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廖雨詩》不是只有凶手有問題：北車為何無法標示危險
城市空間中，突如其來的煙霧或不尋常的動作，往往先被解讀為「可能有其他情境」，而不是立即啟動避險反應。這正好解釋了12月19日當下許多目擊者最初的遲疑——那不是冷漠，而是城市環境長期訓練出來的錯誤判讀。圖為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專案小組進行3D技術重建現場。
經過近一個月的偵查，台北地檢署已於1月中旬偵結12月19日台北車站—中山商圈隨機攻擊案。調查確認，嫌犯張文在台北車站投擲煙霧彈後，轉往中山站與誠品南西一帶持刀隨機傷人，造成4死11傷，並於現場墜樓身亡。檢方指出其行為具高度計畫性與路線設計，並排除共犯與外力操控，依法作成不起訴處分。
然而，法律程序的「偵結」，並不代表這起事件在公共安全層面的意義已經結束。相反地，它更清楚地把問題推回到一個我們不願面對的現實：在這樣的城市裡，人們為什麼沒能及時意識到——現在不安全。
12月19日傍晚，煙霧彈、長型刀械與明確的移動路線，在台北最繁忙的交通與商業節點同時出現。暴力的突然與殘酷無庸置疑，但比凶手更值得被檢討的，是我們所處的城市是否已經失去了即時標示危險的能力。
這不是對受害者或行人的責怪，而是一個關於城市如何「教會人們判斷風險」的問題。
從都市空間使用的角度來看，台北市中心，尤其是台北車站到中山商圈一帶，長期承載高度混雜、多重用途的行為型態。通勤、購物與休閒活動，與各式臨時性、展演式行為交錯存在。街頭拍攝、角色扮演、快閃行銷與戲劇化行為，早已成為日常景觀的一部分。
問題不在於這些活動本身，而在於：當非日常行為被反覆納入日常經驗，人們對異常的警覺，會被系統性地延後。
因此，在這樣的空間中，突如其來的煙霧或不尋常的動作，往往先被解讀為「可能有其他情境」，而不是立即啟動避險反應。這正好解釋了12月19日當下許多目擊者最初的遲疑——那不是冷漠，而是城市環境長期訓練出來的錯誤判讀。
作為受過完整建築設計與都市計畫訓練的研究者，我更傾向將這起事件理解為公共空間治理失能的結果之一。公共空間從來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一套會影響感知、引導行為、塑造判斷順序的系統。當這套系統無法在關鍵時刻清楚標示風險，個體的遲疑並非錯誤，而是被空間與制度共同製造的結果。
對照日本，cosplay與街頭表演看似受到較多限制，但其真正目的並非壓抑自由，而是刻意製造清楚的情境界線。這類活動被限定於特定場域與時間，一旦脫離這些被標示的情境，在一般公共空間中出現武器、煙霧或高度異常的行為，幾乎不需要額外解釋，就會被視為潛在危險。
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在替整個社會降低判斷成本。它告訴市民：在非活動場域，異常就意味著危險，不必替它找藉口。
反觀台灣，公共空間被高度開放，行為型態極為自由，但相對應的風險辨識教育、空間訊號與治理配套卻長期缺席。在缺乏界線的情況下，人們被迫自行承擔判斷責任，而這種判斷，往往因日常化而延後。
更尖銳的問題是：政府是否過度沉迷於「放任式自由」？只要不違法，就全面開放，看似進步，實際上卻是一種責任後撤。政府樂於行銷自由、多元的城市形象，卻忽略公共空間同時也是一套必須被設計與管理的風險系統。
所以問題不在於街頭活動該不該存在，而在於：為何缺乏清楚的活動與非活動場域界線？為何公共場域沒有足以讓一般人立即判斷「這不正常」的空間訊號？又為何長期忽視公共空間的危險辨識教育？
即使在檢方於1月中旬偵結1219案之後，輿論多半把焦點放在嫌犯的心理與家庭背景，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如果城市本身仍無法告訴人們「現在不安全」，那麼遲疑就會成為下一次悲劇的前奏。
這不是單一案件的問題，而是公共空間治理是否願意承擔責任的問題。若政府持續以「高度自由」作為不設計、不界定、不教育的藉口，那麼下一次異常出現時，我們仍可能站在原地等待解釋，而不是立即逃離。
而這，正是一座城市最該避免的風險。
（作者廖雨詩為亞東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兼任助理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
