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排名還有意義嗎？
文/紐約時報COLIN DIVER
耶魯大學法學院上週宣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它將不再參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每年發布的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排名。鑒於申請者和校友對這些排名的高度重視，耶魯大學的決定在法律界乃至整個高教界引起了震動。然而，哈佛大學、加大柏克萊分校、喬治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佛大學和密西根大學的法學院迅速跟進。它們所在的大學會加入抵制嗎？其他學院和專業院校也會這樣做嗎？這會是大學排名終結的開始嗎？
我當然希望如此。
自從1983年創立以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高校排行已經發展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數十年來，它們經受住了來自記者、大學校長和美國教育部長的尖銳批評，他們認為這種排名忽視了各校的鮮明特色，迫使大專院校放棄優先事項和原則，只重視那些有利於排名提升的事情。
事實多次證明，其基於未經驗證數據的評分系統存在造假的可能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對此一再否認。哥倫比亞大學提交了誇大的統計數據，結果在2022年的「美國最佳大學」排行榜上獲得了第二名——這只是該現象一個最新和最明顯的例子罷了。
儘管幾乎所有的專業教育工作者都對這些排名不屑一顧，但在上週之前，只有少數特立獨行的學校敢退出評選。《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把自己的統計數據插入排名公式，從而有效地懲罰了那些學校。里德學院（我曾任校長）於1995年退出後，排名從高位驟降至底部25%區段。哥倫比亞大學由於上報明顯有偏差的數據而受到抨擊，選擇不提交最新排名需要的數據，結果排名從第2位跌至第18位。
里德學院成功地挺過了排名的下滑，甚至獲得了蓬勃發展——通過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叛逆姿態，標誌著它致力於學術嚴謹的堅定承諾。哥大最近降級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但兩名學生已經提起訴訟，指控該大學以誇大的排名誘使他們入學，構成了欺詐。
似乎大多數學校都害怕排名下降，這種恐懼不無道理。學術研究一致表明，排名的顯著下降與次年的申請人數減少存在相關性。正如一位大學校長曾經告訴我的那樣，「我討厭排名，但單邊裁軍無異於自殺。」
不過，我感覺這次不一樣。
與里德學院或其他曾經拒絕上榜的聖約翰學院等高校相比，哈佛、耶魯和其他頂級法學院更難以忽視。這些法學院無論是聲望、財富還是影響力都是拔尖的。人們對它們的行為不可能視而不見。
他們抵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原因不僅是因為排名方法或不可靠的統計數據的爭議。這些院長們強有力地宣稱，他們認為該排名採用的計算方法通過巧妙地懲罰那些試圖為出身不那麼優越的人提供進入法律行業的機會的法學院，以及那些幫助他們的畢業生為公共服務職業做準備的法學院，來獎勵財富和特權。
有些觀察者猜測，這種解釋可能掩蓋了其他動機，比如希望規避最高法院將錄取決定中的種族偏好宣布為非法的預期裁決。或者排名第四的哈佛和排名第九的柏克萊只不過是對目前的排名不滿，雖然這無法解釋排名第一的耶魯為何抵制。但由於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排名上進行懲罰的風險如此之大，以至於我認為我們必須相信這些院長們的話，從而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們反對的合理性上，而不是去猜測他們的動機。
法學院院長們提出的理由也適用於本科院校的排名，因為反對本科院校排名的理由大致相同。
這些排名依賴於各種各樣的「學生擇優錄取」標準，比如入學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對一些研究生院來說，還有學校的錄取率。這些排名鼓勵招生辦公室更看重考試成績，擴大具有約束力的提前錄取決定招生名額，大幅增加基於成績（而不是基於需求）的補助金額——這些做法有利於較富裕的申請人，往往以犧牲低收入的同齡人為代價。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採用的「結果」衡量標準，如總體畢業率，或對研究生院而言是畢業生就業上的成功，進一步鼓勵學校錄取那些本就有望成功的申請人。儘管許多學校希望鼓勵更多學生從事公共服務工作，但在這個目標上的成功很可能會讓它們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評級系統中丟分，因為公共服務工作的工資相對較低。
這些排名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們將學術質量與學校財富等同起來（比如使用平均到學生頭上的財力資源、教師工資等計量標準）。這鼓勵了對繳納全額學費的學生、父親或母親曾就讀該校的學生，以及富有捐贈者子女的錄取偏好，也反過來助長了已經困擾高等教育的支出和募捐軍備競賽。與此同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公式對學校提供基於需求的助學金方面的支出沒有加分，儘管公式中對獲得聯邦政府佩爾助學金學生的高畢業率有一定的加分。
就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學校排名中對學生債務負擔較低的學校給予遲來的獎勵這一嘗試也能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因為這鼓勵學校錄取更多不需要貸款的高收入學生。
一些教育工作者表示，儘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存在種種缺陷，但它仍是衡量學校表現的最佳標準。但我希望許多其他人將公開承認，是摒棄這一排名的時候了。
隨著排名靠後的學校不再認真對待排名，申請者以後可以從指南書、政府數據庫，以及學校的網站挖掘信息，自由地制定自己的優秀標準。換句話說，申請讀本科和法學院的學生需要自己做功課，而不是依賴一本雜誌為他們做功課。
與此同時，從排名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教育者們可以自由地追求他們獨特的教育使命：制定自己的優先事項；將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學生們學到的東西上，這在目前的排名計算中沒有任何比重；大膽地錄取那些來自不那麼優越的家庭、有望成功的申請者；為畢業生們在更廣泛的領域從事有成就感的工作做準備。簡言之，這將讓學校回歸高等教育作為社會流動引擎、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歷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