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裕明》美國贏得戰鬥 戰爭終局卻難入帳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行動一週後，軍事優勢並未轉化為政治成果。伊朗仍可以飛彈與無人機反擊，德黑蘭政權仍維持運作。圖為美國紐約民眾抗議美、以軍事打擊伊朗。
從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行動一週後，美以聯軍已基本掌握伊朗領空，伊朗的彈道飛彈庫存與海軍力量已大幅削弱，部分核設施與多名宗教、政治與軍事領導人遭到打擊。從戰術上而言，川普已經取得一場他所期待的戰爭，以空襲、飛彈與無人機為主的遠距離打擊，在不投入地面部隊的情況下對伊朗造成重大軍事損失。
然而，軍事優勢並未轉化為政治成果。伊朗仍可以飛彈與無人機反擊，並威脅攻擊經過荷莫茲海峽的能源運輸船艦，德黑蘭儘管遭受大規模轟炸，政權仍維持運作。與此同時，石油與天然氣價格升至一年多來高點，全球股市下跌，美國的軍事成本已達數十億美元，美軍亦出現傷亡，國內民意多數反對戰爭。
更為深刻的問題在於戰略結構。美國及其盟友正在消耗武器與防空系統，而伊朗則使用成本較低廉的無人機來對抗高成本攔截系統，讓戰場的成本結構不利於美方。同時，華府的戰爭目標與戰爭終局始終未定，從摧毀核能力、削弱飛彈力量到可能的政權更迭，始終缺乏清晰優先順序。
於是說，倘若戰場優勢無法轉化為停火條件，那麼這場戰爭究竟要如何結束？當攻擊方不斷提高目標、防禦方拒絕以敗者姿態談判，而外交斡旋又被戰火破壞時，「贏得戰鬥」是否正逐漸遠離「贏得停火」？
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中指出，戰爭只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軍事行動不能脫離政治目標來理解。換句話說，國家在發動戰爭之前，必須清楚知道自己想達成什麼，以及戰爭應該如何結束。
2026 年的美伊衝突某種程度上正印證了這個警告。川普政府在軍事上採取壓倒性的空中打擊，作戰行動精準且破壞力強。然而，戰爭的政治目標卻始終不明確，而且說法不斷改變。當軍事手段越來越強，但政治目標越來越模糊時，就會出現一種弔詭情況：戰場上打得越成功，戰爭反而越難結束。
克勞塞維茲還提出「三位一體」概念，認為戰爭由三種力量構成：人民的情緒與意志、軍隊與指揮官在戰場上的運氣與判斷，以及政府的政治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三個因素在這場戰爭中都出現問題。美國國內約6成民意反對戰爭，美軍也出現傷亡，甚至發生科威特防空系統誤擊三架美軍 F-15 的事件，顯示戰場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同時，川普政府對戰爭目標的表述反覆變動，使整場戰爭缺乏穩定方向。
克勞塞維茲認為，要真正結束一場戰爭，通常必須動搖對方三個支柱之一：人民的抵抗意志、軍隊的作戰能力，或國家的政治目標。美國與以色列在軍事上確實削弱了伊朗的戰力，但伊朗社會並沒有因此放棄抵抗，反而可能因外部打擊而更加團結。同時，伊朗政權的核心目標是維持統治，只要這個目標仍然存在，戰爭就很難真正結束。這也是為什麼，即使飛彈被摧毀、軍艦被擊沉、核設施遭到打擊，衝突仍然沒有明確終點。
另一個重要概念是「摩擦」（friction），指戰爭中各種看似細小但實際影響巨大的困難。例如彈藥消耗。3 月 6 日，川普在白宮召集七家大型軍工企業 CEO 討論提高武器產量，顯示戰爭已對軍工與供應能力造成壓力。問題可能不只是能否打贏伊朗，而是戰後是否仍有足夠武器維持全球嚇阻。
換句話說，如果一場戰爭沒有清楚的政治目的，軍事勝利就像一封寄不出去的情書。內容或許情摯而且動人，但沒有地址，終究無法送達。而且呢，當發現信紙正在用完時，戰爭的摩擦就變成了戰爭的危機。
停火通常需要一個前提，雙方至少知道達成什麼條件就可以停，或接受什麼條件。但在這場衝突中，美方的戰爭目標一直在改變。從開戰時的推翻伊朗政權，幾天後，美國官員把重點放在摧毀核能力與飛彈力量，之後川普又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目標不斷調整，使戰爭終點變得模糊。當攻擊方自己都搞不清楚何時算勝利，防禦方自然沒有理由接受停火。
伊朗的策略則完全不同。面對軍事力量更強的對手，伊朗選擇拉長戰爭並提高衝突成本，以測試美國的政治意志。對伊朗而言，只要政權仍然存在，就是一種勝利。這種「撐下去就算贏」的思維，與美國希望快速取勝後撤出的戰略形成明顯矛盾。
進一步來說，停火通常需要第三方調停，但這些管道正在被削弱。安曼等國曾嘗試推動降級，但伊朗隨後對卡達、安曼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發射飛彈與無人機，而這些國家正是可能的調停者。另一方面，川普表示除非伊朗無條件投降，否則不會與其談判。結果是，雙方都在關閉談判出口，第三方調停者也被逐漸排除在局勢之外。
美伊衝突在結構上與俄烏戰爭有相似之處。例如，攻擊方往往期待快速勝利，但戰爭目標卻不斷擴大。而且兩場衝突中，領導人都曾表示「戰爭其實還沒真正開始」，並呼籲對方軍隊或人民放棄抵抗。烏克蘭前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提醒，外界常低估戰爭的持久性。只要戰爭目標包含政權更替，衝突往往很難迅速結束。
當然，美以在軍事技術上明顯優於俄軍在烏克蘭的表現，但倘若政治目標不清楚，再強的軍事能力也可能被拖入長期消耗。烏克蘭戰爭已顯示一個教訓，軍事打擊可以摧毀目標，但不會自動產生政治結局。俄羅斯用4年的時間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在伊朗是否正在重蹈同樣的結構性錯誤？用壓倒性火力追求一個不斷膨脹的政治目標。
倘若把美伊戰爭當成一場觀察案例，對台灣而言，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伊朗如何在打擊後維持運作，而是另一個問題，美軍與以軍如何在短時間內瓦解一個國家的防空與指揮體系。
美以聯軍在這場戰爭中展現的，是高度整合的作戰模式，先掌握情報優勢、進而電子戰壓制、精準打擊與多域作戰的協同運作。對台灣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研究伊朗如何「活下來」，而是反向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未來中國採取類似的方式，台灣的防空系統、指揮節點與通訊網路，乃至於關鍵基礎設施等，是否能承受衝突初期的打擊？因此，真正的課題不是如何在系統被摧毀後維持運作，而是如何提升防護與韌性，使防禦體系不會在戰爭初期被迅速削弱。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實是盟友參與的程度。伊朗長期在中東所建立的代理人網絡，在衝突中並未全面投入戰爭，俄羅斯與中國的協助也有限，僅有言語上的支持，各個勢力的行動都受到自身安全與政治利益的限制。這提醒我們，在安全衝突中，盟友或夥伴的支持往往具有條件。
對台灣而言，國際合作與安全夥伴仍然十分重要，但也需要理解各國在危機情境下可能面臨的政治與經濟壓力。也就是說，更亟需提升自身防衛能力與制度韌性。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