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逝世：華盛頓是否會重拾現實主義路線？
文/RFA
11月29日，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家中辭世，享耆壽一百歲。季辛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協助美中關係正常化，也是促進中國走向國際的重大推手，因此被習近平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不過，美國政界、學界與民間對季辛吉似乎評價兩極。
本週三，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去世，享年一百歲。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季辛吉是推動美國對中國開啟接觸政策的關鍵人物。1971年，季辛吉秘密訪問到訪北京，與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面。這場會晤，為1972年尼克森歷史性的訪華奠定了基礎。在尼克森總統訪華過程中，季辛吉陪伴在側，此行推動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美蘇冷戰下 開啟中國的尼克森與季辛吉
季辛吉決定推動美國與中國接觸，主要的考量是基於冷戰格局。當時，美蘇關係緊張，而季辛吉看准了中國與蘇聯的分歧，因此想拉攏中國與蘇聯抗衡，創造三強鼎立局面。
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在接受採訪時就此表示，周恩來當時願意與季辛吉碰面，兩方都是為了各自的內政考量：「不是考慮國際關係本身，是關心自己國家的利益。周恩來跟毛澤東都知道，中國文革以後差不多了，只好向美國（交往），看能不能恢復經濟、恢復整個社會，只好跟季辛吉、尼克森合作。季辛吉、尼克森是因為蘇聯，世界鼎足而三。在季辛吉看來，他能不能把中國共產黨拉入美國這邊對付蘇聯才是他的考慮。」
已退休的美國資深外交官、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甦棣（Stephen Young）也表示，增進與中國的互動是尼克森總統的決定，而季辛吉在落實這項決策上做出了重大貢獻：「尼克森當時深信，透過與中國互動，他能夠破壞共產聯盟的關係。與此同時，當時的中國非常貧窮，並被文化大革命所蹂躪。」
對美中長期外交政策有深入研究的前《洛杉磯時報》駐京記者站站長孟捷慕（James Mann）則告訴本台記者，季辛吉透過與中國互動，成功協助美蘇冷戰結束，但他對於中國領導人似乎長期存在誤解：「冷戰結束後，季辛吉的成就就沒有那麼好了，他過度迷戀中國領導人，並對他們產生誤解。……他認為中國會是美國長期的朋友，這個想法是錯的。反觀，尼克森在總統任期後期其實意識到這個問題，他知道在大國外交下，應該擔憂中國崛起後的美中關係。」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抑或戰犯？ 國際社會看法兩極
在季辛吉的運籌帷幄下，他成功確立了美中蘇三強制衡的國際時局。同時，他還協助美蘇緩和關係，幫助結束了美國在越南的戰爭，這些貢獻使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不過，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本週四報導，季辛吉過於側重「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忽視人權議題的政治立場，導致他在擔任國務卿期間，經常支持世界各地的高壓政權。在冷戰背景下，許多國家因此經歷了許多悲歌，也使得不少人批評季辛吉為「不道德的戰犯」。
曾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擔任國務卿蓬佩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的餘茂春就此表示，季辛吉當時缺乏原則的秘密外交，其實造成了許多歷史傷害：「對美國的信譽、外交原則有重大的傷害。……另外一點，季辛吉跟中國的接觸造成了新的中美關係格局，這種格局只講共同利益，不講政治意識形態的巨大分歧，這叫求同存異。這種方式，對美國的外交隨時代變化造成巨大的傷害。」
對季辛吉給予高度評價的中國領導人與群眾
儘管美國民眾對季辛吉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中共高級官員以及中國民眾似乎普遍對季辛吉抱有相當正面的印象，並將其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自毛澤東掌權以來，每位中國領導人都曾與季辛吉有過密切接觸。儘管美中關係日趨緊張，今年7月，季辛吉仍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面，並受到尊榮禮遇。
此外，據中國官媒新華社11月30日報導，在知悉季辛吉的死訊後，習近平向美國總統拜登發送了唁電。習近平在唁電中表示，季辛吉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在半世紀前，他以卓越戰略的眼光促成中美關係正常化，季辛吉的貢獻將「永遠被中國人民銘記和懷念」。
學者：季辛吉是「中國領導人的好朋友」
不過，美國的學者與外交界人士在評價季辛吉與中國高級領導人的密切接觸時，經常提出質疑。孟捷慕便指出：「我認為，季辛吉在晚年對美國的利益造成危害，因為他被中國領導人利用向美國傳送帶有羞辱意涵的資訊，像是‘美中關係原本應該要更好’。他不斷介入當前外交事務，他會出現在北京跟中國官員說’讓我解釋美國給你聽’；然後出現在華盛頓，告訴美國官員‘中國是這樣想的’。」
林培瑞也表示，中國民眾尊稱季辛吉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並不貼切，事實上，他應該是「中國領導人的好朋友」：「季辛吉為中共領導人帶來好處，他幫助共產黨鞏固權力並變得富裕。……習近平說季辛吉是中國的老朋友，這其實是錯的，季辛吉應該是‘共產黨最高領導的好朋友’才對。」
林培瑞補充說，季辛吉在與中國官方交往時，時常缺乏對中國百姓的關切，如他曾為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開脫，此事件便體現出在大國互動下，季辛吉對於中國人民切身的問題並不關心：「很多中國老百姓可能打從心底相信，季辛吉是中國的老朋友。因為他們不知道歷史真相，共產黨也不會把真相跟他們說，因此百姓的觀感是相當表面的。」
學者：華盛頓不太可能回歸季辛吉路線
與此同時，外界也關注在美中競爭日趨升級的今天，美國是否會重拾季辛吉的現實主義策略，與中國再次建立友善關係？
對此，林培瑞認為，在當前美中競爭的背景下，美國商界及政界意識到，與中國妥協無法帶來「雙贏」的正面效果。因此，美國政府不太可能重新採用季辛吉「討好中國」的政策：「共產黨不會真心與美國合作，它還是會很自私地以自身利益為重，並削弱其他外國競爭者。美國的大型企業以及銀行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美國不會輕易回到季辛吉的老路。」
餘茂春也表示，由於美中蘇三強鼎立的冷戰格局已經不復存在，季辛吉曾強調的要與中國交好其實是一種錯誤政策，當前美國兩黨普遍達成共識，不會再與中國妥協：「沒有原則的外交其實是失敗的外交，中共非常會利用這一點，它會覺得這是個弱點，就用金錢、榮譽賄賂你。……現在美國兩黨對中共的戰略威脅有非常高度一致的看法，這最主要是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所以就牽涉到原則問題。」
連結:基辛格逝世：华盛顿是否会重拾现实主义路线？ — 普通话主页 (rfa.org)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季辛吉去世標誌中美關係黃金時代結束
文/紐約時報KEITH BRADSHER, SIYI ZHAO, AMY CHANG CHIEN
官方媒體稱頌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國的社群媒體上，民眾稱他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們提到他今年7月以百歲高齡最後一次訪華。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亨利·季辛吉代表著中美關係史上現已過去的一個篇章，那時兩國曾似乎不可阻擋地走得更近。
在回憶季辛吉時，中國所有官媒都強調了他在尼克森總統1972年對中國進行開創性訪問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他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倡導中美繼續接觸、加強關係的努力。尼克森1972年訪華是美國與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在1979年建交的前奏；中國政府經常把那些年稱為雙方關係黃金時代的突出例子。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促進中美關係發展作出的歷史性貢獻，」中共旗下的民族主義報紙《環球時報》在X（之前叫Twitter）上寫道。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X上寫道：「他將作為最珍貴的老朋友，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中國試圖通過強調季辛吉所代表的接觸時代來對抗中國認為的拜登政府對華競爭與遏制的努力。今年7月，中國隆重歡迎季辛吉來訪，安排他與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見面。
「中美關係永遠和『季辛吉』這個名字是聯在一起的，」習近平對季辛吉說，他們兩人並排坐在米色扶手椅裡。「我對你表示高度的敬意。」
中國用習近平與季辛吉見面地點的選擇來強調其歷史意義。半個世紀前，季辛吉在同一棟樓——釣魚台國賓館五號樓——與時任中國總理的周恩來見了面。
季辛吉還在今年7月見到了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李尚福，後者曾多次拒絕美國國防部長的見面邀請。（這曾導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對一名普通公民比政府有更多接觸中國領導層的機會表示失望。）
季辛吉「被視為過去美好時光的活遺產」，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說。
2012年，習近平在即將掌權之前曾兩次與季辛吉見面，先是在北京，然後在華盛頓。習近平在講話中恭敬地引用季辛吉的觀點，以示對後者的高度尊重。在2019年的一次會晤時，習近平告訴季辛吉，他「所作的重要貢獻將載入史冊」。
在中國的教科書中，季辛吉被描述為對中美關係起至關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促成了兩國長時間的密切接觸。但吳心伯說，隨著川普總統和拜登總統將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轉向更多的謹慎，人們認為季辛吉的影響力已在減弱。
川普在擔任總統期間對中國商品加徵了大範圍的關稅，更嚴格地審查中國人的赴美簽證申請，更嚴格地限制向中國出口高技術，並對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和情報收集活動進行了更嚴格的監控。拜登保留了川普的關稅，並進一步加強了出口管制。他還加強了與菲律賓和澳洲的軍事協議，將其作為對抗中國的辦法。
在中國的社群媒體上，季辛吉去世的消息登上熱搜。人們在類似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發貼悼念季辛吉，也悼念週二去世的美國著名投資家查理·芒格，他在中國也廣為人知。
台灣對季辛吉的記憶遠非那麼好。中國聲稱對民主自治的台灣擁有主權。長期以來，台灣一直指責季辛吉在美國將正式外交關係從台北轉向北京上起到核心作用，以及他未能得到中國政府對不使用武力攻台的廣泛承諾。半個世紀以來，季辛吉經常訪問北京，但從未去過台灣。
「很多人認為他並不是台灣的好朋友，我想確實是有幾分道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盧業中說。
「他在意的是美國的利益，我想這個是能夠理解的，」盧業中說。「但台灣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認為自己是被betray（背叛）的一方，所以當然感覺比較不好。」
連結: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季辛吉去世標誌中美關係黃金時代結束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imes.com)
季辛吉：在全球權力殿堂裡經久不衰的焦點人物
文/紐約時報PETER BAKER
夏天，當中國領導人想向拜登政府傳遞資訊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做了一件事——打電話給亨利·季辛吉。
季辛吉當時已經100歲了，他於46年前離開了政府。但在人們記憶中，中國人一直把他尊視為促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美國對華外交開放的國務卿。從那以後，他們就把他當作聯繫華盛頓的管道。
出於對他的瞭解，中國在他7月的訪問期間迎合了他的自尊。他們款待他、奉承他，把他安排在上世紀70年代進行歷史性訪問時住過的客房裡。他們在他會見前任中國領導人的同一幢樓裡進行會面。習近平主席對季辛吉說，他的首次訪問促成了50年基本穩定的中美關係，他希望這次訪問將迎來下一個50年。
後半句話才是重點。經過幾個月因間諜氣球和其他挑釁行為而產生的摩擦之後，習近平正試圖向拜登政府表明，他希望結束緊張態勢，修復與美國的關係。季辛吉回國後，盡職盡責地給國務卿布林肯打了電話，會見了中情局局長伯恩斯，並把他的印象轉達給了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這件事唯一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並不罕見，至少對季辛吉來說是如此。直到週三去世前幾週，這位百歲高齡的外交官仍然是世界舞台上的一個角色，仍然偶爾充當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仍然是兩黨建制派所尊重的聲音，儘管來自左翼和右翼最尖銳的批評者都不這麼認為。
他的同齡人不是已經去世就是退居養老院，而他還在週遊世界。在世界各國的首都，幾乎沒有一扇大門不向他敞開，儘管他一直堅稱，他只是應國家元首的邀請才與他們會面，而不是由他自己主動提出。直到前不久，他仍是達佛斯的焦點人物。
「季辛吉一生的使命是在一個隨時可能失控的國際體系中幫助建立和維持秩序，」歐巴馬總統的前中東和平特使馬丁·因迪克說，他著有《博弈大師》(Master of the Game)一書，講述季辛吉在中東地區的外交。「這助長了他影響世界各國領導人關係的衝動，這一衝動永不滿足，甚至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天。」
退役的陸軍副參謀長傑克·基恩上將在為五角大廈提供諮詢的國防政策委員會任職期間認識了季辛吉。就在幾週前，他在紐約見到這位前國務卿，討論了俄羅斯、中國、中東和當前的其他緊迫問題。
「這簡直是太了不起了，」他說。「我認為沒有一個人有他那樣的影響力，包括我們的各位前任總統。」
季辛吉在權力的殿堂裡經久不衰，即使他是持訪客通行證進入，也很引人注目。不難想像，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大人物在100歲的時候還能如此活躍。布林肯週三說，他最後一次得到季辛吉的建議是在一個月前。
布林肯在以色列模仿季辛吉的穿梭外交時說：「很少有人在以史為鑒方面比得上季辛吉，而在塑造歷史方面，更是沒有幾個人能超越他。」
但這並不意味著季辛吉的影響力依然能與昔日相比。他招牌式的現實政治外交有時脫離了道德義務或意識型態承諾議題，已經被許多人厭棄。雖然他很容易獲得進入權力大廳的通行證，但他仍被許多自由派人士斥為戰犯，被許多保守派人士斥為綏靖者。2015年，有一則新聞標題是這樣起的：亨利·季辛吉：善還是惡。
就在去年，他提出結束歐洲戰爭的方式是烏克蘭將部分領土割讓給俄羅斯，這在一些地方激起了憤怒。不過，到今年年初，他改變了立場，表示自己雖然之前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但現在認為應該接納烏克蘭。
但是，儘管被批評者大罵，這至少意味著他們是在聽的。季辛吉一直希望得到關注。
「現在我在很多中國問題上都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他是個有著真正求知慾的人，這種求知慾是他能量和動力的來源，」幾個月前曾與季辛吉會面並對他相當欽佩的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說。
加拉格爾自稱在對華立場上比這位前國務卿更加鷹派，但他表示，就像去年夏天季辛吉訪華所揭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仍將他視為重要的溝通橋樑，而他能保持這樣的地位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即使在那樣的年紀，中共依然最先向他透露他們對於中美關係走向的設想，想想是很厲害，」他說。
季辛吉的幹預並不總能得到後來的國務卿及其所輔佐的總統的歡迎。當他宣佈自己的最近行程或是將最新備忘錄送達時，白宮內部有時會有一種「怎麼又來了」的感覺。季辛吉對於許多外交挑戰的回答是派他自己出場。不止一位國家安全顧問被委以約束季辛吉的任務。
即便年逾九十，季辛吉可能仍是典型的馬基維利主義者。川普上台後，緊張的德國官員對於這位新總統頗為擔憂，季辛吉建議他們與川普的女婿兼高級顧問庫什納會面。但德國人不知道的是，季辛吉已經告訴庫什納，盟國都對川普感到不安，但川普應該好好利用這一點。他的建議是，別安撫他們，就讓他們如坐針氈。
經久不衰的名聲和人脈對他的地緣政治諮詢業務大有助益，這一事實也並未被忽視。
無論怎樣，他不知疲倦。基恩透露，季辛吉曾告訴他，在飛越半個地球之後，他與習近平的會面持續了三個小時，而他與其他官員的會面也都差不多有這麼久。
「他可是一位百歲老人，我的老天爺，」基恩說。「年齡從未讓他停下奔赴晚宴、午餐和國際旅行的腳步。他的國際行程安排得非常緊湊，真是相當了不起。」
季辛吉通過大量出書——總共21本——和撰寫文章來保持自己對國際大事的討論參與。在過完百年誕辰之時，他竟不可思議地將自己變成了人工智慧領域的權威。就在上個月，《外交事務》發表了他與格雷厄姆·艾利森合著的最後一篇觀點文章，他在文中呼籲中美合作以避免人工智慧領域出現軍備競賽，並警告稱如果不這樣做，將會導致「災難性後果」。
他的官網上記載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講是在六週前，即10月19日舉行的艾爾弗雷德·史密斯紀念基金晚宴。此時距離他1974年在同一場晚宴上發表演講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們需要將遠見與策略結合，」他在當晚表示。「我們所面臨的外交政策挑戰很少能僅憑遠見就得到解決。矛盾在於，若要避免永久衝突，大多數問題都必須靠漸進的手段和持續的努力來應對。」
連結:季辛吉：在全球權力殿堂裡經久不衰的焦點人物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imes.com)
沈逸：為什麼中國人更尊敬季辛吉，而不是美國人？
沈逸(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聊聊季辛吉。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著名的外交家、戰略家季辛吉博士去世，享年100歲。
季辛吉在尼克森政府時期曾擔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1969-1974年），後來擔任美國的國務卿（1973-1977年）。在冷戰美國處於相對弱勢的特殊階段，需要進行戰略調整的背景下，他幫助美國從越南實現脫身，推動中美關係破冰，實現了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戰略構建，為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構建了更有機會的生存結構。
聽到季辛吉去世的消息，我有一個很突出的感受，就是中美對於季辛吉的認知是很不一樣的：在微博上充滿了大量對季辛吉在中美關係、國際關係所作貢獻的討論，不管這些評價和情感具體如何，但有一點是有共識的：季辛吉本身作為一個美國的外交家、戰略家，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境外社交媒體，上面更多是戲謔的、解構的、瑣碎化的、情感性的討論，甚至有一幅漫畫用一個死神操縱抓娃娃機的這樣一種方式，展現季辛吉去世這件事情，意思是終於輪到季辛吉死了。從中國的文化和角度看來，這是一種不敬的討論方式。
最先報導季辛吉去世消息的媒體，比如像《華盛頓郵報》，一方面講了其在外交上的貢獻，但是更多落筆到了各方長期以來對於季辛吉的批評，包括在外交中不講原則、不講道德等等。
季辛吉是非常簡單純粹的人，他是一個西方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研究者，同時也是一個踐行者。他在念書的時候研究梅特涅，在大學教書的時候討論基於地緣政治實現大國間的戰略穩定，探討美國的威懾戰略，以及美國的全球戰略如何遵循現實主義的勢力均衡原則，加以有效的落實和實行。
當進入到尼克森政府的外交班底，成為尼克森最信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之後，季辛吉嘗試用他對於國際關係深層架構的理解去推動美國外交戰略的轉向，嘗試讓美國以更低的成本構建一個對其更加有利的外交環境。
季辛吉之後，為什麼美國再無「季辛吉」？
之前給季辛吉寫傳記的作者說道：季辛吉是一個特例，他是特殊歷史環境下、特殊國內政治背景下的一個特殊人物。
這種特殊性讓我想起了我前兩年在一次視訊會議時講到美國的對外戰略，講到離岸平衡、勢力均衡、地緣政治。有一個參會的美國學者直白地說，你們說的這些人，季辛吉也好，布熱斯津也好，他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他們是歐洲人。我當時還被震驚了一下，但是現在看起來其實這個是常態。
「季辛吉」能夠產生，首先是因為有尼克森。就中美關係而言，尼克森的政治勇氣、季辛吉的外交智慧，兩者共同促成了中美關係的變革，朝著健康和良性軌道發展。
換言之，季辛吉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產物。第一，美國的實力在全球繼續具有壓倒性優勢，但是不像二戰結束以後一家獨大，能占到全球2/3的體量，也無法繼續承擔佈雷特森林體系無限制兌換黃金的義務。美國在越南將近十年的介入，耗散了國內的政治支持，讓美國的戰略資源在次要方向上大規模流失，亟需進行戰略調整。
同時，當時美國的國內政治處於一個古典的環境，還具有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當中描述的精英主義的一些特徵。所以尼克森可以關注於大局，關注於戰略，他願意去承擔這種政治上的責任，並且能夠從不同的方向和季辛吉得出相同的結論，從而能夠在關鍵的崗位上任用季辛吉，賦予他足夠的政治權威、政治信任和政治空間去採取行動，不像現在的領導人只關注個人在政治上的得失，關注程式和細枝末節的問題，缺乏採取行動的勇氣。
當我們說美國為什麼現在沒有季辛吉的時候，其實我們想要問的是，美國人為什麼再沒有選出一個類似於像尼克森這樣的總統？從冷戰結束以後，我們發現美國總統在制定大的戰略，尤其是對外戰略時的能力，相較於之前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
尤其是從歐巴馬開始，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國在對外戰略中的政策品質，到最後執行戰略的績效、對於世界實際產生的效果呈現持續下降，這個和大家印象中的季辛吉和尼克森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對於季辛吉去世以後引發的懷念，除了他個人所具備的能力和影響，以及取得的成就之外，繼任者的無能、低效以及由此形成鮮明的襯托，在中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更加顯得有季辛吉這樣一個時代，或者說季辛吉個人所具備的這樣一種認知能力，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對於中美關係來說，季辛吉意味著什麼？
今年7月，我們的領導人會見季辛吉時，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52年前，中美兩國處在一個關鍵轉捩點，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同尼克森總統和你本人以卓越的戰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確抉擇，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
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中美關係的改善是美方對中方的單向施捨，或者認為是季辛吉一個人獨立扭轉的結果。其實這是雙方相向而行，儘管我們的實力大小和強弱在那個時候存在顯著差別，在現在仍然有差距，但是中美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成就的，而不是單方面努力的結果，一個巴掌永遠是拍不響的。
中美關係之所以在今天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是美國不顧中國意願的表達，堅定而頑強地要偏離中美關係原有的戰略軌道。而季辛吉的特點在於他的才能、學識、認知和理念，在恰當的歷史時機出現在了恰當的位置，他勇敢地迎接了歷史給予他的機會，做出了恰當的決斷。這一系列因素耦合到一起，最終成就了季辛吉在中美關係中所做出的特殊貢獻。
對於季辛吉來說，從任上中美關係破冰，到後來見證冷戰的結束，見證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的高速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看到美國逐漸偏離原先正確、健康、良性的發展軌道，導致中美關係沒有必要地出現下跌和惡化。在這個過程中，季辛吉仍舊在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嘗試去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美國方向上，當季辛吉離開白宮之後，他一度被聘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顧問委員會的成員。當然，特朗普上任之後把整個委員會解散，他認為不需要聽他們的建議。
這個應該是中美之間在歷史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異。對中國來講，「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傳承，「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文化，以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思維模式，有系統性的延續。所以當季辛吉去世的消息傳來，包括他之前百歲生日時到中國來，他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中國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去對季辛吉做出這樣的評價。
這個老朋友並不是說季辛吉就是中國的「國務卿」，說他「通共親中」，並不是這樣。季辛吉作為美國的國務卿，作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捍衛著他理解的美國國家利益，這種國家利益抽離了意識形態，抽離了美國國內政治過程的考量，抽離了具體的政治黨派和個人在美國國內競爭性選舉政治中的得失和計較，從站在大局、站在歷史的角度，體現著他對於國際關係的認識和理解，或者說指導著季辛吉的外交戰略理念，在很長一段時間讓他對於國際關係有著深刻的洞察。
當然從西方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季辛吉的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又或者是他對於國際關係和外交認識的這樣一種方法論，都呈現一種微妙而略有些尷尬的境地。
在西方學界，國際關係學科正呈現出所謂科學化的發展趨勢，對於歷史的洞察和理解被認為是一種不準確、不連續、不科學的方法，轉而開始系統性地嘗試抽掉具體的歷史情境，將歷史還原成資料語料的碎片，然後用程式化的方式進行認知、理解和研究的方法正在迅速上升。
但是伴隨著這種研究方法的變化，歐美西方國家在外交戰略中作出正確的、有效的戰略決斷和戰略政策的能力和實踐，都在持續下降和減少。歐美西方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持續衰退，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歷史的警醒。
想必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季辛吉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中美關係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最被人反復提及的功績之一。與其說一部分原因是來自於當時在一個特殊環境下做出了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決斷，不如說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用自己的成就，用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發展，反過來為季辛吉進行了加持。
如果中國沒有取得歷史性的成就，沒有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中美關係破冰的歷史意義和戰略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想必在對季辛吉的評價當中，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複雜而微妙。
另一個方面，季辛吉見證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有他在中東地區搞」穿梭外交「的高光時刻，見證蘇聯解體的歷史性瞬間，看到美國總統雄心勃勃地在全球用不同於地緣政治、勢力均衡等理念去踐行人道主義干涉，並且似乎在一定場合還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高光。同時季辛吉也看到了美國的外交戰略脫離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原則，因為不計成本、不尊重他國的核心利益、無視美國自身的特殊性，無視其他地區在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的特殊性，過度擴張所導致的衰退，以及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優勢地位可能無法扭轉的消逝。
再加上美國國內政治以一種完全不符合精英認知的方式在30年間急速轉向，導致出現了激進進步主義的畸形發展，以及右翼在民粹情緒裹挾下，充滿政治野心，但缺乏與之匹配的政治能力的煽動型政治人物的回歸，以及由此導致美國國內政治陷入持續性的撕裂和紛爭，日趨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外交戰略和外交行動的國內政治化，偏離了西方國家自己總結出來的所有外交歷史經驗、方向和道路，以一種近似於不可理喻的非理性方式急速衰退。
我相信季辛吉是非常痛心的，也非常希望進行扭轉。所以我們看到，後期進入老年的季辛吉，很多認知和理解出現了變化。當然這位老先生身上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一點，就是他持續不斷地在接觸一些新的話題，並且能夠用相對比較務實的方式去認識和理解他原先並不熟悉的事物，同時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去推動在戰略認知上的重大調整和變化。
無論是對於核武器和戰略穩定的看法，又或者是對地緣政治、中美關係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的認知，以及美國如何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使用自身實力，如何在一個冷戰後的世界以可持續的方式，盡可能延續美國的戰略優勢和美國主導下的戰略體系，季辛吉都在持續不斷地發聲，即使承受了外界的壓力。
在人工智慧、資訊技術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等這些新領域，季辛吉也嘗試在他既有能力範圍之內對它們進行全面的認識、理解，並且向世界貢獻出了一些具有啟發和參考價值的觀點。這確實是令人尊敬的。
）
中國對於季辛吉的尊敬，尤其是我們的領導人、外交部門，從國家戰略、從中美兩國以及整個國際體系演進的這樣一種高度和宏觀戰略層面，對季辛吉給予了高度肯定，體現了中國的智慧、文化、格局以及心胸。
我們尊敬季辛吉，不是因為他主動做了多少為中國著想的事情，毫無疑問，對於季辛吉來說，置於優先地位的永遠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他能採取一種務實的方式，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相對比較準確的理解基礎之上，識別出中國的核心利益，並且強調這對美國也有必要。無論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強弱對比多大，美國應該對中國的核心利益予以實質性的尊重，季辛吉意識到了這一點。
儘管在政策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變化與干擾，但是總體來看，季辛吉堅持自己的認知，並且客觀上使得中美之間得以相互成就，儘管這未必是他的主觀意願，但中方不介意珍視這樣客觀的效果，並且給予善意的回報，這符合中國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徵，也是中國對於季辛吉的客觀認識和評價。
就像我之前在一期視頻裡面提到過的，對於很多中國的外交官來說，季辛吉從不大聲咆哮，也不會拍桌子，或者給予一些赤裸裸的、粗鄙的語言威脅，但季辛吉毫無疑問是中國遇到過的最難纏的、最具挑戰性的外交談判對手。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因為他能夠客觀的去說一些話，去做一些事。這種客觀，尤其是在經歷了他的一系列繼任者、同行的襯托和對比之後，在今天這個世界就顯得尤其珍貴。
如今西方世界的領導人們談外交、談戰略，說出來的問題不著調的讓人抓狂。在這種背景下，大家對於季辛吉深刻的懷念，毫無疑問是值得理解的。
歷史具有特殊的諷刺意味。今天誰在認真討論季辛吉？今天誰在認真思考季辛吉留下的外交遺產？目前看起來，在中國可能討論的比在美國要更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準確一些。當然我們今天懷念季辛吉，不是說希望美國再出現一個季辛吉，方便我們更好地跟它打交道，而是大家能夠心平氣和地回到關注雙邊實質性利益的角度，真正把外交當成外交，把對外戰略當成對外戰略來處理，不要老是帶著那種政治的精算、狡詐、自以為是和小聰明，增加完全沒有必要的成本，增加損人不利己的不確定性，從而耗散資源，影響我們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奮鬥的腳步。
一個時代的結束
11月28日芒格去世了，11月29日季辛吉去世，我們會發現美國面臨的真正挑戰不是說這些人去世了，而是去世之後繼無人，看不到下一個在哪裡。甚至他們自己都不在意這些人的離開，已經失去了正確、深層次進行系統性思考的能力。這讓人回味悠長，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警醒，也是一種教訓。
我們討論季辛吉，很多時候是在中美戰略關係的背景下進行，同樣我們也要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已經經歷了重大變化，但那時候的經驗、智慧、核心原理，在今天，至少在中方這一側，得到了有效的傳承和發展。
我們提出了中美關係的三原則，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而這些樸素語言的背後，是對於中美關係深層規律的準確把握，是對於我們的周總理、毛主席，美國的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博士推動中美關係破冰所展現出來的戰略智慧和政治勇氣，繼承、創新的理解。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不僅是中美關係，世界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季辛吉博士留下了很多問題也沒有解決，他的「穿梭外交」在中東一戰成名，但是中東地區今天的局勢也是從那個時候延續發展至今，偏離了最初的秩序和結構，並且持續惡化。
過去的一頁隨著這些變化變成歷史，包括迄今為止仍然讓大家印象深刻的美國霸權，可能都是歷史進程中不可阻擋的一個趨勢。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講，既要紀念季辛吉博士為中美關係作出的這樣一種良性貢獻，同時也要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下，勇敢承擔起中國所要承擔的責任。當世界進入到這樣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需要中國為這個世界貢獻自己的智慧，做出自己的成果。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僅僅不斷懷念那些逝去的人物，感慨他們的智慧，更多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走好我們自己的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相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在新的國際體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是對季辛吉博士曾經為中美關係客觀上作出貢獻的一種最好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