次選舉中的關鍵議題。賀錦麗的政策顯示出跨部門、跨議題的協調能力，特別是在氣候變遷和國際關係等複雜領域。她試圖在經濟、醫療、移民等議題間建立協調機制。相比之下，川普的協調策略更側重於國家利益的集中化管理。

        報告（Reporting）在現代選舉中已演變成公共溝通的重要機制。兩位候選人在經濟數據、醫療政策成效和外交立場等議題上，積極向選民「報告」其政績和未來願景。賀錦麗強調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數據，川普則聚焦於邊境安全和國家主權等具體議題。

        最後，在預算（Budgeting）層面，候選人的政策立場直接反映預算分配的優先順序。賀錦麗的醫療保健擴張、氣候行動投資，以及對《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的支持，顯示出對社會福利的預算傾斜。川普則更強調國防和邊境安全的預算配置。

        POSDCORB 理論透過其七大管理面向，為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通過對這些管理面向的判斷，我們可以判斷美國未來的治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